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到南方视察。他把6个大区的书记和有关省委书记叫到火车上,和他们研究农村工作尤其是公共食堂问题。

   一提起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身边的大员们便激烈地争辩起来,争来争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公共食堂办得好,有利于集体出工,有利于解放妇女劳力,有利于节约粮食、柴草……总之是好处多得很。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争吵辩论的结果,拥护公共食堂的占了上风。在这趟专列上,多数大员支持办好公共食堂;大家先后发言,历数公共食堂的好处,无非是有利于这个,有利于那个,发表了很多意见;一句话,这个共产主义的“心脏”不能动摇!

   这时,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的很多问题,说还是不说?他心里一直在打鼓,公共食堂一直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吗?

   但是,他还是想说。他认为毛泽东不一定就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必须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江渭清正在犹豫,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了,唯独你不发表意见,这是什么道理?”

   主席点名要自己发表意见,当着这么多的人说不同意见,合适吗?

   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说:“发!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发!”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是吃不起啊!你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态度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3亿口猪。现在你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你再到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的有道理啊!”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又说:“看来可以搞几个调查组,田家英一个,陈伯达一个,胡乔木一个,到农村去搞调查,搞它一个月,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如果他说得对,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说到这里,毛泽东挥动右手,做了个有力的手势,好像真的要一风吹。他接着说:“如果不是呢,另当别论。”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嘛!”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三个月。”

   事后,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详细调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这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董保存,在20年前采访了江渭清后写的纪实故事,目的是为了赞扬在极左盛行年代里,江渭清同志为民请命、敢讲真话、直言不讳的高尚精神,同时也显示了领袖毛泽东民主开明、虚心纳谏、纠正错误的可贵风范。

   然而现在再读这篇纪实故事,却让人感到惊讶,感到困惑;联系到当时的背景,令人感慨万端!

   当然,作为省委书记的江渭清,在万马齐喑、一片肃杀、人们习惯讲假话、不敢讲真话的大环境里,敢于将自己通过深入基层调查得来的实际情况,当众报告给最高领袖,为在全国范围内解散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打响了第一炮,确实难能可贵,居功至伟;虽然他反映的食堂化问题尚不及实际问题的十分之一,但他已经站在为民请命实事求是的制高点上,在我们的国史和党史的功劳簿上,应当给江渭清同志记上浓重的一笔!

   最高领袖毛泽东同志,这一次确实是虚心倾听,察纳雅言,立刻就作出了派调查组、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堪称英明民主、从善如流的典范之举。

   但是有好多事情让人不明白:你身边那么多大局书记和省委书记,都在一致夸赞公共食堂的好处,一致认为公共食堂不能解散,你老人家该如何评判?你只顾赞扬反对食堂的江渭清,这边一窝蜂支持食堂的该如何收场?

   更让人奇怪的是,就在去年的庐山会议上,你老人家高调称赞“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公共食堂是顺应人心、符合历史潮流的产物;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公共食堂,你却勃然大怒,将其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一番批斗之后,逮捕入狱,张凯帆至今还在监狱里受苦。为什么现在江渭清一番话,食堂就成了“坏东西”,江渭清就可以解散全省的公共食堂?

   张凯帆解散公共食堂,被毛泽东一巴掌打入十八层地狱;江渭清解散公共食堂,毛泽东居然当场答应,还授予其“尚方宝剑”,究竟是为什么呢?

   更可叹的是,这些中央大局书记和省委书记,在1960年冬天竟然还一窝蜂赞扬公共食堂,支持大办公共食堂。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或者为“罪过”)。

   1960年是什么年代?是农村生产力遭到破坏最严重的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陷入最低谷的年代,是六亿农民生活最困难的年代,是亿万百姓饥饿程度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年代(《党史》二卷说这一年饿死1000万人)这年的10月份,饿死100万人的河南“信阳事件”,饿死30多万人的安徽“无为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通渭事件”,相继爆发,一件件饿死人惨案的报告如雪片一般飞到中央领袖的案头。那些中央和地方大员,一定会更早更全面地知道各地大跃进食堂化带来的严重灾难。

   可是现在,他们居然众口一词,称赞公共食堂好处多多,主张继续大办公共食堂。后人应当如何评价这些常年受马列毛思想熏陶的高级干部的作派呢?

   这些高干可能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不了解下情,对公共食堂的危害比较隔膜。他们懒得下去调查研究,或者他们本身就不愿、也不敢到下面作调查。他们知道一旦下去调查,一大堆负面信息就会扑面而来,把他们埋住。向上面汇报吧?就可能被戴上右倾帽子;不向上面汇报,下面老百姓不同意。怎么办?干脆不去调查,坐在办公室里,开开会议,听听汇报,看看材料,一切以中央指示为本,以人民日报为准;出了问题,那是上面的责任。反正咱们高级干部有国家的特供,吃喝不愁,养尊处优;管他老百姓啼饥号寒,管他公共食堂问题如山!如果真的犯了事上面追查下来,自己最多落个“不了解下情”“工作方法不当”,一切便不了了之。

   另一种是了解下情,心知肚明。这些高级干部此时怎么能不了解下情呢?他们肯定也下去调查过,也一定知道广大农村一片萧条、十室九空,也一定知道公共食堂缺粮断顿、大锅饭尽是野菜树叶、社员们饥肠辘辘、浮肿病遍地都是、饿死人现象不断发生的凄惨景象。如果说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通渭事件”能报到中央领导的案头,那么无数的村里、乡里、县里大大小小的饿死人案件,一定会报到省领导和大局领导的案头。他们一定知道公共食堂弊端丛生,为害甚烈,再坚持办下去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但是,他们就是不说真话,这些“负面消息”沤烂在肚里也不能说。彭德怀、周小舟因为说真话批评公共食堂,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张凯帆等人因为不忍看老百姓的苦苦哀求,下令解散了公共食堂,竟被一阵痛批以后逮捕入狱。这些前车之鉴时刻在警示着他们,千万不能说真话,假话、大话、空话可以随便说;饿死几个老百姓,于我有多大干系?

   于是在1960年冬天,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在毛主席的身边,发生了一幕令人悲叹、让人遗憾、叫人痛心的场面——大多数封疆大员,党的高级干部,公然当着最高领袖毛泽东的面说假话,一起称赞饿死人的公共食堂好处很多,优点很多,要继续大办……

   这些封疆大员此时一味迎合,岂不知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固然一味鼓吹,要求大办公共食堂;几个月前还亲笔批示贵州办食堂的“科学经验”,要求继续办好公共食堂,但是,近几个月来,各地饿死人的重大案件像雪片一样飞到自己的案头。尽管自己批示道,这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是地主富农兴风作浪,是国民党反动派搞颠覆活动,要求这些地方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但心里总是不踏实,这些案件的报告都异口同声提到了公共食堂的问题,使自己忧思难安,疑虑重重:难道自己鼓吹多年的公共食堂果真有问题?莫非彭德怀批评食堂、张凯帆解散食堂有一定道理?难道自己这几年一味坚持和维护公共食堂真的错了?难道自己视为“共产主义心脏”的公共食堂非解散不可?

   看来公共食堂非解散不可,但是如果直接由自己下令解散,面子上实在不好看,等于是自打耳光;但如果不解散,后果会更严重。于是聪明的毛主席想了个办法,到南方调查,让地方大员来讨论,那肯定是多数大员赞成食堂,自己知道他们是在明哲保身,迎合自己,自己便不置可否;即使是少数人提出公共食堂有问题,主张解散食堂,自己就马上予以支持;然后再派人去各地调查,然后再下令解散公共食堂。这样一来,自己最多落个“受地方大员错误信息的蒙蔽”、“不了解下情”的工作方法问题,同时还能落个“力排众议,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美名。

   张凯帆解散公共食堂,被毛泽东怒打一番;江渭清批评公共食堂,被毛泽东赞扬一番,原因盖出于此。

   而这一批权势显赫的封疆大吏、衮衮诸公,此次昧着良心一味迎合,当面撒谎,可谓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 顺风旗插到了亿万农民的伤口上!

   当你们走下火车,经过萧疏的农村,听到广大农民在大锅饭旁痛苦的哀号时,该是什么心情?

   几个月后,也就是1961年5月左右,祸国殃民的公共食堂终于在几亿农民强烈反对的声浪中一哄而散,以后再也无人恢复;公共食堂成了不堪回首的最可笑、最愚蠢、最害人的极左怪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荒唐闹剧!

   此时,如果这些封疆大吏再在火车上围绕领袖讨论公共食堂问题,不知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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