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徐晓:北岛诗歌依然流行,这是时代的不幸

  

  

   《今天》的诞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凤凰网文化:从《今天》开始吧?

   徐晓:这个有点老生常谈,我不是特别想谈,其实我当时在《今天》是一个特别次要的角色,有点像现在的志愿者。

   凤凰网文化:但是你有一个见证的意义。

   徐晓:从见证这个角度当然是没错,对我个人来讲,不管我在《今天》是什么角色,它影响了我的生活和我的道路。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青春期放大了幻觉?

   徐晓:这是任何一代人都会有的一种现象。前几年跟一个外国朋友聊起文革,他们说看到很多人写文章赞美文革,我说有人赞美文革吗,他还说出了具体的人名,比如提到徐友渔、秦晖,我说你搞错了吧,他们不是在赞美文革,他们是在回忆他们自己的青春。

   但是说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今天》到底有多重要,我觉得它是一个合力的结果,比如当时民主墙兴起。那我相信《今天》的诞生,也是因为这些人受了这样的一种启发。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在人格上有意放大《半生为人》里的一些角色?

   徐晓:这和你写那个人物时候的心理、情感有关,我觉得我还是在尽可能真实写。有些话我可能写得不是那么清楚或者仔细,比如说我写赵一凡,我们后来的那种疏远。我说我们俩是他对,还是我对,或者是他更对,还是我更对,就是说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些反思。

   凤凰网文化:再版的时候,有没有把这种反思的结果加进去。

   徐晓:我得尊重我自己的写作历史,我不能一篇文章觉得它不够的时候,就随时把它给改写完整。

   凤凰网文化:什么叫完整?

   徐晓:把它的美好和它的阴暗,它的缺陷和它的完美,都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写作来讲,这真的不是我的目的,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赵一凡跟我说:自尊心有时是没用的

   凤凰网文化:赵一凡到底是谁?

   徐晓:对我是把他当成精神导师。我那个时候在小学当老师,我们当老师的地方就是人艺,人艺旁边有一个胡同,现在叫报房胡同,文革的时候它叫瑞金路十九条。我当年在那儿工作,从那儿骑车过一条马路就是演乐胡同。那边有一个电影院叫做工人俱乐部,然后演乐胡同进去以后再往左边一拐就是前拐弯胡同,就是赵一凡的家,前拐弯胡同的这个口接着演乐胡同,那边那个口,出了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这么一个关联。

   所以我从我们那个小学到赵一凡家去,骑车大概就是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距离。那个时候也没别的事儿,也没有什么负担,然后上放了学就往那儿跑,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去,我是通过我当时一个男朋友认识的赵一凡,那个男朋友跟赵一凡家就是住隔壁。可能去赵一凡那儿三次,我才能见到他一次,就是那种吸引力特别大。

   比如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跟赵一凡争论什么呢,当时正在宣传一个英雄。那会儿是1971年,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教室里头挂着那个人的照片,现在我有点记不起来他那个英雄事迹,好像是拉了一头战马,然后那头战马他要是不拉的话,就把那个铁路就给挡上了,好像就是拯救了一列火车,然后我们聊起人到底是自私还是不自私,我记得特别清楚赵一凡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做那个咱们看来把他说成是那种英雄行为,但实际上他是为自己好。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会很难过。他是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做了一件无私的事情,这个观点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太新颖了。

   其实后来我也读了霍尼雪斯基的《怎么办》,他那里面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当时我17岁,我们天天在学校被宣传学雷锋,是有一点颠覆的感觉。比如赵一凡还跟我讲,人的自尊心是很没用的,当然后来我发现赵一凡真的是挺没有自尊心的。他常常为别人做很多事情。换成我们,我就想,我为什么为你做,为你做完了你还说我不好,你还反而来责备我。

  

   我不喜欢把监狱经历当作炫耀资本

   凤凰网文化:书里写:有天夜里有人喊你去楼下听电话,然后你就入狱了。

   徐晓:其实当时大概在我入狱半年之前就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被人盯上了。

   凤凰网文化:整个经历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

   徐晓:我觉得这种经历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都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如果你把这种东西给它稀释成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酷的行为,或者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东西,我觉得很不合适.它永远给我带来一种痛感。也正是这种痛感让我还有勇气说真话,拒绝我该拒绝的东西。

   因为我当时不懂被调查了意味着什么,你也想象不到你可以进监狱,现在中国人可能整天在说监狱的事儿,说得都已经没有神秘感了。但是当年你想想我身边没有那么多人进监狱,你自己又年轻,家里又是良民。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直接的原因导致他们下手?

   徐晓:不知道,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涉及到好几个省的人,所以后来当时公安部把它定性为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叫做第四国际,把它当成一个大案来办的。那我的逮捕证上都是华国锋签的字,华国锋是当时的公安部的部长。当时把我从宿舍楼叫下来,进到那个传达室那个小房子里,让我签字的时候我根本就没看那个逮捕证,完全就吓呆了,就不知道去看一下,也不会问说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头脑就完全一片空白,哭都没哭,就不会哭了。

   凤凰网文化:你父母怎么办当时?

   徐晓: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情景,我父母才跟我说,我被抓的当天晚上实际上我们家就被抄得底儿朝天,就是公安局在抓我的同时,因为他不能提前走漏风声,如果先去了我们家可能我就会跑掉了,就是在他们想象中,总之这是一个同步的行动。那后来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是带着好几个大灯去的我们家,都把那个灯支起来照着,这样可以搜查得特别的仔细,连床板都给掀起来,连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水箱的盖都会爬上去打开去看看。

   所以1978年我接手《今天》的时候,我们家就为这个事情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妈就说你都已经坐过一次牢了让我们担惊受怕,然后你现在又参与这种事情,你也许又会去坐牢。先不说你自己那么年轻,别的女孩子在这个时候都在打扮自己,在谈恋爱,然后你在这儿干这么危险的事情,然后你还可能影响到所有的家里人。这是我后来特别深的一个记忆。那你说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当时是一点没有愧疚的,就是投身到了这个事业。这是我后来回忆起来,我一点儿没有矛盾,我就觉得这是我该干的事儿,我愿意干这件事儿,你们不应该阻止我。我当时没有那种说我应该孝顺,我应该出于孝顺而放下这件事情。我有过这个反思,就是对我父母的这个反思,所以我承担的压力我不会抱怨,我觉得我该承担。就是你把他生出来了,他不是为你而活的,但是他是你的亲人,你该承担的你就得承担,这就是亲人,那当然我要是这么说我的父母为我承担的,显得我特别的没有心肝。但是我现在愿意用这种话,对我儿子说。

  

   监狱里我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大量情杀

   凤凰网文化:你书里写了好多儿媳妇杀公公的事儿?

   徐晓:对,因为女监嘛,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除了政治犯,大概也就是一点这种。就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经济犯罪。那时候社会治安实际上比现在好,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去溜门撬锁。

   凤凰网文化:这就涉及到一个当时的农村现状。

   徐晓:对,我挺吃惊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对农村一点儿都不了解,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城市出来的,我家没有什么农民的亲戚。我自己也从来没下过乡,等于在监狱里接触那几个杀人犯都是农村人,我才知道,而且一直就是中国人很保守。

   比如说有一个老太太我没有跟他同监,但是我可以听到她,因为她老吵闹,好像是已经六、七十岁了,她经常大声的说话。然后我的那个监狱就有一个,我那个号儿里曾经就有一个跟她同一号儿的人,说这个老太太一共结过七次婚,她最后把她的老公给杀了,她说她完全没有想到需要受这么大的惩罚,有可能给她判死刑的这样一个惩罚。第一感觉到,她完全没有法制的观念,就是杀人需要被制裁。然后我还知道了实际上中国的农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那关系都很混乱。

   凤凰网文化:都是免费的、当代的、中国的题材。

   徐晓:然后还有那一个案子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案子,那个印象也特别深。当时说是在北京的房山有一个28岁的女人,这个女人自称是圣母的徽号,特别奇怪,就有好多人都信她。而且这个好多人里有的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然后我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就是一个工人。那个年轻的三十多岁的女的呢,也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她们都信那个教,然后她们去保护28岁的那个,因为政府要抓那个人,她们去保护她。

   她们给我讲那个场景,就是说她们人摞人的,把这个人给保护在中间,就是不让你政府的人把她抓走.其中就有一个小女孩,也是我那个同案给我讲的说,她老在监狱里头喊,她一喊我们就能听到,一听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中学生。说她妈妈也在这个监狱里,也被抓起来,也是同案,但是她妈妈悔改了,就是我们那个监狱里过一段有一个广播大会,就是改宽严大会。它会宣布一些因为认罪态度好,而所谓从宽处理的典型,还会宣布一些从严的典型,当时呢就在那个广播里宣布了她妈妈,说因为她妈妈认罪揭发别人,然后就对她妈妈好像就是要释放,就是宽待处理,然后她这个女儿就开始大骂她妈妈。后来就给她戴上脚镣了,给她戴上背铐了。哗啦、哗啦就给她拉走了,那我不知道她的命运,她是不是真的被杀了,我不知道。

   凤凰网文化:因为你有面对媒体的话语权,那我们只能放大你的这种经历。

   徐晓:对,那天我还跟年轻人说,我说你们不用羡慕这种生活,如果你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肯定也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你让我重过一遍,我肯定受不了,我不愿意。只是因为那你生命中,这种因素出现了,出现了其实你面临一个你怎么对待的问题,俗话说所谓苦难就是财富是吧。

  

   政治犯不会考虑国家大事 觉得“这辈子完了”

   凤凰网文化:想过把这种生活写成小说吗?

   徐晓:也许吧。那个人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因为她就是挨着我睡。然后她有一天晚上自己自杀,然后我一睁眼,睡眼朦胧的,队长把那个铁门哗一开那就吵醒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她的样子特别可怕,眼睛都凸出来了,她自己拿一个裤腰带在勒自己,然后我们就长久的在讨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就是自己用手把自己勒死。

1976年地震的时候,下着大雨,然后他们在外面弄了一个地震棚,他们那个地震棚是只有棚子没有门,然后我们都能从这个,趴着窗户能看见他们,然后我们就把被子垛起来,看看外边,然后就告诉屋里面的人,说他们今天吃扁豆,要不然就说谁谁谁今天穿一件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有外号,就是我们给他们起的都有外号。他们统一的,我们都管叫队长,他们也不告诉我他们姓什么、叫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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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4日, 6:18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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