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潘知常：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红楼梦》美学的创世纪

　　大家好！今天开始讲《红楼梦》。

　　我一直认为，中国美学的精华有一半在《红楼梦》里，还有一半在鲁迅的作品里。因此，不论是讲美学还是讲中国美学，都不能不讲《红楼梦》。而在剖析了从《诗经》到《水浒传》的美学传统的缺憾之后，《红楼梦》就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美学课题了。

　　一 文化圣经与美学圣经

　　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

　　我已经讲过，在中国美学里存在着一个从《诗经》到《水浒传》的美学传统，它意味着一个“忧世”的美学传统，一个现实关怀的美学传统，一个按照王国维的话说是“以文学为生活”的美学传统。坦率说，它实际也正是中国美学的主流。不过，“主流”却并不等于“精华”。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里说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中国美学也是如此。经过长期的研究，我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从《诗经》到《水浒传》的美学传统确实是中国美学的主流，但是，它却并非中国美学的精华，也并非中国美学的全部。事实上，在中国美学里还存在着一个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这才是中国美学的“精华”。他是“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不过，由于它并非中国美学的主流，因此往往被中国美学的“主流”遮蔽，或者被中国美学的“主流”扭曲，这就是鲁迅说的：“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我越来越倾向认为，中国美学的真正源头应该是《山海经》，《山海经》里的人物，乃是最为本真的中国人。“生日月”的羲和、“化万物”的女娲是中国的开辟女神；舞干戚的刑天、触不周的共工是中国的血性男儿；衔木堙海的精卫，布土堙水的鲧禹父子是反抗命运的悲剧英雄。《山海经》写了生命的热爱和愤恨，欢欣和恐惧，反抗和膺服，它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血性之源。遗憾的是，由于我在前面讲过的殷商之际以及秦帝国的建立这两大历史转折的出现，《山海经》这一美学源头却被无情地斩断了，被中国美学的“主流”遮蔽，或者被中国美学的“主流”扭曲。不过，它的“底细”和“点点的碎影”在仍旧依稀可见，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强调要“重构价值谱系，重写中国美学”。最早的，例如伯夷、叔齐，他们隐居在首阳山，不食周朝之食。为什么要如此，你们联想一下我一再强调的殷商之变，就会意识到，这正是对于从《山海经》发源的美学传统的呵护啊。你们是否记得他们的那首著名的诗歌《采薇》呢？“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其中对于“以暴易暴”的抨击，对于《山海经》这一美学源头的“命之衰矣”的感叹，以及“我安适归矣”的忧伤，至今还让我们心痛不已。此后，《山海经》这一美学源头的“底细”和“点点的碎影”还仍旧依稀可见。例如，古诗十九首，例如，李后主的诗词，例如，纳兰性德的诗词，例如，《金瓶梅》。

　　生命美学、个性美学、启蒙美学

　　而从美学的思想谱系的角度看，在中国美学的历程里也同样有踪迹可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庄子的生命美学、魏晋的个性美学与晚明的启蒙美学。

　　在儒、释、道之中，庄子的美学隐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就是：在强调人之自然时，他无疑是尊重生命的，当然主要是精神的生命，庄子美学也因此而被称之为生命美学。这就是：庄子所强调的“道”的超越性、所强调的“以游无穷”（追求无限）、所强调的由于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而出现的“无为”、所强调的“不为物役”、所强调的“性”（“马之真性”）、但在强调天之自然时，人之自然就没有了，尽管仍旧是尊重生命的，但却只是肉体生命（所谓“保身”），在此意义上，庄子美学则很难被称之为生命美学，而只是逍遥美学。这就是庄子对“道”的遍在性的强调、对“乘物以游心”的强调（满足有限）、对由于对于肉体自由的追求而出现的“无为”的强调、对“残生伤性”、“弃生以殉物”的强调、对“形”的强调、对“顺物自然而与世俗处”的强调。因此，当庄子说人应重返自然的时候，这个“自然”无疑是天之自然，它是“恬淡、寂寞、虚无、无为”的，因此，人也应是“恬淡、寂寞、虑无、无为”的，由此，就有了“形若槁木，心如死灰”，“吾丧我”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言论）。但是，作为天之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独特禀性，诸如人的末完成性、无限可能性、自我超越性以及末定型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不也是一种自然——人之自然吗？人类要重返自然，不是应该重返这个人之自然吗？或者说人类不正是因为作到了“顺乎己”才最终作到了“顺乎天”吗？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其实庄子已经不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区别，甚至提出了“任其性情之真”这样一个值得大加发挥的命题，但却又自觉地由此跨越而过，强迫人之自然也归属于天之自然。可是，“任其性情之真”这个命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却毕竟给了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以重要的理论支持。

　　魏晋的个体美学是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魏晋，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确实是十分精到。而魏晋个体美学的精彩，也只有晚明的主体美学可以媲美。它在中国美学史里第一次喊出了：“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殷侯）而且，儒、道所提倡的“圣人忘情”，高则高矣，但与真实的人生无关；放弃对于生存意义的追寻的“最下不及情”，也与真实的人生无关；真实的人生，肯定应该是钟情的人生，因此，“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这样，审美活动无非就是“任其性情之真”， 魏晋的个体美学把它叫做：“畅适之一念”（宗炳），而“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萧子显）阮籍、嵇康就是魏晋的个体美学的代表，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的风范，至今令我们追慕和敬仰。

　　晚明的启蒙美学在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里更是不能不提。从明中叶开始，中国美学的无视向生命索取意义的人与意义维度以及为此而采取的“骗”、“瞒”、“躲”等对策，逐渐为人们所觉察，为此，李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李贽疾呼要“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狱有佛，即赴地狱”，甚至反复强调“凡为学者皆为穷究生死根由，探讨自家性命下落” 1。对这一“性命下落”，李贽干脆把它落实到“人必有私”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之中。于是，他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转而提倡庄子的“任其性情之情”，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愿，认为“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从而把儒家美学抛在身后；同时认为“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因此没有必要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来统一“性命之情”，从而把道家美学也抛在身后。应该说，这正是对于生命的权利以及自主人格的高扬。在他的身后，是 “弟自不敢齿于世，而世肯与之齿乎”并呼唤“必须有大担当者出来整顿一番”的袁宏道，是 “人生坠地，便为情使”（《选古今南北剧序》）的徐渭，是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的汤显祖，是“性无可求，总求之于情耳”（《读外余言》卷一）的袁枚，等等。而美学主张更有“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情”、在“道理闻见”之外的“童心”与“病梅”不同的“面目也完”，我过去在〈美的冲突〉（学林，1989）里也曾经对其中的从“意境”到“趣味”、从“以幻为奇”到“不奇之奇”、从“乐而玩之”到“惊而快之”、从“类型”到“性格”做过详尽的讨论。从此，“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我未生以前，不见有天地，虽谓之至此始生可也。我既死之后，亦不见有天地，虽谓之至此亦死可也。”（廖燕：《三才说》）伦理道德、天之自然开始走向人之自然，伦理人格、自然人格、宗教人格也开始走向个体人格，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由此得以羽翼丰满。

　　然而，在这当中，真正代表着《山海经》这一美学源头的成熟的，却不能不推《红楼梦》。《红楼梦》的出现，与从《山海经》发源的美学传统一脉相联。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红学界有两个著名学者，堪称《红楼梦》的“解人”。一个是俞平伯，他被周作人、朱自清、废名称为“晚明人”，还有一个是周汝昌，这是一个你们比较熟悉的美学大家，可是你们知道他被称为什么吗？张中行称他为“六朝人物”。你们看，《红楼梦》与从《山海经》发源的美学传统的关系是不是非常密切？而且，《红楼梦》的出现，也真正揭示了中国的主流美学的彻底失败。鲁迅说：“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 《红楼梦》正处于“文化（美学）史”之“秋肃”与“卷末”，而它的成功也正在于第一次地深刻揭示了“文化（美学）史”之“秋肃”与“卷末”。“忧世”、“以文学为生活”以及现实关怀的美学传统实际上与审美活动无关，这是一个在中国美学的历程里延续了千年的内在秘密，但是，只有在《红楼梦》里，人们才第一次大梦初醒。《红楼梦》的诞生，其实也就是“忧生”、“为文学而生活”以及终极关怀的美学传统的诞生。

　　在德国音乐史上，曾经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妙不可言的连续性，把这7位音乐大师连接在一起，在德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传下去。韩德尔几经斗争，把它传给了在伦敦的格鲁克，格鲁克传给了海顿，海顿热爱他的学生莫扎特，莫扎特深为自己的学生贝多芬的天才感到惊讶，而贝多芬则在自己临死之前，对舒伯特高度评价，把戒指传给了他。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能与这段历史相比呢?一个一千年来长期处于松松散散，彼此之间没有约束的国家，一旦出现了这一脆弱的传统联结，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路德维希：《德国人》，第188页，三联书店）

　　这个故事让我们想到，在中国，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忧生”、“为文学而生活”与终极关怀的美学传统“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也要说：“一个一千年来长期处于松松散散，彼此之间没有约束的国家，一旦出现了这一脆弱的传统联结，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

　　 “千上加两”的《红楼梦》传人

　　再进一步，我也经常在说，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实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的灵魂”。把握这一美学传统，才有可能准确中国美学的过去，也才有可能准确把握中国的美学的现在与未来。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鲁迅才会说：它“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既然如此，看看上个世纪的大师们的美学选择，应该对于从《山海经》到《红楼梦》的美学传统的美学地位的至关重要，得到深刻的启示。

　　我过去说过，学术研究就像长跑，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能够跟着第一名去跑，然后再去超过它，也就是，首先要“照着讲”，然后再“接着讲”，最后如有可能的话，就“自己讲”。那么，上个世纪的大师们是“照着谁讲”、“接着谁讲”最后才有可能的话来“自己讲”的呢？仔细回顾一下，不难发现，王国维、鲁迅、张爱玲等大师的成功无一例外地都与《红楼梦》有关。而且，他们的一生也其实都是在接着《红楼梦》讲，在我看来，这是他们之所以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里，最值得去看的书和学术水平最高的书，就是《红楼梦》。谁能把《红楼梦》弄懂，谁就完成了必要的学术准备；谁能够讲清楚连《红楼梦》都讲不清楚的问题，谁肯定就是后《红楼梦》时代的大师。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师这么样死死地盯住《红楼梦》不放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红楼梦》是文化圣经和美学圣经，因此才会成为他们的最好的精神伴侣。大家知道哈佛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我觉得这个校训是很深刻的。它道出了学习之所以成功的最为内在的奥秘。一个人的学习，实际就是要学会从“照着讲”到“接着讲”。中国有句话说得好：“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就是你在一百斤上再加一斤，这很容易，但是你如果在一千斤上再加一两呢？就很难了。但是学术研究的成功却就在于你能够加上这一两。我们经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其实，师傅的责任就是帮助你找到学术发展的最高成果，也就是那“一千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