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势从利的中国式“势利”
徐贲
2014年11月5日有一篇《男子冒充巡视组官员行骗 受审时敬礼打官腔》的报道，像是一个笑话。一个说话结结巴巴的下岗职工杨某，冒充“中央巡视组官员”，以可以帮人办事为由行骗，竟然也能得手。11月4日，杨某在法庭上受审，连法官所说的是否有“异议”或要“辩护”都听不懂，每次接受检察官的讯问，他都会毕恭毕敬地鞠躬，对检察官说“你好”。他在弄明白“最后陈述”的意思后，举手朝法官敬了个礼——整个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傻骗子。
杨某对法官有一种本能的势利，他冒充巡视官，利用的也是别人的这种对“官”的本能势利。这是一种在当今社会里成为许多人条件反射的中国式“势利”。
势利分为两种，一种是虚荣和优越感的势利，另一种是自卑和无自尊的势利。西方人表现的经常是第一种势利，而中国人表现得更多则是第二种势利，当然第一种势利也并不因此减少。这与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奴性大有关系。
英语的“势利”（snobbery）一词最初使用是19世纪20年代，瑞士裔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一书中说，那时的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学生考试名单分为两列，一列是有门第身世背景的，一列是没有的，注明“sine
nobilitate”(非贵族出身)或“snob”。势利的其实是那些自以为出身优越，高人一等的人群。中文里出现“势利”要早得多，。《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汉书·张耳陈馀传第二》：“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应该说是侧重于下位者巴结讨好上位者的那种势利。
相比起中文里那种奴颜媚骨、百般讨好、趋炎附势的势利，英语里的势利则更表现为自视优越、目中无人、倨僈无礼。美国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在《美国式势利》（
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一书里认为，“今天的美国虽然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平等主义的社会，但却是一个势利在加剧和泛滥的社会，每一个势利者都想要占据一个制高点，才好看不起除了少数人之外的所有国人。”当势利者眼看就要爬到较高的社会位置时，却发现“那个制高点在不断变化和消失”，所以还得更加努力地往上爬。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极少有受奴性之累的，他们的势利可以成为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这正是爱泼斯坦对势利者的定义：“那些想安全地置身于最好的、最优雅的、最有德性的、最时尚的、最有趣的人群之中的人们。”
相比之下，许多中国人的势利就要猥琐、平庸得多。吕嘉健在《一意孤行与伟大的妥协》一文里指出，安于现状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中国势利文化的一种本质”。
中国式的势利是有奶便是娘、仰人鼻息、唾面自干——“中国人最大的上帝就是‘势利’二字，从势从利，没有世俗社会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
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在中国的制度中，‘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反过来造成了中国人个人对官和势力的依赖，谁的势力大，对我有利，我就可以委曲求全依附之，不惜改变自己的信念和意志，于是感情跟进，谄媚摇尾。”
社会中普遍存在这种势利，才使得那些骗术本不高明的骗子们照样能成功行骗，招摇于世。冒充巡视组官员的“傻骗子”并不是一个孤例。不久前，有报道说，汶川抗震小英雄雷楚年涉嫌诈骗46万元，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他的全部头衔不过是“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但在中国，这已经是傲人的政治资本，足以用来让许多人对他刮目相待，替他办事和托他办事了。这位小英雄年纪不大，却本能地深谙国人的势利，知道怎么利用他们的势利来让他们上当受骗。不只是他，任何人（从英雄模范到网络写手）只要头上顶着某种官方荣誉的光环，尽管有众人皆知的不良行为记录，也一定会有人替他刻意维护、百般遮掩，甚至肉麻地大肆吹捧。这种犬儒式的从势从利，日积月累，形成了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势利”。这样的势利古人已经能引以为羞，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理由让它在社会里大行其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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