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大大”: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

“习大大”这个词汇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的最初来源是新浪草根微博@ ,从2012年11月21日起,其发布了大量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照片,且多有在近距离才能拍到的照片,发布速度比官方媒体甚至新华社的各个微博都要快,它用俏皮的话语报道主席出行,比如“习大大”“平平”,而其夫人彭丽媛则被称为“彭妈妈”。

学习粉丝团的微博经过再转发、扩散,“习大大”在领导人的粉丝之间趋向于主流话语。但这个话语还没有被官方认可——直到在2014年的9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来自遵义的刘轶说:“总书记,我可以叫您习大大吗?”“YES”。查看许多媒体报道,对这个“YES”的形容皆是“爽快的回应”。

自此,“习大大”作为一个草根微博的话语,被成功的进行了合法性收编,并成为官方媒体的主流用语。检索新闻,“习大大劝年轻人别熬夜”“习大大喝哪些好酒”等主流信息,都将其名字置换成“习大大”三个字;吐媒槽此前推送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习大大的新闻观与宣传观》,也在无意中参与了这个概念的生产和建构。

问题是,按照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路子,“习大大”的概念有不妥之处。大是“爹”的俗字,各地方言中一般指长辈,称某人为“大大”,本质上具有亲昵的指向。追本溯源的看,当一个中介性的名字,变为有亲昵指向的代称,会挤压一个词汇的解释空间,也会在根本上形成人们在认知上的偏差。当“习大大”成为主流文本时,就已经限定了框架——无论是语境、背景还是表达,都让批评的空间大为减少。

比如说,当我们说起“小平”的时候,我们想起的是什么呢?只能是力主改革开放的那个具体的“他”。这个话语,首先带来的就是亲和、魄力的形象构建。

类似的话语被进行合法性收编的例子不胜枚举。“APEC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2014年的网络新词汇,“APEC蓝”多指治理的超常规手段,在网络舆论场上,它被解释成为“Air pollution eventually controlled”、“Air pollution escaped from China”等各种延伸义,这些意义在亚太经合组合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得到了极为有力的彰显,它们与“禁止焚烧垃圾”“限牌停工”等各种伴随文本勾连,委婉的表达批评。

这一词汇在具有负面、消极的指向之后,迅速被进行合法性收编。2014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文《让APEC蓝永驻蓝天》,让“APEC蓝”的解释空间变得规范化、指称化,它暗示党和政府的决心、努力,将APEC蓝与国家形象、民族尊严挂钩,使其意义变得更加积极、盎然,而原有的讽刺、批评之意得到有效消解。

对民间生产的话语进行合法性的收编,是中国特色语境下,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趋向成熟的一大特点。此外,使用公共话语、创造特色概念、重新生产意义等路径,和对话语进行合法性收编一致,都是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所看重的手段。在以后的吐媒槽系列文章中,我会就这个基本脉络为大家介绍一系列政治传播案例。

在这里,我将政治传播这个题目,称呼为“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是因为,政治传播作为一个重要题目,在传播学中,与“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被作为平行的内容。所以,不免要用老套的句式问一下,“当我们在谈论政治传播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随着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外延逐渐拓展,概念界定反而越来越模糊。政治和传播谁是主体,决定研究视角不同、研究层次不同、研究主题不同,如图所示,61%的研究倾向于将其纳入传播学范畴,49%的研究视角切入传播学,剩余的政治学研究比例,相对来说寡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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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表基于2002-2016年相关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以及教育部社科研究重大项目)的分析

若要在概念上达成对“政治传播”的理解,适宜从“政治”“传播”两个概念上去探赜根源,但这两个词汇所隐含的意义又极其复杂。宽泛来看,理清基本的逻辑关系是有必要的:以政治为优先视角的“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它通过政治话语、政治修辞,达成劝服、改造、认同之效果;而以传播为主要视角的“政治传播”,我们可以称呼其为“传播政治”,其着力点在于传播本身的技术化、工具化,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功能,与前者相比,它更加宏观、显见。

61%的传播学研究比例,会研究什么样的政治传播呢?以学习粉丝团的“习大大”为例,大都是围绕传播规律、传播实务来进行的,怎样进行微博管理,怎样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是“作为传播的政治传播”关心的内容。

“人本质上语言的动物”,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如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则称,“人是政治的动物”;美国政治传播学者尼谋有一句名言:“政治就是谈论”。1970 年 12 月,福柯提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福柯第一个将话语和权力结合起来,他认为,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

官方媒体的寥寥几个字的改动,何以会引发巨大的争议性?为何会释放出巨大的信息含量?“”的24个字,如何通过内容的排序和组合,生产出巨大的政治意义?在世界对于话语的定义权、解释权的斗争中,我们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随手可见的问题,正是“作为话语的政治传播”,所应当去关注的。在以后的吐媒槽系列文章中,我将会试图通过案例介绍,来还原政治传播的另一面。

参考资料

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2月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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