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猝死

1965年12月7日。

经过秋风扫荡落叶之后,当朔风在北京街头劲吹,只能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枝。虽然已是早上8点钟了,天昏地暗,不见太阳的影子。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似乎还刚从睡梦中醒来,商店店门紧闭,行人稀稀疏疏。

一个60来岁的姓王的老护士,穿着一件风雪大衣,头颈缩在长长的围巾之中。她不紧不慢地穿过王府井大街,来到东安市场旁边一条名叫“迺兹府”的街道,推开一扇红漆大门,那大门上方钉着“迺兹府12号”字样的门牌。迺兹府,过去叫“奶子府”,在北京话里“奶子”就是奶妈的意思。

迺兹府12号是一座四合院,分为前院、后院,四周有游廊,雕梁画栋,气势不凡。此处原是清朝王府,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蒋梦麟的私邸。1950年,周恩来把这座四合院分配给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居住——当时,此人在北京无立足之处,借寓于北京饭店。虽然他孤身一人,加上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一名厨师、一名秘书、一名护士,也不过七个人,成了这个拥有数十间房子的四合院的新主人。

白天,护士来此上班。她很准时,每天上午8点到达,准备好注射器之后,便会敲响那位民主人士卧室的门。他总是在那时刚刚醒来。他睡觉时,喜欢拉上窗帘,屋里昏暗而安谧。一听见敲门声,他便习惯地把手指摁在床头开关上,屋里的灯便唰地亮了。于是,护士推门进屋,给他注射一针胰岛素——因为他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注射两至三次胰岛素……

今天有点蹊跷,当护士像往日一般敲响卧室的门之后,屋里仍是黑沉沉的,没有响起那句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话:“请进!”护士又敲门,屋里仍然没有动静。

护士等了片刻之后,轻轻推开了房门,一道光线便投进这黑茫茫的屋。护士往屋里一瞧,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被子掉在地上,他斜着卧于床上,脸朝下,右臂伸向地板。

护士奔了进去,揿亮电灯,发觉地板上散落着几片硝酸甘油片。那是治疗心绞痛的急救药,发病时含一片于舌下,一两分钟之内便可使冠状血管扩张而获救。他患此症,总是随身带着急救之药。这次,大概是夜里发病,他掏出硝酸甘油片时失手落于地上。他伸手去取,却因心力交瘁而无法完成这“举手之劳”,终于垂下了手臂……

护士摸了一下他的前额,发觉尚有余温,当即拨电话给北京医院。急救车把他送入北京医院抢救。经注射强心针之后,他仍毫无反应。就这样,他孑然一身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从郑州匆匆赶来的同父异母、比他小16岁的弟弟罗兆麟……

此人是谁?凡是经历过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季和夏天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曾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他,便是“章罗同盟”的那个“罗”——,号努生。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他担任如下公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仍住在红门铜环的迺兹府公馆里,直至他辞别人世。

走访罗隆基秘书与“联络员”

1986年11月23日,北京雨夹雪,颇为泥泞。我在下午来到木樨地,叩开叶笃义先生家的房门。叶笃义曾担任罗隆基的秘书。1957年,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后,在198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叶笃义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后来,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

我请叶笃义先生谈罗隆基。作为罗隆基的秘书,他非常详细向我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以及猝死经过。以上关于罗隆基之死的情况,便来自叶笃义的口述。

我问及那位给罗隆基每天打针的护士是否还在,能否采访? 叶笃义摇头,说事隔多年,已经不知那位护士的去向。后来,倒是上海《文汇报》老报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谢蔚明先生,在1993年6月1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及:“我认识她,姓王。浦熙修和我都叫她王小姐,原系协和医院护士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安装铁肺后返美,就是王小姐护送的。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浦(熙修)、老舍注射肝精针剂,都是承她义务帮忙的。我也是请她注射的。罗(隆基)身亡之时,她应是花甲老人了。”

叶笃义告诉我,罗隆基去世之前的那个晚上,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

叶笃义先生知道我希望深入了解罗隆基猝死的情况,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赵君迈家的地址。我当即赶往赵宅。不料赵君迈先生的家人告知,他因病住在北京军区总院201房间。我问病情如何,答曰交谈无妨。北京军区总院离赵宅不远,在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5号。这样,我在1986年11月25日上午,赶往北京军区总院采访。85岁的赵君迈,穿着病号衣,披着军大衣,接受我的采访。他听力差,戴着助听器,在病榻上跟我笑谈往事。

赵君迈告诉我,他并非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而是无党无派人士。1957年,他既非“右派分子”,也不是“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新华社在1957年3月15日关于全国政协会议的报道中提到他,只一句话而已:“赵君迈认为,应该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安然无恙。然而,他却是章伯钧与罗隆基这两位“大右派”的联络员。

也真巧,前一天——11月24日,我在北京拜访当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陈新桂,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头衔”便是“章罗同盟的联络员”。然而赵君迈却是正儿八经的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

赵老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便告诉我,“在全国政协设有一个联络委员会,总共有25个联络委员,我名列其中。按照规定,每个联络委员都要联络几个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大都是有点‘麻烦’的人物。罗隆基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到了‘大麻烦’,谁都不敢担任罗隆基的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问,谁愿意当罗隆基的联络员?我说,罗隆基是我的老朋友。我自告奋勇当他的联络员。”

龚饮冰是龚育之的父亲(龚育之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赵君迈说,龚饮冰跟他是同乡,很熟悉。龚饮冰希望通过联络员了解联络对象的思想状况。赵君迈既跟龚饮冰熟悉,又跟罗隆基熟悉,确实是很恰当的联络员人选。

当时,罗隆基和章乃器,是两个“死不投降”的“右派分子”。尽管罗隆基“死不投降”,毕竟他是 “头面人物”,所以他在成为“右派分子”之后,虽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但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头衔。他没有被送往北大荒劳改,依然住在北京迺兹府那宽敞的公馆里。他和浦熙修断绝了来往。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孤苦伶仃地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院里。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觉得很有必要指派一位联络员,关心罗隆基。当然这位联络员必须是罗隆基的老朋友,能够跟罗说上话。赵君迈自愿当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真是求之不得。重要的是,赵君迈不光是罗隆基的老朋友,而且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批判”“揭发”过罗隆基,是罗能够接受的联络员。

除了罗隆基之外,章伯钧当时也被撤销了交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三级降到七级。不过,按照七级的级别,他还有小轿车。章伯钧住的四合院,比罗隆基大一倍,还有个小花园。他和妻子李健生以及子女住在一起,比罗隆基要好得多,但也是终日闷闷不乐。

谁来当章伯钧的联络员?在全国政协的联络委员会之中,无人敢于应承。

赵君迈对笔者说,“‘剩下’的章伯钧,没有人敢要,因为章伯钧在‘反右派斗争’中同样遭到了‘大麻烦’。我说,一不做,二不休,那就把章伯钧也给我吧。这样,我就成了章伯钧、罗隆基两人的联络员。”

赵君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说起了自己颇为传奇的经历:

他出生于1901年,比章伯钧、罗隆基都小;原名赵恒敬,是抗日将领赵恒惕的堂弟,生于湖南衡山县,却自费到日本上中学,在美国上大学。1922年,当他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时,罗隆基比他早一年来到这所大学,所以他跟罗隆基相识很久。

1926年他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桥梁工程,按常规应当是做桥梁工程师,而他却又进入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回国之后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第四师第三旅旅长。1932年,他率部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曾重创日军;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东北长春市市长兼警备区中将司令,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后来国共交换俘虏,他被放回。他觉得作为中将,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被俘经历,不愿再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不去台湾,而到香港经商。

赵君迈先生一生潇洒。据称他自称,“爱游泳,识水性,曾中流击水,是水上自由王国的浪里白条;好柔道,擅摔跤,曾扬名美国,是中国第一个国际自由式摔跤手;骑术高超,热衷提倡近代军事体育;曾学内、外家拳术,领得一身上乘功夫。”大约由于他喜爱体育运动的缘故,1955年当他从香港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摔跤协会主席。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出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当选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罗隆基的晚年生活

自从赵君迈担任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便常常登门拜访二人,跟他们聊天,为他们解闷,安慰他们,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赵君迈跟章伯钧原本只是认识而已,属于“点头朋友”,并无深交。经罗隆基介绍,赵君迈也与章伯钧交上朋友。

赵君迈认为罗隆基是书生。“反右斗争”之前,在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是核心人物,而罗隆基是表面上的领导人。

在赵君迈看来,罗隆基始终是爱国的,爱民主,强调人权。

赵君迈以为,章伯钧与罗隆基根本不可能结成“同盟”“联盟”。在“反右斗争”之前,章伯钧与罗隆基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吵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之后,罗隆基坚决不承认有什么“章罗同盟”,而章伯钧迫于政治压力承认了所谓“章罗同盟”。

赵君迈跟罗隆基无话不谈。他注意到,罗隆基往日爱穿西装,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则常穿中山装。经赵君迈提议,邀集几位老友,轮流聚餐,在餐桌上联络感情。这样的聚餐,大约每星期一两次,以晚餐为多,偶尔也有午餐。每一回聚餐,不论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还是四川饭店,章伯钧来,罗隆基也来。这样,被打成“章罗联盟”之后,章伯钧与罗隆基倒是常见面,常联络——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吵的了。罗隆基没有车,通常是章伯钧用车接他,一起去饭店。有时,罗隆基外出要用车,就打电话给章伯钧借车。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同璧以及她的女儿,还有黄绍竑、陈铭德,也常常参加聚餐。大家一起谈天气,谈种花,谈美食,边吃边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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