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苏联解体的历史反思

　　 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颓然跌落,三色旗随后升起。苏共亡党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惨痛的历史教训，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和自然灾难的情况下顷刻土崩瓦解，“红旗落地”铸就了一个大国的苦难，也留下了巨大的历史谜团。认真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铭记20世纪遗留下的这一沉痛的政治遗产，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走向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对话人

　　 梁柱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吴恩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

　　 曹长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戈尔巴乔夫说，在他上台之际，国内并不存在特别尖锐的矛盾，国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消灭苏联。他承认，苏联垮台完全是由于改革者自身的错误造成的。

　　 吴恩远：在苏联解体20余年之际，人们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分析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其焦点在于，一些人坚持认为存在70余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或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等）“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因；戈尔巴乔夫的责任仅仅是次要因素。

　　 毫无疑问，苏联模式存在重大弊端：高度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积极性；单一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极大消融了企业改革创新能力和生产活力；思想领域的保守、僵化和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发展丧失生命力……不改革、不克服自身弊端就没有出路。然而，实际上任何体制、任何模式如果不发展、不变革都会没有出路。“苏联体制弊端”与“苏联解体”之间并无必然逻辑联系，关键在于苏联模式能否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任何事物自身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当时的苏联体制同样还有巨大优势的一面。由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苏联经济史》是重新评价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权威著作。该书没有回避苏联体制的弊端，但同时指出：“毫无争议，苏联在自己的存在时期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没有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政治范畴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在航天、核能方面成为第一大国。它发展了自己的能源经济潜能，建立了结构最发达的统一的能源体制。苏联的基础科学、教育体制和干部培养体制客观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该书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体制、苏联模式的垮台不是必然的”。

　　 这不仅是俄罗斯权威经济学家的观点。苏联解体后的多次俄罗斯民意调查表明：70%以上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解体不存在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防止的。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认可“苏联体制弊端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2010年3月27日，戈尔巴乔夫说，在他上台之际，国内并不存在特别尖锐的矛盾，国际上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消灭苏联。他承认，苏联垮台完全是由于改革者自身的错误造成的。

　　 安启念：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成功地进行改革，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赫鲁晓夫最先发动改革，但他为人鲁莽，改革过于随意，准备不足，不讲策略，很快失败。勃列日涅夫反对改革，因循守旧，失去了改革斯大林模式、创新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机遇，使各种问题不断积累，日益严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执行了错误的方针，导致国家解体，共产党下台。历史地看，苏联共产党要么反对改革，要么沿着错误的方向改革。在苏共亡党的问题上，应当负责任的不仅是戈尔巴乔夫，还有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以及那些反对改革的人。

　　 党的指导思想改变，放弃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理想信念缺失，是苏共覆亡至关重要的原因。

　　 梁柱：应当肯定，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有历史和现实的、国内和国际的，有政治、经济、思想和民族的多种因素，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改革的名义下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指导思想促使了历史悲剧的发生。值得指出的是，这时中苏两党都在进行改革却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有人把它归结为激进和渐进两种不同改革方式使然，这是只看表面现象而掩盖了本质问题，没有说到点子上；这种不同的发展方向，根本原因在于改革的不同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获得对历史的规律性认识。

　　 曹长盛：党的指导思想改变，放弃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理想信念缺失，是苏共覆亡至关重要的原因。苏共在指导思想问题上，经历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到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再到背离和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曲折过程。在背弃马克思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后，苏共即遭致覆亡。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就鼓吹“多元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使苏共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又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并列为三个“革命性创议”，称“多元论”是“民主化”、“公开性”发展逻辑的归宿。1990年2月他又强调实行“多元论”要“坚决摒弃对其它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要反对“精神垄断”。这样，他逐步主张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党的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自由化，放弃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限制和斗争。随之，于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声明和新党章，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为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正是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鼓吹下，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苏共推行“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先是把权力中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取消党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直接领导。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宪法第6条，正式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确定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和总统制。在经济体制方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方针，使经济改革向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在意识形态领域，让抽象的人道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学自由批判主义等泛滥一时，大肆制造了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这样，由于“多元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苏共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路线的改变，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一片混乱；多党制的推行，导致政治反对派势力迅速扩大，逐渐与苏共中央分庭抗争；经济改革无任何成效，国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矛盾加深和民族冲突不断，民族分裂主义上涨，导致号称拥有20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最终垮台覆亡，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抛弃列宁时期就一直实行的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这就助长了党内派别活动，弱化了苏共基层组织作用，丧失了苏共领导下的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支持。

　　 吴恩远：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民族政策、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中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及其本身素质等综合因素导致了苏联解体。其中最为主要的错误是削弱、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苏共推行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路线，其实质是推行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主张“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否定通过阶级斗争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奋斗目标。正如美国末任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指出：“苏联领导人愿意抛弃阶级斗争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带来的后果是苏共提出根本改变政治体制，全盘否定苏联历史，与过去社会制度决裂；修改宪法，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就为苏联解体奠定了政治基础。

　　 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放弃了苏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取消了苏共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改革失去理论基础和前进方向。苏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垄断”，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全面推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意识形态，为苏联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的社会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列宁时期就一直实行的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这就助长了党内派别活动，弱化了苏共基层组织作用，丧失了苏共领导下的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解除了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民主集中”的联系准则，助长了民族分裂主义和离心倾向。

　　 政治、思想、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党领导地位成败的关键。戈尔巴乔夫由于全面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全盘否定由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苏共对苏联社会的领导，其后果正如俄罗斯最新出版的《俄罗斯历史（1900—1945）》（教师参考书）写道：“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不够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当此之时，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民主与人道实现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实现，不能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而由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程度决定。戈尔巴乔夫不懂得这一点，导致改革翻了车，以失败告终。

　　 安启念：苏共反对改革的人和实行改革的人在思想路线上都是错误的。反对改革的人是教条主义者，不懂辩证法，不知道与时俱进，把斯大林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完全画上等号，无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经济发展和思想领域出现的问题，延误了时机，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形象。戈尔巴乔夫不懂得改革的方针政策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苏联的国情出发。受到抽象人道主义的影响，他刻意把适应于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强加在苏联身上，结果不但这样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而且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造成社会动荡，局面无法控制，最终失败。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追求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和人道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全部事业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其他人道主义思想有着根本区别：民主与人道实现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实现，不能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而由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程度决定。戈尔巴乔夫不懂得这一点，导致改革翻了车，以失败告终。

　　 正是按照西方的谋划和意图，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窃据了苏联领导权，把苏联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后来撒切尔夫人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梁柱：改革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决不是改制转向。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他认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垄断，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提出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他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创立所谓新的社会制度。这样的人占据了苏共最高领导权而没有得到有效的抵制，苏共亡党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的改制转向，代表和反映了苏共党内由来已久的特权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苏共党内逐步滋生了特殊化的不良倾向，在党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使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和压迫人民的职能。他们不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