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而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有首要意义；倚重历史-哲理思考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国际关系理论化的首要方法。国际关系史研究有其本身独特的重大价值，并非从属于世界或区域的政治史、政治经济史或社会发展史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际关系史学，都需要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舍此不会有真正的历史理解。

　　 【关键词】国际关系研究 历史理解 国际关系史研究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这个题目意味着本文是一种”片论”，多少类似于边沁（Jeremy Benthan）的《政府片论》（A Fragment on Government）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欧洲均势片论》（Fragments up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它远没有涵盖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所包含的所有问题， 甚至也没有包含其中多数重大问题。然而，它要谈论的确实属于以下3类重大问题：（1）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2）在总的历史理解领域，国际关系史研究有独特的重大价值和与之相应的独立地位；（3）国际关系的真正历史理解需要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即”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智识恢宏性或广阔的视野。

　　 一、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

　　 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这一原理寓于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历史，或曰构成国际关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传统。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始于修昔底德对希腊城邦国家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他看来”比先前各场战争大得多的”一次战争–的历史论述，绝非偶然。只有在一段足够显著直观、复杂丰富、漫长多变的国际关系历史中，才能够相当充分地提取那些有可能”垂诸永远”的人类政治教益和国际关系经验。（注：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1,pp.14-15.）

　　 现代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的肇始同样出自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就其开创者马基雅维利而言，无论是他在生前出版的惟一著作《用兵之道》，还是凝聚了他最多、最久思考的三卷《论李维》，或是他那著名的、格言式的《君主论》，都主要源于他的历史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对古罗马共和国历史的观察和思考。以其《用兵之道》为例，他希望能在当时的意大利得到采纳的新兵法，实际上是罗马军阵的旧法则。他试图基于古代资料显示罗马人如何打仗，由此推导出罗马军事史实背后的原理，并且表明可以将它们应用于现今。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依据韦杰提乌、弗朗提诺和波里比阿的文献资料，马基雅维利叙述了罗马军队的组织和罗马的战争方式，而在观察一个个特殊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状态并且争取发现它们背后的一般机理或法则的努力中，他洞察到了战争和兵法的基本问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对罗马史家们的研读帮助他理解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国际体系：国家是逐步成长和扩张的，它们永无休止地卷入战争，力图扩展它们的权势和领土，并且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抵挡试图征服它们的其他国家”。（注：Felex Gilbert,”Machiavell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 ”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section 4.）由此，马基雅维利成了最早把握现代国际体系的权势竞争性质的思想家。

　　 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有首要意义：这是一切高度注重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起码信念，并且在一切推崇和深入借鉴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的悠久传统的人看来理所当然。在他们中间，有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旗手马丁·怀特。他在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中，指出了一个对于熟读典籍的学者来说昭然若揭的事实，那就是”虽然被公认的政治研究经典都出于政治哲学家，但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惟一被公认的对应物只有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而且，国际政治的性质、外交的要务，在政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中体现和传达的，少于在历史著述中体现和传达的”。（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1.）例如，一个人要真正理解”最高级的治国方略”，即黎塞留、威廉三世、帕麦斯顿或俾斯麦之类大国务家的均势操作，就只能求助于利奥波德·冯·兰克或阿尔贝尔·索雷尔之类大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而非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因此，与基于”新方法论”的理论著作相比，国际关系史著作更好地传达了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

　　 以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为基干，结合尤以广阔深邃的宏观思考为特征的哲理性思维，就有了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化的经典方法。按照对这种方法的一项经典界定，它是一种得自哲学、历史和法律（注：它所以也得自法律，首先是因为从格老秀斯开始的国际法学家构成20世纪以前对国际关系有理论性思考和论说的主要群体之一，也是因为国际法理学传统由此构成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一大组成部分。） 的方法，”首先以明确地依赖判断力的行使为特征，以依赖这些前提为特征，那就是……关于这个主题（国际关系）的广泛命题必定因此来源于一个在科学意义上不完美的理解或直觉过程，它们至多只能被给予与它们的可怀疑的来源相称的、试验性的和非定论的地位”。（注：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1990,p.83.） 以国际关系史的研习和思考为基干的这种经典方法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悠久传统，它至少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为止，始终构成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化尝试的基石。（注：”我们可以在将国际关系系统化的20世纪各项努力中看到这一方法，也就是在诸如阿尔弗雷德·齐默恩、E. H. 卡尔、汉斯·摩根索、格奥尔格·施瓦森伯格、雷蒙德·阿隆和马丁·怀特等人的著作中看到这一方法。而且，它也是他们的各个不同先驱（他们力图将其关于国际关系的零散的思想和局部议论汇集起来）所用的方法，这些先驱包括马基雅维利和伯克那样的政治哲学家、瓦特尔和奥本海那样的国际法学家、根茨和科布登那样的政论家、黑伦和兰克那样的历史学家。正是因为这一方法是那么悠久的标准的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将它称为经典方法。 “参见：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83。） 不仅如此，由于国际关系问题（至少是国际关系的那些中心问题）固有其复杂的经验性质和基本的伦理性质，如果国际关系研究要真正适切和注重其根本、侧重其实质的话，那么在当今和未来，倚重历史-哲理思考的传统的经典方法应当是其首要方法。

　　 与这种经典方法有很大区别的是”科学方法”，其命题或论断基于逻辑的或数学的证据，或基于严格的实证性验证程序。在其趋于极端的形态上，其信仰者设想理论化等同于构建和运作模式，并且执迷于单纯的量化描述和分析，力图追求在自然科学中往往能够达到或容易达到的那种精准、简明、确定性和可验证性，甚至”将国际关系的种种经典理论当做无价值之物撇在脑后，显然将他们自己想像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创建者”。（注：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p.83-84.）国际关系研究在若干方面的显著进步表明，”科学方法”有其重大甚至伟大价值，然而它的不易避免的弊端（或者说迷信和滥用这种方法的弊端）也已经在数十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显示出来。这些弊端主要在于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忽视根本而专注于边际，忽视实质而专注于形式，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对本身研究结论的适当的怀疑态度。与此相关，尤其要像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指出和批评的那样，那些过度倚重此类方法的国际关系理论派别有其特别基本的大毛病，即漠视哲理（特别是伦理）思考，漠视历史研究。（注：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3; Roy Preiswerk,”Could We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f People Mattered?”in Gordon Feller, Sherle R. Schwenninger, Diane Singerman,eds., Peace and World Order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3rd editi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Academic Program,Institute of World Order,1981,pp.2-23; K. J. Holsti,”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9-199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7,38.）

　　 二、国际关系史研究独特的重大价值

　　 这里说国际关系史研究有独特的重大价值，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从属于世界或区域的政治史、政治经济史或社会发展史研究，虽然它与这些历史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后一类研究远不足以代替前一类研究，即使只是在前者的特别基本的方面也不行。因此，近几十年来在历史学界与此相反的并非罕见的看法不免狭隘和错误。

国际关系史研究所以有独特的重大价值，是因为国际政治有其作为历史一大基本动因的固有的、独立的意义。当代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施罗德在其论著《欧洲政治的转变（1763至1848年）》（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的前言里特别强调了这个重要道理。他开宗明义地申明：该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国际政治重新回到这个时代（即从七年战争结束到欧洲1848年革命的时代）欧洲历史的中心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