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即将在京召开，为保障环境、交通、安全，北京可谓全力以赴，启用放假、限行、安检升级等政策，但是，这些措施却影响到了基本的民生所需，快递延迟了、牛奶停供了、暖气暂缓供应了，不免招来很多民众抱怨。
与小孩子喝不上新鲜牛奶相比，是APEC餐饮服务的无比精确。根据媒体报道，APEC预计开餐142场，就餐人数约7.3万人。最长送餐路段，直线距离300米。为使食物保持温度、口感和品相，餐饮人员经过秒表计时反复演练，最终用5分45秒到达餐桌，也即所有菜品从厨房端出到餐桌上，只能在5分45秒内——“演练”两个字的时候，让我想到了另一段历史。
“文革”后期，中国开始与西方缓和关系，1971乒乓球队破冰之旅后的第二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在此之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全国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动员，老师们反复教导孩子：美国人要来了，但是，是他们找上门来，并不是邀请来的，而且，随行人员中很多特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各个单位中，领导也开始训导职工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比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在具体的迎接方式上，也颇费思量。由于中美的长久敌对，且未建交，所以，不能组织迎接社会主义兄弟的那种十里长街式的盛大欢迎，但是，又不能街上无人。最终出台的政策是，在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所有机关、学校等单位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8点钟前下班或放学回家。
后来，尼克松在书中写道：“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是空空荡荡。”
在尼克松访华过程中，比较为人所知的就是“大扫雪”事件了。按计划，尼克松将游览长城，但在前一晚，突然天降大雪，而且，根据天气预报第二天仍有大雪。由于登长城的政治意义，美方也表示不能取消。为保证一路安全，北京市动员了十几万人扫雪，从钓鱼台到八达岭8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十万人连夜奋战铲冰扫雪，甚至长城上的雪都扫了。
除了扫雪，中方为尼克松游览长城还准备了假游客，并组织了几次演练。不过，由于大雪，领导认为，下雪的长城不应该有那么多游客，所以，很多人参加了演习却没能最终出场。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马耳它总统明托夫访华时，又一次去扮游客陪游长城、十三陵。有趣的是，虽然领导不断强调“随意些，还要再像游客一些”，但高压之下的人们又如何能同今天的中国人一样放松呢，还是露出不少破绽。
美国人看到大雪后还有人在石桌上打扑克时，好奇地走过去围看，而那几个演员照打不误，对美国客人置之不理，后来，被批评为“不礼貌”！在尼克松游览定陵时，气温极低，但却有一些儿童穿着毛衣，不合时宜地在那里游戏、打扑克，刻意安排的痕迹太浓，被美国人看出来了。事后，周总理对此向尼克松表示歉意，在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还有赞赏周总理当时的坦诚和直率的记叙。
北京行程结束之后，尼克松和周恩来一同飞往上海，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在如何接待尼克松这件事上，上海人没有采取北京那样的粗暴做法，而是显示了上海海派文化特有的“细腻”之处。
在余秋雨《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类似他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却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对帝国主义分子过于热情；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很多事情仍然没变，但更多的事情已经发生改变。
不变的是，外国人的评价，仍然那么重要。这种重要使得中国如此好客，任何细节上外国人的表扬，都会被拿来当做中国的成功，外交自然无小事，包括精确到秒的上餐时间。当然，很多人也觉得“与有荣焉”。
不过，更多的事情却改变了。如今，动员数十万人义务扫雪的“盛景”已经不可想象。前两年拜登访华，到小店吃面的举动，虽然被评为亲民，但很多人却在网上抱怨，拜登封街作秀耽误了他们的事情。当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改变已经发生，就注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中国人的批评比外国人的表扬更加重要。
按：有关“他者”在中国的形象及语境变迁，《大家》作者押沙龙 亦有撰文，详见下文：
《真洋鬼子的假奖状》
文/押沙龙
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某个陌生县城里见过两个骗子。一个长相憨厚，打扮得土里土气，看上去简直老实得像块砖头。他背着一个蛇皮袋，怯生生地向一个墨镜男打听：周围哪里有银行，儿子从美国寄来的外币，他要去兑换哩。墨镜男要求看看他的外币，看了一眼就像被蝎子蛰了似的，尖着嗓子喊：“这是……这是英镑啊！英镑！你可晓得？”但人家砖头男是个老实人，哪里晓得英镑美元这等子弟门庭？他就觉得人民币花起来方便，想一比一地换成人民币。墨镜男马上拍板，全部拿下！但是很遗憾，他手上的现金不够，万般无奈只好在街头拉人合伙买。为了鼓动大家的购买热情，墨镜男发表了街头演说，向大家普及外币知识。
他说世界有三大伟人：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为什么美元、英镑、马克最值钱？因为它们上头就印着这三大伟人。其中最伟大的是谁？是丘吉尔，所以英镑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我看了看那张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上面的世界第一伟人丘吉尔留着神气的小胡子，瘦小精干、相貌清奇。
当时我急着赶车，没机会看到大家的反应。我记得自己还挺感概：这么弱智的骗术怎么可能骗到人？骗人也要做好功课，干一行钻一行嘛，像这样怎么能吃饱？对他俩还忍不住有点同情。当然了，我这个立场不太对，此外我的担心恐怕也有点多余，阿森纳队教练温格就说过：人的智慧和愚蠢都没有止境。
前些天，光明网爆出一个大新闻：《红楼梦》的后二十八回手稿由于中国皇帝的迫害，在中国销声匿迹，但它并没真正消失，而是在异国辗转流传，最后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收藏。李约瑟又将他赠给中国学者张贵林。遵照李约瑟的提议，张贵林重新改写了《石头记》的后28回，将其带回祖国，使其终于重见天日。我对《红楼梦》一直颇有兴趣，看过不下十几遍，所以这个新闻一下吸引了我。
我岳父曾经在我们小区买过一个高档手表，里头镶嵌着12粒南非天然钻石，表盘上还有大颗红宝石，原价九千八，打完折一百五。这个手表的背后还刻着一行字：MADE IN NANFEI。我觉得，这个曹雪芹这个英国手稿比我岳父那个NANFEI手表还假。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应该能看出来这个新闻漏洞百出。但是让我吃惊地是，好多媒体和网站都毫无批判地转发了这条新闻，更让我吃惊的是，新闻下面的跟帖大多都是“激动！”“好期待！”“国宝！”，数量之大很难让人相信都是水军所为。
虽然红学界肯定不会买账，但是张先生还是完全有可能靠李约瑟忽悠住一批人的。可惜的是，他迫不及待地亮出了他改写的二十八回目录，这一下真是见光死了。这个书稿不愧是英国科学家收藏的，目录带有浓厚的维多利亚地下文学的风格：“荣华富贵憋死元春，猛遭蹂躏奸死迎春”“长春大帝同性恋爱，门衙子破解石头记”……这要是从俄国科学家手里得来的，估计就得是“证前盟木石共革命，悟大义宝黛赴延安”，要是从美国科学家手里得来的，就得是“潇湘妃子临危受命，银河舰队挂帆远征”，要是从日本科学家手里得来的……那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了。
其实这种新闻是有模板的：美公司愿花500亿求购我国一张中药方，遭到婉拒；美国防部长指出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XX歌舞队在奥地利金色大厅演出火爆，一票难求，著名指挥家史策勒热泪盈眶握住演员的手：“你们让我见识到了中国艺术的美妙！”；看到中国科学家的水变油方案后，美孚石油总裁惊呼：末日到了！
外国的科学家、艺术家、教授、官员们为了中国的事情十分忙碌，而且他们的身份还经常变化。我就曾见过一个单页广告：一脸睿智的摩根弗里曼（在广告上他不叫弗里曼，也不是演员，而是一个大学的教授）用他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发明，帮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施瓦辛格（在广告上他是无名氏）解决了性困扰。
中国骗子喜欢用外国人做道具，借力使力、隔山打牛，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毕竟有国界和语言的隔膜，大家相对难以查证。一个方面也跟外国人在中国的“他者”形象有关。国内诚信状况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相形之下，外国专家深目高鼻，看着个个都跟一辈子没喝过地沟油似的，多少让大家感觉可靠一些。而这么可靠的人都来说我可靠，那我当然就比这些可靠的人更可靠。
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了玛丽·卡雷对“形象学”的一种说法。卡雷认为：“他者”的形象从来都不是对方的真实反映，而是被主体构建出来的。主体依靠“他者”的形象来界定自己、理解自己。所以我们心目中的“外国人”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用比较绕口的方式说，就是：“外国人”是中国人理解中国的一种工具。
因为写作的原因，最近我一直在查阅八九十年代的旧报刊。我发现外国人作为“他者”的形象几十年里确实发生了某些变化。总体来说， 八十年代时期主流文化中的“外国人”形象，比现在的“外国人”更正面一些。从九十年代开始，这一形象开始多少有所矮化，但其中的某些特点好像还是保持了下来。
他们往往感情脆弱，而且多少显得有点大惊小怪，眼眶子浅。他们特别喜欢“热泪盈眶”，喜欢“感动”，喜欢“惊呼”，他们随时准备为中国人的艺术表演而流泪，为中国人的爱国情操而感动，为中国民科的发明而惊呼。而且他们特别渴望用高薪挽留中国的人才，可惜每次都惨遭失败。如果你只看这些文章的话，你会认为几十亿外国人最喜欢的戏剧是京剧，最信赖的医学是中医，最崇拜的人是周总理。
一般来说他们是诚实善良的，万一他们是顽固的、歧视中国的，那么他们最后一准会因中国人的卓越表现而改变看法。这个时候他们喜欢走上去，拍着主人公的肩膀：“我为说过的话向你道歉”，然后竖起大拇指，“中国人是好样的！”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据说是小学课文。里面的主人公在国外漂流的时候遇险，身上一无所有，就剩下了系在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红旗。他走进一家面包店，准备用身上新买的大衣换块面包，老板却拒绝了。他拍着主人公的肩膀（外国人特别喜欢拍肩膀）说：“可以用五星红旗换面包。”主人公“凝视着手中的五星红旗”，断然拒绝。老板抬高价码，用两块来换，也被拒绝。主人公离开面包店的时候昏倒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面包店老板竖起大拇指，（外国人也特别喜欢竖大拇指）说：安心养病，费用我来付！这时主人公发现，床头的花瓶上有一束鲜花，“花丛中插着那面心爱的五星红旗”。
既然收在语文课本里，我当然不能说这个故事是杜撰的。但是它确实符合官方主流文化里外国人的“他者”形象。
世事嚣嚣，天下滔滔，吾谁与归。人在成长中总会碰到自我认同的问题。这个时候，王后就会问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小明就会问汤姆：谁是世界上最可敬的人？从那以后，小明出门就忘不了带上汤姆了。
关于作者
刘远举，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