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朱光磊：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的若干思维方式问题析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不论在内地，还是在港台和欧美，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讨论，多是围绕着评价、方案或预测等角度展开的，但是核心是发展道路问题。因此，在这些分析中，自然就会以一定的形式包含着一定的立场因素。在讨论中，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交集和沟通十分困难。为了把讨论不断推向前进，就需要寻找研究工作的支点。

　　 通过多次参加研讨，笔者发现，在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讨论中，尽管各个方面观点不同，立场各异，角度有别，但是大都涉及到了思维方式的问题，只是专门和系统地从这个角度入手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的论著相对比较少。

　　 实际上，这一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历史和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按照所谓”主流”政治学理论和”标准的发展建议”，很难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梳理和表述清楚。这样就导致在不同的基本看法之间，常常是各说各话，彼此难以交流。因此，集中讨论一下思维方式问题，有助于从整体上推动研究工作，促进各方面的沟通。第二，对于深入分析有关各方立场的形成的政治与理论背景，评估各自今后可能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也有助于使研究者随时审视自己研究思路是否对头，并且使自己对问题的分析和归纳比较系统。第四，同样有助于学术界以正确的方式和比较系统的观点影响社会，包括影响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起关键作用的政府和政党。

　　 二、对若干有代表性的政治发展思维方式问题的分析

　　 1.平衡问题：”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现在，不少人把中国的”一切成绩都归之于经济，把一切问题都归之于政治”，承认经济上的进步，但是否认政治上的积极变化，也即脱离政治发展来考察中国的经济进步。

　　 事实上，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化和相应的政治发展，没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有效组织，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在全面开放背景下二十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实现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的多样化是不可能的。把一个如此大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经济活动与政府活动割裂开来分析评论，过分贬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可喜进步，否定我们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积极变化，在思维方式上无疑是有重大问题的。更有甚者，某些人用否定政治发展的办法，来抵消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比如，有人讲，”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中国领导人”漠视””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论者还”分析”到，”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注：参见《中国潜在整体性崩溃》一文，该文于2004年11月16日至2005年4月13日，先后在燕南博客、网易论坛等多个网站被转贴。)。显然，这种”分析”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果沿着这样的逻辑向前推演，在评估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得出可靠研究结论的可能性很小。

　　 要充分肯定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20世纪70年代启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改革，就既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80年代启动的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高速扩张在内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没有相应的全面的社会政治变革予以支持可能吗？90年代，中国终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难道只是经济变化吗？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重大修改、关于宪法的某些修改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提出，难道不是重大政治改革的前兆吗？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是正确的，但是，不宜简单比较两种改革孰快孰慢。”从逻辑思维来看，既然经济体制改革如此依赖政治体制改革，既然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不是恰恰证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功绩吗？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上层建筑束缚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呢？为什么要把功劳仅仅归之于经济方面而把问题统统放在政治方面将两者割裂开来呢？”(注：王邦佐教授在人民网上的一个谈话，载《人民网·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3年第42期。)

　　 总之，应当肯定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全面的积极变化。虽然，不能简单地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完全平衡的，但是要肯定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同样是大有进展的，两者都是既有成绩又有大量需要不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2.速度问题：”时间”与”时机”的关系。

　　 学者不宜简单地将自己的价值追求，直接转化为对改革和发展进度的时间要求，不能用个人生涯的概念来比照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政治发展之钟”应至少以10年为一个时间刻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政治发展，要瞻前顾后各50年。中国如果能够用30～50年的时间完成社会转型，并在此基础上渐进地推动政治发展，不论是对中国人民，还是对那些关心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外国朋友来说，其速度就已经比较可观了，应当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就是奇迹了，就是对人类的贡献。

　　 由于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在社会阶层分化方面的实际进展比预想的要快，我们有理由提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初步解决了中国下一个时期政治发展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前提；二十多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重组，初步解决了中国下一个时期政治发展所要求的参与主体和领导者的形成问题。很多在前20年难以做到的事情，现在确实可以做了。

　　 现在，情况确实也正在发生变化：

　　 –党的”十六大”修改党章的第一句话，已调整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十六大明确强调，要进行政治文明建设，一系列加强”党内民主”的措施正在积极酝酿之中(注：参见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法官职业化的呼声已经为国家司法部门所接受，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已经于2002年正式举行；2001年夏天，涉及保护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山东”齐玉苓案”，终于使宪法第一次进入了诉讼领域(注：参见许崇德等《齐玉苓案对完善宪法实施机制的启迪》，《人民法院报》2001年8月17日。)；有关宪法监督的问题也已进入了政府和学界的议论范围。

　　 –1982年以来，全国人大特别是人大常委会的政治作为逐渐加强。比如，2002年11月沈阳市政府根据119位人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议案，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停建沈阳南部核供热项目的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而该项目原本”属国家计委立项项目”(注：参见陈维忠等《119名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中国人大》2003年第2期。)。

　　 这些变化并不是很”大”的变化，非常具体，但它们都极具象征性，都是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出现的。这些变化无不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或者说无不与社会最基本层面的变化，也即”人”的变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也有学者提出，关键的问题是把握”时机”，而不是”时间”。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时机”还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中的，是在一定的时间段中寻找改革的适当时机；同时，”时间”的概念侧重于从政治发展过程的角度考察问题，”时机”的概念则侧重于从推出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角度考察问题。所以，重视”时间”与强调”时机”是不矛盾的。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为借鉴，应当也肯定会前进得快一些，但毕竟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3.协调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难”与”易”。

　　 都说政治体制改革”难”，这种”难”，就难在利益关系的协调，难在不得不面对许多复杂、敏感的局面。实际上，从技术操作的角度看，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相对简单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完成的”项目”也比较少。但是，简单并不等于容易。因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准确把握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问题。

　　 完成一项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往往周期较长，很费时间–仅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就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比较短的。因此，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同步进入攻坚阶段，那么很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平衡。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置后一点”，反倒比较容易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避免政治体制改革”踏空”。

　　 结合前三个问题，本文在这方面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是相比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安排上节奏慢一些，安排具体改革项目比较少，频率比较低，更谨慎一些。斯蒂格利茨的一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虽然一个国家有很多方面迫切需要发展，但是任何发展战略都应该先确定发展的轻重缓急。优先权的关键是要有次序意识，即有些事情必须优先解决”(注：斯蒂格利茨：《走向一种新的发展范式》，王燕燕编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1期。)。

　　 4.动力问题：”被动改革”的意义。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许多改革措施都是”被迫”采取的，是属于”被动改革”。实际上，只要是真正的改革，必定有利于发展，都要给予充分的支持和肯定。而且，仔细考虑一下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大多数改革也往往是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采取的。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就成为发展的动力。

　　 一场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动力所推动的政治改革是健康的，一个能够应对社会压力而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改革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具有进步性的。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政治与经济比较，往往就比较”被动”。从局部来看也是如此，比如，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比较顺利的浙江省，从一个较长的时期看，”浙江政府比较务实”，”政府行为基本上是顺势而进”；”因为人口压力太大，政府不得不’允许’老百姓的一些’越轨’行为”；”有一个省领导说过，能跟住老百姓就不错了”(注：卓勇良：《浙江模式：跟着老百姓走》，《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6日。)。

　　 政治跟着经济走，国家跟着社会走，政府跟着老百姓走，并非坏事。相反，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跟着政治走的时候，往往就要出问题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政治跟着经济走”，是属于战略层次上的理论概括，并非是在强调和鼓励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

　　 5.表里问题：有其名必有其实。

　　 进入新世纪，中国实现了”人权入宪”，党章也做了重大修改，先后出现了政治文明、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等一系列重要的提法。多数学者大都肯定这些变化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变化多是形式上的，至少是没有直接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在分析上述问题的时候，就又牵涉到了一个关于所谓”明”与”暗”的关系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政治发展实际上还有一个与渐进式改革相联系的特点，就是以非政治变革（市场化、经济形式多样化、加入WTO等）推动政治变革，即以”表”促”里”，有”明”有”暗”，”表””里”结合，特别是以对外开放来全面促进体制改革，也算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就是”不争论”。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4页。)以多数人所熟知和可以接受的概念、说法，推广先进理念，用”加强”带动”完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