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干春松：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

　　 【内容提要】《社会通诠》是严复根据甄克思所著的《政治简史》翻译而成，并附有若干按语。严复翻译此书是试图提供一种历史发展的阶段，并希望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以达到独立和富强。围绕严复按语中民族主义不能使中国摆脱困境的评论，章太炎提出了”商兑”，一方面反对将一般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套在中国历史上，另一方面强调了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民族主义　《社会通诠》　严复　章太炎

　　 《社会通诠》一书，系严复根据英国思想家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之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翻译而成。一部通俗性读物缘何会成为严复所选定的翻译作品，出版之后为何会在晚清思想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前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严复最为直接的刺激来自于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排外风潮。因为在严复看来，排外无异于是对于文明的拒绝。①总体而言，严复寄望于这本通俗著作以明快的方式建构起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他借助甄克思的图腾、宗法、军国民三阶段论，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确定为由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过渡阶段。并以此为基础，指出中国走向文明的道路，即宪政民主政治框架。这个动机在严复自己所写的《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1904年4月20日起在《大公报》连载四期，总第651号至654号)中有明确的表述。在这篇介绍性文字中，严复强调了宗法社会与排外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将排外思想的源头归之于民族主义，而排外既无法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也难以真正与列国竞逐。”总之，五十年以往，吾中国社会之前途，虽有圣者，殆不敢豫;而所可知者，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而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②换句话说，严复希望中国人接受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模式，这也是他对”民族主义”特别要加以批评的原因。因为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形态，”偏离”了这个普遍性的路径，因而需要”校正”，即接受西方已经成功的社会新形态。

　　 对于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之因由，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旧译为”史华兹”)的分析也值得注意。他说，严复虽然试图从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找中西方不同的制度根源，但这样的推论并没有导向中国可以产生自己的制度体系的结论，而是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中国制度的落后，并且儒家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责：”《社会通诠》的按语最集中地体现了严复的逐渐进化的信念是坚信不移的，也就是说，他坚定不移地在近代西方寻找人类未来的形象。儒教的价值观念不仅仅本身是错误的;它们还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的反映，是一个早该退出而还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代不合而引起的错误反映。”③

　　 在严复的思想世界中，通过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进而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视为文明的代表。尽管严复也意识到这种文明的制度并不能简单地移植，还需要知识、道德和身体等因素的配合。但是在严复看来，这些文明的基本要素：民智、民德和民力并不能真正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获得。所以，在《社会通诠》的按语中，严复所呈现的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对于民权的压制：”知吾中国之为治，虽际其极盛，而自西儒观之，其去道也滋益远。中国之为民，上极之，为民父母至矣，此无论其言之不克副也。就令能之，民之能自立者几何?”④

　　 严复对中国民众接受文明的能力表示担忧，并把这种能力的”低下”归咎于政治传统：”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⑤

　　 也许是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也许是基于晚清国家积弱的现实感受，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严复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力量，因而对于逐渐兴起的、以排满为口号的革命党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立场怀有深深的忧虑。在我看来，严复倾向于赞成以增加国家能力的方式来使国家迈向文明，而认为革命的方式和革命派的主张，都会阻碍国家的富强。

　　 对于严复的态度，革命派也洞若观火。因此，当《社会通诠》出版之后，新创刊的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报》所设定的论战对象除了梁启超之外，就是严复。汪精卫、胡汉民等纷纷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反击严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其中最为充分的则是章太炎所著之《〈社会通诠〉商兑》。可见，正是因为严复在书中对于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导致本书成为革命派竞相讨论的文本，进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本文将围绕章太炎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于宪政、议会等制度的质疑，来剖析晚清思想界对于如何建立新的国家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路。

　　 一、汪精卫和胡汉民对《社会通诠》按语中”民族主义”的评析

　　 在严复所著之《社会通诠》的按语中，有这样一段话：”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至于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者，则几无人焉。盖民族主义，乃吾人种智之所固有者，而无待于外铄，特遇事而显耳。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强吾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者矣。”⑥这段话引发了汪精卫、胡汉民和章太炎的共同兴趣，如果说胡汉民通过曲折的辩解，试图建立起严复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正相关联系的话，那么，汪精卫和章太炎则是要反击严复对民族主义的”误解”。

　　 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以排满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潮流。在经历了《辛丑条约》等事件之后，新近形成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开始质疑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派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

　　 革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改良路径的绝望。而异族统治则恰好可以被利用为改变权力结构的理由。所以，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派的武器。这样，是选择基于原有统治格局进行变革，还是推翻现存的满族统治阶层，成为改良派和革命派思考新的中国的不同立足点。”1903年前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场辩论，他们在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上出现分歧。直至20世纪的最初几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民族主义的主要倾向是反对帝国主义。但在1905年前的二三年里，这一倾向开始发生变化，愈来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放弃民族主义的反帝方向，转而将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信条。”⑦的确，深受伯伦知理(Johann Bluntchli)等国家主义思想影响的梁启超等人，由于担心反满的情绪会影响到国家整体目标的确定，因而提倡一种”大民族主义”，即国族主义。而严复所翻译的《社会通诠》及其按语，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和了梁启超等对革命派所主张的、以反满为口号的”小民族主义”的批评，因此势必成为革命派与立宪派争论的主题。

　　 新创办的《民报》成为革命派的重要舆论阵地，而其于1905年的创刊号中刊出的汪精卫的长文《民族的国民》，就是要系统地回应梁启超和严复的问题。他也通过引述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中的”民族”(nation)和”国民”(volk)来回应严复将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联系起来从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落后”观念的做法;同时指出康梁”满汉一体”的主张也并非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唯一途径。

　　 基于伯伦知理等人的观念，汪精卫说，民族是由血缘与风俗等因素凝聚而成的团体，是人种学上的名词，而国民一词则是法律意义上的名词。”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自法理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此惟立宪国之国民惟然，专制国则其国民奴隶而已，以其无国法上之人格也。”⑧

　　 既有基于”民族”和”国民”的区分，那么国家的构成就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比如，单一民族可构成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也可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等等。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既有互相平等的民族之间的同化，也有通过征服等手段达成不同地位民族之间的同化方式。在汪精卫看来，满族就是通过征服手段对汉族进行压制，这样，汉族寻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同时也具有追求民族独立自主的道德正义。

　　 在汪精卫看来，严复只是看到了社会进化的大趋势，而不能看到由种族发展为国民的复杂性。因此，严复所批评的民族主义实属错失了准星。汪精卫说，从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安排而言，满汉之间并没有融合，满族人擅用各种专属特权来奴役汉人。虽然，满族皇帝也试图用”君臣大义”来涵摄种族差异，但这么做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让汉族人顺从地接受统治。据此，汪精卫进一步批评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满汉一体”论，认为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有不同的目标，即民族革命以排满为目的，而政治革命则是要建立一立宪国家。⑨革命党并非只有民族革命一个目标，而是将民族革命视为实现政治革命的必要前提，其最终目标必然是实现以”立宪”为形式的现代国家。汪精卫说：”深观乎国民之所以欢迎立宪说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则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皆幼稚而交相错也。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之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不之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辗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尅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⑩建立同族政府和实现立宪政治便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如此，民族主义便成为实现宪政的前提。

　　 革命党另一舆论娇子胡汉民亦有《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一文发表于《民报》与《大公报》等报刊。在该文中，他结合严复的其他译作和观点，对严复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做了清理。在胡汉民看来，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之目的是要矫正因《天演论》等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严氏乃惧其仅为种族思想不足以求胜于竞争激烈之场也。故进于军国主义而有《社会通诠》之译也。”11将进化论与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关联起来，是胡汉民精审的观察所得。严复之提倡进化，是要说明历史大势，而中国人在接受进化观念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反而从观念上拒斥普遍趋势，进而寻求中国的独特性。因此，如何将民族主义与”历史趋势”相结合则是胡文的关键。

　　 基于对严复翻译《社会通诠》的出发点的认识，胡汉民首先要破除的是民族主义与军国民主义之间的排斥关系。胡汉民认为，严复从斯宾塞的有机国家论出发，论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实际上，有机国家论作为与社会契约论的对勘之作，二者或注重国家的整体，或注重个人的权利，各有优长，也各有局限。因此，要分析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能以某种学说为定论，最合理的方式是将国家的整体和个人的权利进行有机的结合。

胡汉民认为，严复所反对的是只知排满、排外而不知寻求富强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本身。胡汉民更是根据严复在《法意》等书中的按语认定，严复自己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首先，严复批评明代之后以君臣之义取代种族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