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表示个体在国家中的正式成员资格以及与这一资格相联系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的观点,从18世纪到20世纪,公民身份权利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过程:一是18世纪公民权利(civil rights)的发展,体现在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财产权利等方面;二是19世纪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的发展,表现在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获得和扩张上;三是20世纪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的发展,表现在福利救济、社会保障、劳动安全、医疗保障等权利的发展上。马歇尔的观点所表明的尽管只是英国政治发展的轨迹,但其将公民身份划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做法,却启发了其后的许多政治分析者,对于分析中国改革同样也不无裨益。

   时下,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尽管大多数人仍把它看做是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但从公民身份的角度衡量,它同时也是一部公民身份权利发展的历史。公民身份不仅是解释改革历史的支点,同时也是破解改革困局的凭借。

   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虽然初步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公民身份的赋权性结构,但公民身份权利却很大程度上被扭曲和异化。例如,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统一的国家公民被划分成城市居民和农民居民,不同的居民身份意味着差异悬殊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从而为城乡二元分化的进一步加剧埋下了伏笔。同时,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单位制度则把全部社会劳动者组织进国家的空间,造成公民完全依附于国家、许多公民身份权利无法落实的情形。

   30多年来的改革史,实质上是我国公民身份权利打破桎梏和扬帆起航的历史。它们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乡居民的公民身份权利不断趋于平等。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城乡居民之间的流动日益成为可能,而其与就业、福利等权利的脱钩则使城乡居民的权利鸿沟不断趋于弥合。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使城乡居民的身份越来越走向统一。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按相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提议,近年来也越来越迈出实质性步伐。

   其次,公民身份权利的分化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契约权利等得到实质性落实;城乡基层自治制度的推行使公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在草根层面上日益加强;听证制度、网络问政等的发展使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日益扩大;近年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障、义务教育等制度的完善则使社会权利得到实质性改善。

   最后,政府与公民社会成为公民身份权利发展的双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不仅赋予“公民权利”在《宪法》中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且还通过立法等方式使许多原则性规定不断走向程序化,为公民身份权利的落实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同时,公民社会也成为公民身份权利发展的重要动力。它不仅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立法、听证、司法等议程,而且还通过“散步”、“乘凉”甚至“开胸验肺”等非制度化方式推动公民身份权利的发展。较之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公民身份权利在发展空间、发展内容、享受主体和发展动力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时下,改革又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开始陷入重重困局,这种困局来源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启动方式。面对后“文革”时期严重的物质匮乏,当时的政治领导者坚定地选择了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略,并且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市场化进程。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当前而言,也形成了两大挥之难去的问题:一是贫富分化问题。在“效率优先”原则的作用下,我国已出现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中下层贫困积累同步推进的态势。改革开始遭遇来自社会下层的结构性抵制。二是政治腐败问题。改革的启动得益于政权组织的强力推动,但由此也造成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态势。许多在市场中捞取了大量好处的权力不想、也不愿退出市场领域。这既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腐蚀了政治权力,使政治腐败问题变得日趋严重。

   改革的困局给公民身份权利提出了何种问题?又当如何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加以破解?首先,社会公平问题的凸显表明我国社会权利的赤字,必须以社会权利来破解改革的结构性束缚。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使公民权利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满足,但众所周知,市场不仅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平,相反,它反而会制造社会公平问题,催生两极分化。这意味着,未来改革在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建设,实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同步发展。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必须重视社会权利的发展,加强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领域的建设,通过加强公民的社会权利来消解社会中下层阶级对于改革的抵制。

   其次,权力腐败问题凸显了我国民主和法治进程中的赤字,必须通过加强公民的政治权利建设来消解改革的体制性束缚。腐败之所以盛行,关键在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强化公民的政治权利,使公民真正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等,政治权力也就将日益走上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轨道。随着权力与资本边界的理清,市场经济也将成为法治的市场经济。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政治科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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