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拒

警察打交道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大概始于2006年。在这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我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干预和压制,是通过社科院或哲学所的领导施压进行的。最紧张和严重的对峙发生在2004年,那一年是“8*8”事件发生15周年,5月份,(那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先生,下称刘)组织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允许重新讨论“8*8”事件,我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名。也许在官方的眼里,这是第一次像我这样的“体制内学者”和像刘这样的“民运份子”共同行动,引起了高度重视,哲学所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紧接着,书记、所长、副所长三人一道赶到我家里,要求我撤销签名,我当然严词拒绝。最后是副院长会同社科院监察局局长等人约见,我事前估计是要宣布开除的决定,并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以严厉宣布“下不为例”,而我明确表示拒绝承诺“今后不再参与”为结束。

大约从2006年2月下旬开始,每年所谓“两会”前警察上门打招呼,就成了惯例。这种打招呼行动对我个人而言表面上是很温和的,就是警察上门,东拉西扯,问问“这一向干些什么”,假装漫不经心地提到“就要开两会了,注意一点”,等等。这其实是对人的尊严,对公民权利的赤裸裸的侵犯。 经历过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生活的人都知道,那时有一个规定或惯例,每临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国家大事,(在农村则是党的书记、民兵队长或其他显示“专政力量”的人物)就会把他们所管辖地区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召集起来训话,告诫他们“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是厉害的”,“别妄想在节庆的日子搞鬼!”这个传统大概终止于80年代初,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不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现在,警察居然把早就过时并且废弃了的作法——特定日子对“坏蛋”和“危险分子”打招呼、发警告——又用到知识分子身上,这怎么不令人气愤? 这样做的荒谬与可笑还在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所谓“两会”,那么它们应该是这样的时候,比平时更加让人想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己行使公民权的自由是得到宪法保障的。如果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国家,对于自己的公民身份的神圣感或尊严感,那么警察在这个时候的故意出现就是对这种感觉的亵渎。

当人们仅仅因为表达了独立的政治见解就要被警察的阴影笼罩,就要被视为不良分子、潜在的威胁社会的人,那么警察贬损和侮辱的不仅是个人,更是对宪法的嘲弄,是在毒化社会空气。 当自称“丰台分局”的警察突然给我来电话,说因为两会即将召开而要到我家里来“谈一谈”时,我本能地拒绝。警察找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借口,说他们要了解自己辖区居民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我立即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应该对我们小区的每一户业主都要走访,而不是专门对我,你是这么干的吗?”他说是,他以为可以随便说。等他下一次又来找我时,我告诉他,我问了住同一栋楼的好几家住户,没有一家在相同时间段得到警察的关照,我严厉谴责他撒谎,狠狠地训斥他,弄得他极为狼狈。 丰台警察对我采取的策略是无赖式的死缠,他们从不说强硬的话,就是厚着脸皮要见、要谈,而且要在他们选定的时间。其中为首的一个姓杨,要我叫他“小杨”,但我从不使用这种昵称。他知道自己打交道的对象是教授,于是想装斯文、装好求学问,妄图制造出共同点以便有话可说。他要我把自己写的学术文章给他看,让他“学习学习”。有一次,说到过几天我会去北京大学作一个讲座,他表示他也想去听听,他“很感兴趣”,他以为我会对他产生谦虚好学的好印象,而且,他到听众中去凑个数会提升我的虚荣心。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我的讲座是给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做的,他离听懂还有相当距离。我还告诉他,别以为在我面前装学生的样子是在抬举我,其实是在抬举他自己,因为,凭他的学历或学识,肯定没有资格做我的学生。 我这么做是想挫败他套近乎的努力。平时,我很讨厌讲究学历等级,更不会摆教授架子,但现在,对于他的说假话与伪装,我只好搬弄这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来把他推得离我远一些。在真正的读书人圈子里,我的这些话是很伤人自尊心的,我也在想,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分?

但我最后发现,警察对于这些挖苦根本没有反应,他们原本就听不懂,用这种办法来拒绝他们根本无效。 我相信,和我打交道的警察是因为上级的指示才竭力做出谦恭姿态的,但这些人本来缺乏教养,而且在中国,警察这个职业赋予了他们超越法律的权力,在他们身上就会养成为所欲为的习性,他们习惯于老百姓怕他们、服从他们,要他们真正尊重人是很困难的。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警察来敲门了,是一向来我家的杨警察和另外一人。姓杨的做出惯常的满脸堆笑,说要进屋来和我聊一聊。我双手叉腰,把他们挡在门外,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话预约,我告诉他们,今天是周末,一家人好不容易有个聚会的时间,警察周末找上门来,不但挤占了我们一家人难得的团聚,而且会破坏气氛。我还告诉他,我儿子回家看父母,都会事先打好几次电话,第一次是提前三四天,问我们最近是不是很忙,如果不是,约周末回家,然后,在临回家前还要打一两次电话,说定回家的具体时间,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忙,日程安排十分紧凑。我对警察说,连儿子回家都是如此,你们警察这么想来就来,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那怎么行! 他们坚持要聊一聊,我坚决挡在门口不让进。

杨警察压低嗓子说:“我们不要在门外大声嚷嚷好不好,让邻居听见,影响不好。”我明白这话的威胁和敲诈意味。一般而言,中国老百姓怕警察找到自己,万一不得不与警察打交道,会尽力避免让单位、朋友、邻居知道,以免有“遇上麻烦了”的嫌疑。所以,2010年底警察去找我妻子时,为了向她示好,强调他们很为她着想,没有告诉她的领导,也没有把谈话点定在她的单位。我明白他们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你不愿意让邻居知道警察上门,你就不要在门口与我们争执,快让我们进屋去得了。”但我不吃这一套,相反,我扯着嗓子,对着楼道更大声地嚷,我恨不得让整栋楼的人都知道我正在和警察吵架,我才不怕呢,如果邻居来围观,我会吼得更厉害。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软肋,警察休想要挟我! 平心而论,这两个警察不是蛮横刁钻之徒,也没有要压制、为难我的意思。只不过他们在中国干警察久了,平时是说一不二,没有人敢惹,没有想到要遵守法纪,尊重别人,他们身上的毛病和坏习气,是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知不觉养成的,很有可能,他们并没有自觉到,“别让人知道警察来了”貌似体贴,其实具有威胁的含义,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碰到过像我这样的人。

我发觉,与当代中国普遍的社会风气相适应,中国警察身上的痞子气很重,与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塑造的警察典型——威严的沙威先生大不一样,他们不是法律——哪怕是压迫者的法律——的化身,而更像无赖,毫不自信、自重,甚至不在自己的压制对象面前掩饰低下的欲望和行为,既贪便宜,又色厉内荏。我经常回想起一次经历。 2006年6月1日,我乘中国民航CA933航班,由北京飞巴黎。 经过边防检查时,警察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搜查我的背包,在放行时,我发现包里的一本《亚洲周刊》没有了。我大声索要我的杂志,警察说是没收海外出版物,我问,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又是凭什么理由?他们根本回答不出来,只是重复就是要没收,我不依,这样一路争论,闹到了边防检查负责人的那个柜台。队长很凶,说依照的是公安部的命令,我说,这就怪了,我在这里呆了不到二十分钟,你们哪来得及去请示公安部?旁边一个年轻警察涎着脸说:“怎么不可能?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了嘛!” 我决心抗争到底,我说杂志属于我的私人财产,你们没收可以,我配合,但必须给我一个收据。队长完全不讲道理地说,就是要没收,就是不给收据。我质问他,如果没收有法律依据,怎么不能给我收据?你们怕什么?我故意大声争执,引起中外过关人士的注意,我还宣称要上告,要诉诸全世界的舆论。这一招见效了,队长马上把杂志退还给我。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杂志,而是要和他们较劲,我说:“刚才你不是说公安部要你们没收这本杂志吗?现在怎么不执行上级命令了呢?我很愿意配合你们的工作,我宁愿你们没收,但不开收据是不行的。”这帮家伙真是恼怒得不行,尤其是我那平静、揶揄的口气。他们凶狠地叫我快走,那个队长最后恶狠狠地说:“你自己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对你!”我不想示弱,回应说:“你们工作得太好了,我可以让你们的上级知道,也可以让全世界知道。”这是无数次中的一次,警察在完全无理的时候就说“你自己明白”。边检人员偷我的杂志,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想看,而不是检出了按他们的恶法说来的违禁品,因为,查禁海外书报是挡住由外到内,而我是带出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