阎连科法广有幸采访到了刚刚从布拉格回到北京的阎连科:

:获得卡夫卡奖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突然,因为这个奖已经评了14届,在亚洲地区,之前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获得过,中国作家是第一次获得。我这次去以后才知道,在之前的十四届中间,只有两个人是第一次入围就得奖,第一个就是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作家品特,第二个就是我。非常意外,我第一次入围就得奖。

这是一个以卡夫卡的名字命名的奖项,有八个评委,包括捷克,,俄罗斯等国际人士组成评委会,至于如何入围,如何评奖我一概不知,这个奖不象诺贝尔文学奖那样,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知道一些情况。所以我说对我来说,这是很突然的,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如何入围,直到通知我去领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法广:您有没有受到卡夫卡写作风格的影响?

阎连科:我想很难说是否受到过他的影响,卡夫卡是世界上很多作家都非常喜欢的作家,所以我们都说他是“作家中的作家”,卡夫卡的小说我基本上全部都看过,我非常喜欢。如果说卡夫卡对我的有影响的话,我觉得有一句说的很好,作家马尔克斯在看完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后说:“原来小说可以那样写”。所以我看完卡夫卡的全部小说,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卡夫卡可以这样写小说,我也可以那样写,我可以和卡夫卡一样,走另外一条和大家完全不一样的写作路子。卡夫卡对我的启发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法广: 那就请您介绍一些你如何走和别人不一样的写作路子,因为卡夫卡评奖委员会说,将今年的奖颁发给您的原因是您“通过犀利的观察将中国的现实表现了出来“,您如何通过写作做到这一点?

阎连科:我想中国的现实非常非常复杂,没有一个作家有能力能够全面地,真正地把中国最深刻,最广泛,最复杂的某种真实表达出来。我想对卡夫卡也好,对二十世纪整个文学也好,忽然会发现,在某种写作中间,可能不需要我们能看到,能谈到的那种真实,中国现实的复杂性,荒诞性或深刻性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现实主义几乎没有能力去描述中国的现实。

所以我发现在中国的现实中间,有一种真实是被真实掩盖的真实,或者说是我们所有人都看不到的真实,还有一种真实是我们几乎认为不存在的真实,恰恰这种真实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更真实,是文学最重要的真实,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几乎无法关注或不愿意去关注的某种真实。我想我的写作不论是犀利,批判,是美或忧伤,恰恰就是这种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几乎不存在的真实,我要去捕捉,挖掘这样一种真实的存在。
法广:请用您的作品为例,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来反映中国社会的某一个真实的现象的?

阎连科:以《四书》为例,表面上看,好像那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一段非常悲剧的大历史,其实读那部小说的时候就会发现,在那个背景下,那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这的确是我们每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都无法表现的,只能用我说的“看不见的真实”才能描绘出那样的一件事情,《四书》是非常典型的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大跃进,大炼钢铁,知识分子被劳动,改造,那样一段被清洗的历史,但表面上看写的是那一段历史,但更重要的是小说探讨了为什么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不会发生,但实际上却发生了。

还有去年刚刚在法国出版的《日光流年》,写的是一个村庄所有的人都活不到四十岁,他们为活到四十岁大家坚韧不拔的奋斗,当然这些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太可能发生。

《受活》也是这样一种情况,中国人花无数的钱,要把列宁的遗体买过来, 发家致富,挣钱,过最好的生活,而列宁恰恰是社会主义旗帜的鼻祖,和马克思一样,这些都非常讽刺,也非常乌托邦。

我想正是抓住了这种看不见得真实,才让大家知道中国的真实恰恰就是阎连科写的这类作品。

另外还有去年写的,今年刚刚出版的作品《炸裂志》描写的是中国三十年发生的变化,在那部书里,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叫“改革开放”,而是感觉到中国的富有,膨胀和爆炸都是来自于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我想这种力量只有在读小说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这在生活中间是感觉不到的。我想我一贯的写作就是这样的,从中国最真实的地方,最深层的地方出发,去把握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法广:您的获奖感言非常关注“光明和黑暗”,您刚才也说到中国目前处于爆炸性的阶段。您认为中国的现实目前最令人关注的主题是什么?

阎连科:我在获奖感言中也提到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每个作家都能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真实,能看到现实中的光明,美好和善良,但是我说我作为上天选中的感受黑暗的作家,所以只能从黑暗中感受某一种真实,甚至从黑暗中感受光明,从黑暗中感受美。

我想今天对于我,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对中国现实最大的不安就是焦虑,大家不知道这艘巨轮要开到哪里去,会发生什么事,彼岸是什么,。我想今天所有的知识分子,或者作家,真正关系中国现实的人都会感到焦虑和不安。

当然生活中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但集中起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作家们的焦虑和恐惧吧。
法广:在将现实转化成文字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阎连科;《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之后,的确有一段时间,大概七,八年或十年时间里我的写作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自己觉得缩手缩脚,想像力不敢那么张扬和爆发,但是在《四书》和《炸裂子》之后,我可能就卸下了这个包袱。
首先是因为自己的年龄到了五十几岁,我常说,老天不会再给我留下太多的,最好的写作时间了,我必须做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去破坏现有的写作秩序就尽力去破坏。毫无疑问,写作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自由,只有通过写作的自由才能达到心灵的自由。

另外我也坚信,无论如何,中国这艘大船只能向前,不能后退,不是中国同不同意的问题,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这个民族出现倒退,可以原地踏步,甚至后退一点,但最终是必然向前的,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社会的判断,我才能做到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法广:这次去领奖的时候,对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有没有新的感受和体会?
阎连科:我想不能简单地说 中国的作家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拿了卡夫卡奖就认为世界文学开始关注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反过来,那么法国有那么多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那能不能说法国文学是世界最好的,独一无二的?不能这样去认识,我想文学还是要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作家共同努力。

中国还缺少巴尔扎克,雨果,加缪那样的作家,也缺乏优秀的剧作家,我想中国的作家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也更缺少像卡夫卡,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还需要一代,两代人共同的努力。我想现在对中国文学乐观未免有点太早了。

我对中国文学不太乐观有种种原因,不仅在世界上不够乐观,就是中国本土也是一样,我们认为的传统经典的写作,在中国的阅读人数非常少。市场化,玄幻小说都在侵蚀经典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典写作的环境现在不是百分之百的宽松,这需要作家个人的能力,才华和人格去做努力的,作为一个作家,如果缺少这样的人格和能力,事实上就是缺乏创作出伟大作品的才华。

我想我不知道如何去判断中国文学,我只能说自己要尽力去写作。而写作作为文学本身不再为出版,为读者或者为得到某一个奖项去写作,而仅仅是为了文学本身。

阎连科在他的获奖感言最后表示,卡夫卡奖评委会授予他的这个奖项,不是约伯在历尽黑暗和苦难之后获得的光明和财富,而是送给了那个感受了苦难而惟一逃出来报 信的仆人——那个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灯光。因为这束灯光的存在,那个生来就是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为这片儿明亮,人们就能 看见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开黑暗与苦难。而那位仆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报信的夜路上,人们与他擦肩而过时,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暂的 路程。

感谢阎连科接受法广专访。

来源:法广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穿墙网站镜像索引 (墙内可直接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