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連福隆談到，國家的存在應是為了保護人權，但他發現在亞洲看到欺壓人民與人權的，其實都是政府的公權力，所謂的三權分立，是三權互相監督、補足與辯證，是保障法治、人權與民主的唯一方式，終歸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但是有些政府三權都要一把抓，就會走向獨裁，更不能保障人權，因為國家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像在德國憲法裡就規定「權力是來自人民授權」，也規定了每一個德國人在受到公權力壓迫的時候，都可以申請釋憲，就連最窮的德國人受到欺負時，都必須有機制能夠為他申訴。
台灣社會出現許多法治的危機，行政機關恣意解釋法律，加上在租稅的行政訴訟案件，人民最多只有6~8%有機會勝訴，法院無法為民伸張正義。一個進步的社會，有賴人民的力量與覺醒，因為需要每個人去伸張自己的權利，才能對抗政府結構性的犯罪。
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吳景欽副教授則是舉江國慶與太極門案件為例，說明「證據法則、無罪推定、偵查不公開與追訴權時效」的問題。首先他談到兩案檢察官完全沒有按照證據法則起訴，據以起訴的根據，都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與被告相關。另外檢警辦案時也常提供高額檢舉獎金，利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心理，試圖找出解答，問題是當獎金越高時，「檢舉」的可信度是增加還是降低？因為就是有些人會為了要拿獎金，先報了再說。
吳景欽說在台灣「無罪推定」的觀念幾乎是走不出校門的，所有學生出了課堂後，當了檢察官、律師、法官以後，還是「都先認定你有罪，然後你要提出什麼，你要自己證明自己的清白」，另外在談到所謂的「偵查不公開」原則，其實最不遵守偵查不公開的就是檢警人員。以這兩案為例，檢警因為手邊有部分案件資料，在還沒收集完全就向媒體散布消息。而兩件案子都面臨了訴追濫權執法人員追訴權時效過期問題，台灣的審判期通常非常冗長沒有時限，但是換角度要針對濫權執法人員行政究責追訴，懲戒時效竟只有十年，這兩案審判時間幾乎都超過十年才確定，這時要追究濫權執法人員，懲戒時效就已經過了。
冤獄平反協會常務理事高涌誠律師指出，冤獄平反協會在成立的這兩年內就平反了一件冤案，那可以想像台灣的冤案到底有多少？就像江國慶被判死刑，會讓人覺得很荒謬，只是因為法院不能排除是他犯案？就刑事訴訟法的要求，事實上應該是一定要確信就是被告致人於死，才能夠判死刑，而法院沒辦法證明被告沒有，只有回過頭來要求被告自我舉證說明沒有參與犯罪。由此可見法院漠視無罪推定原則，這其實就是台灣的司法應該再改進的地方。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李念祖律師也以太極門冤案談起，雖然法院最終給了無罪的判決，但是為何稅捐機關仍然可以主張繼續追訴的權利？此外，我們的行政機關發展出一套規避時效的作法跟理論，造就「萬年稅單」的問題。人民向政府主張權利時，政府會以超過時效而不受理；但政府的課稅處分卻沒有時效限制，嚴重侵害人權。人民的生命有限，而國家租稅機關長存，行政法院負有責任監督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而不超過界線，希望他們能夠徹底的改變這種萬年稅單的錯誤。
前司法院大法官兼副院長城仲模語重心長的表示，在台灣地區，假如能夠獨當一面真正獨立審判的法官，在訓練考試的過程出來之後，他們可以到處去探聽人民心聲的話，相信今天的法官、檢察官不會是這樣子的保守，要讓台灣一步一步的成為一個尊重憲法文化，法治社會的國度，其實指日可待。如同歐洲整個人權的保障、司法制度，國王跟人民、貴族跟人民、統治者跟人民之間的關係等等，通通來自八百年前大憲章開始，經過整整八百年以上，慢慢地自我訓練，自我期許，到今天才有我們看到的這些結果。
2015/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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