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 | 中共力推“核心价值观” 再求合法性支撑

中国官方近日要求各级院校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践行机制，并融入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普世内容。有评论认为，当局力推“核心价值观”教育，意在寻求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舆论支撑。

中国教育部网站日前刊登与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的通知，要求各小学、中学和大中专院校等启动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效教育机制，并指明此举是为落实中共中央有关“使广大师生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具体行动。

文件虽要求教育单位通过传唱童谣诗歌，修订德育、语文、历史教材等完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但并没有明确这项“核心”的定义。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2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布的“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来看，其中一些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公正等措辞，似乎都与长期遭当局诋毁的“西方普世价值”多有相似之处。

海外中文政论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认为，中国历经三十余年的市场开放等经济活动中，传统的马列说教已经破产。当局为继续控制民众思想、弥补社会道德方向的缺失，目前又试图利用说教强行向在校学生灌输一套对中共执政有利的价值观念。他说：

“和毛时代相比，（中共）现在的价值观当然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马列毛那一套和现在的时代相差太远。但现在中共当局灌输的价值观当中，仍然包含了大量马列毛思想的成分也掺杂了一些普世价值的自由、法治、民主。但在这些基本概念上，（中共）给出的定义和解释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差别。”

胡平认为，中共当局在宣扬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却不得不提出包含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这一尴尬局面，凸显当局目前既难以抵挡国际民主政治潮流，又不愿放弃专权执政地位的两难心态。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更善于借用普世性人权观念的措辞，再渗入其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以此在政治上为己所用：

“在这种‘借用’过程中，（中共）会把这些概念进行过渡扩张。显然（中共）对民主的界定与世界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其他国家对民主的界定有两个方法：只有进行公平竞争性选举的国家才是民主政体，中国显然是挑战这一观点的。另一种广义的界定认为，民主不仅需要选举而且在实质上必须保障公民权，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中共实际上完全偏离了全球对民主的科学界定。”

法新社星期三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中共自1949年建政至今，每当遇到党内权力更迭或其当权者认为其执政基础受到威胁时，往往会推出各类意识形态的强化宣传。

夏明教授认为，目前习近平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显然超出了其上几届前任，这一状况与中共亟需寻求执政合法性的心态有关：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多年，其实一直经历着合法性的危机。几代所谓核心领导人无论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都想使自己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我认为，他们在寻求这种合法性过程中其意识形态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到毛泽东、邓小平并没有否认马、恩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价值。”

夏明教授认为，中共历届领导人出于对执政合法性不足的担忧，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权力意识波动。中共建政后的首任领袖毛泽东最具独裁风格，利用政治运动极力向全民灌输其个人意志；邓小平时代面对毛时代后的突变，则采取了一种更近乎于怀疑主义的“黑猫白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共因急于推动经济和所谓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步入国际舞台，从而对极左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并不高调；而目前习近平则与其前任相比，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夏明教授说：

“到了习近平，他又出现了更强烈的权力意志。习近平想把毛的意识形态遗产和他所理解的、有助于强化统治的理论，包括主权观、决定理论等等柔和在一起。（中共）的意识形态没有发生变化，但意识形态强弱的波动是和各界领导人对权力的态度，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具有怀疑主义的波动造成的。”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有关标榜“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宣传明显加强。习近平在今年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活动时强调，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认为，中共领导人显然也意识到，其专制意识形态目前已难以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继续维系，而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教与中国民众对现实的认知更形成巨大差异，当局的用意恐怕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记者：何平 / 责编：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