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诞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凤凰网文化：从《今天》开始吧?
徐晓：这个有点老生常谈，我不是特别想谈，其实我当时在《今天》是一个特别次要的角色，有点像现在的志愿者。
凤凰网文化：但是你有一个见证的意义。
徐晓：从见证这个角度当然是没错，对我个人来讲，不管我在《今天》是什么角色，它影响了我的生活和我的道路。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青春期放大了幻觉？
徐晓：这是任何一代人都会有的一种现象。前几年跟一个外国朋友聊起文革，他们说看到很多人写文章赞美文革，我说有人赞美文革吗，他还说出了具体的人名，比如提到徐友渔、秦晖，我说你搞错了吧，他们不是在赞美文革，他们是在回忆他们自己的青春。
但是说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今天》到底有多重要，我觉得它是一个合力的结果，比如当时民主墙兴起。那我相信《今天》的诞生，也是因为这些人受了这样的一种启发。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在人格上有意放大《半生为人》里的一些角色？
徐晓：这和你写那个人物时候的心理、情感有关，我觉得我还是在尽可能真实写。有些话我可能写得不是那么清楚或者仔细，比如说我写赵一凡，我们后来的那种疏远。我说我们俩是他对，还是我对，或者是他更对，还是我更对，就是说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些反思。
凤凰网文化：再版的时候，有没有把这种反思的结果加进去。
徐晓：我得尊重我自己的写作历史，我不能一篇文章觉得它不够的时候，就随时把它给改写完整。
凤凰网文化：什么叫完整？
徐晓：把它的美好和它的阴暗，它的缺陷和它的完美，都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写作来讲，这真的不是我的目的，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赵一凡跟我说：自尊心有时是没用的
凤凰网文化：赵一凡到底是谁？
徐晓：对我是把他当成精神导师。我那个时候在小学当老师，我们当老师的地方就是人艺，人艺旁边有一个胡同，现在叫报房胡同，文革的时候它叫瑞金路十九条。我当年在那儿工作，从那儿骑车过一条马路就是演乐胡同。那边有一个电影院叫做工人俱乐部，然后演乐胡同进去以后再往左边一拐就是前拐弯胡同，就是赵一凡的家，前拐弯胡同的这个口接着演乐胡同，那边那个口，出了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这么一个关联。
所以我从我们那个小学到赵一凡家去，骑车大概就是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距离。那个时候也没别的事儿，也没有什么负担，然后上放了学就往那儿跑，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去，我是通过我当时一个男朋友认识的赵一凡，那个男朋友跟赵一凡家就是住隔壁。可能去赵一凡那儿三次，我才能见到他一次，就是那种吸引力特别大。
比如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跟赵一凡争论什么呢，当时正在宣传一个英雄。那会儿是1971年，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教室里头挂着那个人的照片，现在我有点记不起来他那个英雄事迹，好像是拉了一头战马，然后那头战马他要是不拉的话，就把那个铁路就给挡上了，好像就是拯救了一列火车，然后我们聊起人到底是自私还是不自私，我记得特别清楚赵一凡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做那个咱们看来把他说成是那种英雄行为，但实际上他是为自己好。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会很难过。他是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做了一件无私的事情，这个观点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太新颖了。
其实后来我也读了霍尼雪斯基的《怎么办》，他那里面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当时我17岁，我们天天在学校被宣传学雷锋，是有一点颠覆的感觉。比如赵一凡还跟我讲，人的自尊心是很没用的，当然后来我发现赵一凡真的是挺没有自尊心的。他常常为别人做很多事情。换成我们，我就想，我为什么为你做，为你做完了你还说我不好，你还反而来责备我。
我不喜欢把监狱经历当作炫耀资本
凤凰网文化：书里写：有天夜里有人喊你去楼下听电话，然后你就入狱了。
徐晓：其实当时大概在我入狱半年之前就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被人盯上了。
凤凰网文化：整个经历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
徐晓：我觉得这种经历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都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如果你把这种东西给它稀释成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酷的行为，或者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东西，我觉得很不合适.它永远给我带来一种痛感。也正是这种痛感让我还有勇气说真话，拒绝我该拒绝的东西。
因为我当时不懂被调查了意味着什么，你也想象不到你可以进监狱，现在中国人可能整天在说监狱的事儿，说得都已经没有神秘感了。但是当年你想想我身边没有那么多人进监狱，你自己又年轻，家里又是良民。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直接的原因导致他们下手？
徐晓：不知道，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涉及到好几个省的人，所以后来当时公安部把它定性为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叫做第四国际，把它当成一个大案来办的。那我的逮捕证上都是华国锋签的字，华国锋是当时的公安部的部长。当时把我从宿舍楼叫下来，进到那个传达室那个小房子里，让我签字的时候我根本就没看那个逮捕证，完全就吓呆了，就不知道去看一下，也不会问说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头脑就完全一片空白，哭都没哭，就不会哭了。
凤凰网文化：你父母怎么办当时？
徐晓：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情景，我父母才跟我说，我被抓的当天晚上实际上我们家就被抄得底儿朝天，就是公安局在抓我的同时，因为他不能提前走漏风声，如果先去了我们家可能我就会跑掉了，就是在他们想象中，总之这是一个同步的行动。那后来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是带着好几个大灯去的我们家，都把那个灯支起来照着，这样可以搜查得特别的仔细，连床板都给掀起来，连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水箱的盖都会爬上去打开去看看。
所以1978年我接手《今天》的时候，我们家就为这个事情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妈就说你都已经坐过一次牢了让我们担惊受怕，然后你现在又参与这种事情，你也许又会去坐牢。先不说你自己那么年轻，别的女孩子在这个时候都在打扮自己，在谈恋爱，然后你在这儿干这么危险的事情，然后你还可能影响到所有的家里人。这是我后来特别深的一个记忆。那你说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当时是一点没有愧疚的，就是投身到了这个事业。这是我后来回忆起来，我一点儿没有矛盾，我就觉得这是我该干的事儿，我愿意干这件事儿，你们不应该阻止我。我当时没有那种说我应该孝顺，我应该出于孝顺而放下这件事情。我有过这个反思，就是对我父母的这个反思，所以我承担的压力我不会抱怨，我觉得我该承担。就是你把他生出来了，他不是为你而活的，但是他是你的亲人，你该承担的你就得承担，这就是亲人，那当然我要是这么说我的父母为我承担的，显得我特别的没有心肝。但是我现在愿意用这种话，对我儿子说。
监狱里我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大量情杀
凤凰网文化：你书里写了好多儿媳妇杀公公的事儿？
徐晓：对，因为女监嘛，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除了政治犯，大概也就是一点这种。就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经济犯罪。那时候社会治安实际上比现在好，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去溜门撬锁。
凤凰网文化：这就涉及到一个当时的农村现状。
徐晓：对，我挺吃惊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对农村一点儿都不了解，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城市出来的，我家没有什么农民的亲戚。我自己也从来没下过乡，等于在监狱里接触那几个杀人犯都是农村人，我才知道，而且一直就是中国人很保守。
比如说有一个老太太我没有跟他同监，但是我可以听到她，因为她老吵闹，好像是已经六、七十岁了，她经常大声的说话。然后我的那个监狱就有一个，我那个号儿里曾经就有一个跟她同一号儿的人，说这个老太太一共结过七次婚，她最后把她的老公给杀了，她说她完全没有想到需要受这么大的惩罚，有可能给她判死刑的这样一个惩罚。第一感觉到，她完全没有法制的观念，就是杀人需要被制裁。然后我还知道了实际上中国的农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那关系都很混乱。
凤凰网文化：都是免费的、当代的、中国的题材。
徐晓：然后还有那一个案子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案子，那个印象也特别深。当时说是在北京的房山有一个28岁的女人，这个女人自称是圣母的徽号，特别奇怪，就有好多人都信她。而且这个好多人里有的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然后我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就是一个工人。那个年轻的三十多岁的女的呢，也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她们都信那个教，然后她们去保护28岁的那个，因为政府要抓那个人，她们去保护她。
她们给我讲那个场景，就是说她们人摞人的，把这个人给保护在中间，就是不让你政府的人把她抓走.其中就有一个小女孩，也是我那个同案给我讲的说，她老在监狱里头喊，她一喊我们就能听到，一听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中学生。说她妈妈也在这个监狱里，也被抓起来，也是同案，但是她妈妈悔改了，就是我们那个监狱里过一段有一个广播大会，就是改宽严大会。它会宣布一些因为认罪态度好，而所谓从宽处理的典型，还会宣布一些从严的典型，当时呢就在那个广播里宣布了她妈妈，说因为她妈妈认罪揭发别人，然后就对她妈妈好像就是要释放，就是宽待处理，然后她这个女儿就开始大骂她妈妈。后来就给她戴上脚镣了，给她戴上背铐了。哗啦、哗啦就给她拉走了，那我不知道她的命运，她是不是真的被杀了，我不知道。
凤凰网文化：因为你有面对媒体的话语权，那我们只能放大你的这种经历。
徐晓：对，那天我还跟年轻人说，我说你们不用羡慕这种生活，如果你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肯定也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你让我重过一遍，我肯定受不了，我不愿意。只是因为那你生命中，这种因素出现了，出现了其实你面临一个你怎么对待的问题，俗话说所谓苦难就是财富是吧。
政治犯不会考虑国家大事 觉得“这辈子完了”
凤凰网文化：想过把这种生活写成小说吗？
徐晓：也许吧。那个人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因为她就是挨着我睡。然后她有一天晚上自己自杀，然后我一睁眼，睡眼朦胧的，队长把那个铁门哗一开那就吵醒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她的样子特别可怕，眼睛都凸出来了，她自己拿一个裤腰带在勒自己，然后我们就长久的在讨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就是自己用手把自己勒死。
1976年地震的时候，下着大雨，然后他们在外面弄了一个地震棚，他们那个地震棚是只有棚子没有门，然后我们都能从这个，趴着窗户能看见他们，然后我们就把被子垛起来，看看外边，然后就告诉屋里面的人，说他们今天吃扁豆，要不然就说谁谁谁今天穿一件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有外号，就是我们给他们起的都有外号。他们统一的，我们都管叫队长，他们也不告诉我他们姓什么、叫什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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