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一、 前言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老话题。在中国，这个话题至少可以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1918年11月16日，在“欧战”停战公报发布后的第五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庆祝协约国胜利而发表演讲，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在演讲中说：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①

　　 “劳工神圣”的观念在知识界迅速引发回响，至1919年已经取代德、赛二先生而成为最为响亮的口号。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号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扉页上刊登了蔡元培手书的“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的口号第一次将劳工与神圣联系起来，不但阐释了劳动者的尊严问题，而且也综合“劳力”（体力）与“劳心”（脑力）两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劳动者（“劳工”）概念，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国对于劳动者及其尊严的持续探索。这一探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悲剧性远远超出了口号提出者的预想。对这一口号的拒斥和重申，都包含着我们对于20世纪的历史评价，以及有关我们各自与这一历史之关系的判断。

　　 20世纪已成历史。尽管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世界工厂阶段，但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却“处在生产的末期”，波德里亚如此宣称。他继续道：“过去，劳动可以指称一种现实，即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的社会目标。甚至劳动在资本和剩余价值中受到剥削的时候，恰巧在这个时候，它为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和最终的毁灭而仍然保留了一种使用价值。”“今天不是这样了：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它变为指派给劳动的再生产，这是一个甚至不知自己是否愿意生产的社会表现出来的总习性。”“现在更有必要再生产劳动，以此作为社会伪装，作为反应，作为道德，作为共识，作为调节，作为现实原则。不过这是代码的现实原则：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符号仪式，它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它是否还在生产并不重要，它在再生产自身。”②在波德里亚发表这一论述的时刻，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将这一论述作为欧洲后工业社会的现象来理解。他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仍然维持着常态，即边缘地区的劳动依旧是生产性的，它们是不平等的全球关系中的被剥削者。

　　 在此，我不准备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建议观察另一种作为生产性劳动的补充形式的“非生产性的劳动”，例如在经济危机阶段，为刺激生产而投入的生产就是一种为了再生产自身而进行的生产，亦即生产过剩产品的生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伴生现象。与20世纪经济危机有所不同，当代经济危机具有长期化的特点。在当代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中，“生产性的”生产在四处寻找其劳动者，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生产过剩与“再生产劳动”的需求已经常态化。2008年，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压力，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刺激投资，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描述为一种维持再生产的生产。

　　 2010年，设在广东东莞的富士康发生了13名工人相继跳楼自杀的惨剧，然而，关于工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讨论刚刚冒头，富士康的老板宣布将用机器人取代百万劳工，政府、媒体和整个社会立刻为即将到来的失业而焦虑，劳工尊严的问题迅速替换为工人的再生产问题。在河南这个劳动力密集的省份，刚刚从沿海地区迁徙至此的大型跨国公司突然面对劳动短缺现象，以致当地政府为了促进工人就业，同意给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大型企业补贴，即企业每聘用一个工人，政府补贴企业200元人民币。这或许并不是生产的终结，但的确是为了“再生产劳动”而产生的新现象。对于劳工神圣这个命题而言，“再生产劳动”不啻釜底抽薪。

　　 构成20世纪中国的尊严政治的那些主要概念，如阶级或阶级性政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范畴，早已或正在被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概念所替代。历史终结论所要终结的正是由这些范畴组织起来的“历史”。在1989年～1991年的巨变之后，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工人国家相关联的政治甚至被视为现代尊严政治的对立面。重复这些陈旧的话题还有意义吗？就本文而言，在“后阶级社会”的字样上加上引号，是指这一社会既不是阶级现象已经消失了的社会，更不是指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而是借此区分当代社会重构过程中的阶级现象与19、20世纪活跃的阶级政治。在阶级政治衰落之后，“阶级”未必包含19～20世纪意义上的阶级革命的政治寓意，“新穷人”也不能等同于20世纪的无产阶级，在这一语境中讨论的尊严政治与作为欧洲贵族体制及其荣誉观之对立物的现代平等主义并不相同。那么，我们的讨论发生在怎样的历史关系之中，吁求着怎样的行动呢？

　　 如果阶级或工人阶级已被当代人视为陈旧概念，那么，尊严这个更为陈旧的概念之命运又如何？对于熟读欧洲哲学的人而言，尊严概念是现代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基础，一个值得反复讨论而历久弥新的话题。从宪政人权到文化多元主义，从个人权利到集体认同，一种区别于建立在传统等级制度基础上的荣誉观念的尊严观反复地变换着身形。在私人的领域，尊严与一种关于个人认同的崭新理解联系在一起，按照昂奈尔·屈瑞林（Lionel Trilling）、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的看法，这种个人化的认同与本真性（authenticity）、内在性（inwardness）或理性主体的概念密切相关，前者可以溯源至由卢梭综合其他思想而形成的论述（这种观念在赫尔德那里，也被沿用于民族自我的识别），后者则来自康德基于理性概念而展开的对尊重的论述，即我们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我们是能够根据理性原则指导自身生活的理性主体。③在公共的层面，尊严观念集中地体现在平等承认的政治之中：民族、族群、性别、阶级等身份差异均必须服从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尊严。④

　　 围绕着这一普遍主义的尊严观及其平等承认的政治，当代争论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发生在性别、族群和文化研究中的多元主义论述，以差异政治或认同政治为中心，其特征是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导入承认差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围绕差异与平等、异质化与同质化的理论辩论。另一个则是古老而今却愈显尖锐的辩论：与那种认为平等只涉及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经典自由主义看法不同，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相信平等应该并且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因为现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和世袭制，从而尊严政治正在走向其反面。这两种有关尊严的公共辩论事实上都导致了普遍主义的平等政治的内部危机——差异政治要求将性别、种族或文化背景的差异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危及了这一政治的普遍主义性质；经济平等的诉求则将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及其分配机制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与纯粹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产生了矛盾。

　　 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目睹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国家的尝试与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可以认为，这种对立和竞争内在于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或平等承认的政治的斗争。阶级范畴及其相关政治同样源于传统荣誉观的衰落，它致力解决的是现代社会内部的等级制的再生产，因而与现代尊严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普遍主义的平等承认的政治的基础上，阶级、性别、民族等概念成为思考尊严问题的主要政治范畴。1989年之后，以差异政治为主要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述取代20世纪的阶级论述，成为挑战自由主义民主及其公共承认或平等尊重的主要议题；而在金融危机时代，所谓1％对99％的冲突凸显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穷人、新穷人的范畴重新激发了克服资本主义的想象，“重返阶级”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中的局部现象。之所以说局部现象，不仅因为阶级概念只是这类研究所启用的概念之一，而且还因为在现实政治，甚至平等政治中，阶级概念正在失去力量。自由派热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激进左派提出的“诸众”（multitude）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阐述的“新穷人”事实上都是对传统阶级概念的替换。

　　 关于差异与平等问题，我在《代表性的断裂：再问什么的平等》一文中做了分析。本文试图将两种“新穷人”的问题置于双重背景——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的交互作用中讨论。我尝试追问：平等政治的危机和可能的未来与阶级、尊严等古典问题是否还存在着关系。

　　 二、新穷人与新工人的诞生

　　 贫富分化、城乡分化与区域分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常态。在这个常态中，谁是穷人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相对于资本家，工人是贫穷的；相对于城里人，农民是贫穷的；相对于发达地区或第一世界，欠发达地区或第三世界是贫穷的。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从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中，解释了阶级剥削与贫穷的关系；《穷人的经济学》的作者舒尔茨将他对穷人的分析集中于农民，其人力资本的概念致力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发展问题，实际上从发展的角度最终取消了经典的阶级问题；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再生产中心—边缘关系，让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依附于第一世界的边缘区域，无法获得自主的发展，长久地陷于贫穷的状态。这一论断是列宁以来将阶级概念用于分析全球关系的理论结果。因此，破产的或濒于破产的农民、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工人及遍布第三世界农村和城市贫民窟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群，为穷人这一概念提供了注脚。

　　 冷战结束后，上述穷人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支配下，影响整个世界的新工业化过程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工人国家的破产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新兴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中国是推动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200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所占比重为7％。2005年该比例上升至9.8％。6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所占比重翻了一番达到19.8％，超过了美国在全球制造领域所占份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2011年是美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首次失去全球制造业产出第一的桂冠”。⑤新工业革命在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关系和位置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贫穷模式。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９月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75，而2010年已达到0.438。⑥就人口而言，中国新穷人的主要部分是所谓农民工群体，即依托于城市—沿海的工业及服务业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乡村的被分配土地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流动群体，而不纯粹是传统的农民或失地农民（如雇农、流浪汉或像生活在城市贫民窟里的拉美或南亚贫民那样的失地者）。

改革初期，农业体制朝缩小城乡差别的方向进行改革，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起，城乡差别持续扩大。至90年代末，以“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为症候的“三农”危机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中心，穷人与农民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化和工业改革的背景下更加凸显。正是农村的破产、农民的贫困化和农业的危机，为日益扩张的“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1999年后展开的有关“三农”问题的大讨论和随后由国家推动的新农村建设正是针对此状况而来，并在减免农业税和向农村扩展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局部地改善了农民的状态；但“三农”危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广阔的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年轻一代出走、老弱农民种地、乡村社区空洞化的困局。按照户籍统计，截至2008年，中国有2.4亿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打工者，其中60％以上是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的也并不准备回乡的新一代打工者。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打工者群体正在从拥有一点农村土地的农民工群体向城市工人群体过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