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引用司马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的一段话:“《》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情况,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判断,并没有言过其实。的确,在大学里面,在一些人文学科的课堂上,有些老师平常散布的东西,负能量多、正能量少。但这问题不仅限于”外国好、中国坏 “,其实质是:一些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背离宪法原则,讲社会主义的坏话,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在当今中国是由来以久的,三十多年来在大学课堂上常常如此,《》只是说了一个久已存在的事实罢了。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这三十多年来,讲社会主义、讲共产党的领导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相反,嘴上挂着”民主人权自由宪政”、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倒成了时髦。”

我完全同意司马南的看法。的确,长期以来,准确的说是从1917年苏俄革命以来,部分高校教师就开始不负责任的散布负能量,动不动就是“外国好、中国坏”,这方面北大教授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比如,北大教授李大钊在课堂上大谈俄国革命如何如何的好,甚至公开号召走俄国道路,颠覆国家政权意图十分明显且证据确凿。李大钊在俄国革命发生后,立马就象跳梁小丑一样欢呼,写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声称:“试看将来的世界必是赤旗的世界”,言外之意就是鼓吹取缔现政府的领导,颠覆国家政权。这在中国由来已久,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辽宁日报》只是讲了一个久已存在的事实。甚至,李大钊为寻求政治庇护,还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和苏联大使馆(这都有史料可查),这和王立军有什么区别。他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气节。

除此以外,还有北大的陈独秀教授,也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言必谈德国的马克思,难道德国的月亮就比中国圆!民国十年来,讲孔孟之道、讲北洋政府的领导不那么理直气壮了,相反,嘴上挂着“民主与科学”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倒成了时髦。这些教授们不负责任的言论,极大的影响了年轻人的思想,使他们对社会不满,敌视政府,譬如,毛泽东、蔡和森等年轻人就是他们思想的受害者。这些人不但在言论上反对政府,还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经费的支持,他们第一次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费就是俄国人赞助的卢布,并且还有外部势力的代表马林参加会议。(这有史料可查)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和传统,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体现的是本国人民的精神和气质,俄国有俄国的传统和精神,德国有德国的传统和精神,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和精神,怎么能照搬呢?民国以来,我国民族工业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时期,经济发展成就辉煌,出现了一批象张謇和荣氏兄弟这样的大企业家;社会方面,妇女解放小脚,男人剪掉辫子,男女婚姻自主;教育方面,新式学堂普遍建立,过去晚清只有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现在,新式大学在全国各地如何雨后春笋一般,清华大学就是典型……民国的成就全面超过晚清,为什么到了一些教授嘴里,就只有民国的坏话,就想取消民国政府的领导呢?

《辽宁日报》说得好:“大学生没有步入社会,对国情理解不深刻,所以教室应该对学生展现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中国形象。”李大钊和陈独秀这样的教授就应该被开除,他们抹黑民国,严重误导学生,以至于发生“五四”这样的社会动乱,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如果,他们与外部势力勾结的证据确凿,就应该以“叛国罪”加以逮捕;如果,证据不确凿,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加以处置。

司马南说得好:“学术没有超越于宪法之外的自由。爱国主义是公民的基本情感,学术自由则是学术活动中的一个规范。学术自由如果违背了宪法当中强调的”热爱祖国”这样的宪法原则,学术自由必须让路。”任何高校教师都不应该以学术自由为挡箭牌来否认和批评爱国主义,若违反了《中华民国约法》中强调的爱国主张,学术自由必须让路,不热爱民国政府就等于不爱国,这个道理应该旗帜鲜明的对学生阐明。

高校“七不讲”抓得晚了一点,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失误,应该从1912年就开始抓,那时就应该旗帜鲜明坚持以下内容不能讲:普世价值、 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不仅要口头传达,为了加强力度,应该作为书面文件传达到各个高校,毕竟,治校要有据可依。如果,当时做到了这些,恐怕象苏俄这样的敌对势力就难以趁虚而入,西方的歪理邪说就不可能大行其道,后面大规模的内战就避免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基于这一历史教训,旗帜鲜明的支持《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