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信上流传着杨子立的一篇文章:“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给北京国保李警官的一封信”。说的是作者供职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接连有6名员工被抓,有几个人的律师也被抓,大部分还伴随着搜家。作者称“我们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眼看着伙伴的消失而没有一丝的哀嚎,更没有反抗的怒吼。我们只有疑惑和恐惧。疑惑的是,为什么传知行这样一个进行社会政策研究的NGO会遭此横祸?”

在此情况下,作者心生恐惧。当获知警方也在找他了解情况时,不得不仔细考虑:去还是不去?去了,有可能也会被关起来,被迫供述同事的“罪状”。如果不去,只能选择自我流亡。作者最终选择了避祸一时,称“我本来也想树立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但是惨痛的经历提醒我:我还有家庭责任,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房租都是不小负担,避免坐牢是最明智的选择。”

杨子立有什么惨痛的经历?2001至2009年他因煽动颠覆罪坐牢8年。那时他从北大硕士毕业不久,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做技术工作,同几个上学或工作的青年搞了个松散的“新青年学会”,被警方的学生线人告发。杨子立在文中称,当时自信没有违法犯罪,认为进去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幼稚的代价是8年的监狱生涯。“新青年学会”仅仅是刚毕业学生的业余兴趣小组,谈论点农村问题和调查见闻,就有4个人判处36年总徒刑。

作者质问他们仅仅是“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就是要推翻政府吗?但“我们当时只要开口说话,能够呈堂的都是有罪证供”。四个年轻人就这样在监狱中变成了中年人,健康、意志和智力都受到严重损害。出狱后,杨子立加入郭玉闪创办的传知行,研究农民工问题,组织研讨会,撰写报告。工作使他“从监狱后期的重度抑郁中走了出来”,重新组织了家庭,有了孩子。虽然买不起房子,儿子上不了北京户口,但是在隔绝8年以后,开始缓慢地融入社会。而现在,又遭此磨难。

这几天,网上还传着师涛的“新年献词:我又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一文。师涛是谁?1968年生于宁夏,记者、诗人、作家,曾在多家媒体任职。2004年由于把宣传部门关于“六四”十五周年的报道禁令发到境外网站,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2013年出狱。

师涛的这篇文章,总结了获释一年来的观察、适应,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由于长期和社会隔绝,语言叙事总体是前社交媒体的风格,但内容思想是永恒的对自由的追求,其中不乏亮点:“出狱的前一个夜晚,我激动得彻夜不眠。到天亮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除了信心,我将什么也没有。”

10年大狱,信息阻隔,作者语言略显陈旧,行文中多少还有些恐惧,但“从娘胎里出来和从深牢大狱里出来,我们面对的只能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论这个梦想叫做‘中国梦’还是所谓的‘美国梦’。”当此时,惟愿师涛适应新生活,开始新工作。不要再遇传知行和杨子立的厄运。

还有一位北京的查建国先生,由于其妹美籍记者、作家查建英的一篇《》而知名。他当年因为所谓组党,以“颠覆国家政权”判刑9年(1999至2008)。我对他所知甚少,也没有任何交往。但不知怎么,被他加入一个邮件群,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群发的信。在这个社交媒体盛行,语言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他认真地写着文章、评论,和友人、敌人的争论,温和地讨论著时局和对自由的向往。

搜了一下,1953年生,今年和习近平都是61岁。看着他一天一封甚至几封的长邮件,就像习近平出访和反腐打虎一样频繁,不由得想起文革时的一首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反革命同样也不老。

还知道一些释放的“国家公敌”,或皈依宗教,或投身商海,或目光呆滞,坐了十几年牢出来,难以适应手机和电脑的时代。当初由于民主自由人权而入狱,现在看着人们在网上和私下谈论着这些话题,难掩激动,但似乎跟不上节奏。而每一个人的家庭、健康、工作、养老,又不知从何说起。

有些“国家公敌”还没有出来,有些出来又进去了,有些则成为新的“国家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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