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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月11日,台湾高雄大寮监狱里发生挟持事件。6名服刑人员挟持了典狱长和监狱管理员,提出“法官有罪推论心态要改”,保外就医制度不公平等三项诉求。

警方和劫持者对峙14个小时,最终6名劫持者饮弹自尽,并未伤及人质。据报道,此次劫持事件是由台湾黑道竹联帮尊堂堂主郑立德带头发起的,他因杀人罪在2012年被判重刑28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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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雄劫狱相比,黑帮电影也要甘拜下风

2月11日下午,在高雄大寮监狱,郑立德等6名受刑人串通谎称生病,打伤管理员后挟持3人。副典狱长赖振荣和戒护科长王世仓自愿替代当人质进去谈判,典狱长陈世志后来主动替换副典狱长出来。郑立德等人随后进军械室取枪,共取走4把65K2步枪、177发子弹及6把手枪、46发子弹。随后,6人与警方对峙长达14小时。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个情节很像黑帮电影里描述的劫狱场景呢?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恐怕再天才的编剧也难以想象的到。在越狱未果后,挟持者提出了三项诉求:第一,台湾法官有罪推论心态要改,否则对犯罪者相当不公平;第二,既然要把他们关到死,但至少在狱中要让他们自给自足,但每个月只有两百元新台币,难以生活;第三,为何陈水扁这种只不过是尿失禁就可保外就医,但监狱内很多受刑人躺病床、坐轮椅却不能保外就医,相当不公平。

这三个诉求也太“高大上”了点。说实话,无论是新闻中还是文艺作品里,对劫持事件的描述都不少,劫匪的诉求虽然千差万别,但一般离不开两个方面,一是钱,二是自由。然而竹联帮郑立德的这些诉求却令人大感诧异,他满口法言法语,讲的都是社会甚至法治议题,这些应当出现在台湾“立法院”或者选举的电视辩论中,可是现在却在监狱里由黑帮劫匪的嘴里说出来。

几个小时之后,高雄监狱里突然枪声大作,连开30多枪。台湾法务部门官员陈明堂受访证实,经确认六名劫持者举枪自尽,典狱长陈世志安全获释。现场警方受访说明,约5时左右先有四名劫持者自尽,5时以后,最后两名劫持者出来查看,还对已经死亡的同伙补弹后,再饮弹自尽。

这件事做得更是独具黑帮风范,在明知越狱无望的情况下,并未伤及无辜,而是饮弹自尽。甚至剩下的两位劫持者,还帮同伴“处理后事再上路”。无论是“痛斥陈水扁”还是饮弹自尽,竹联帮的劫匪们都令人印象深刻。就像是一部电影里的台词:讲规矩叫黑帮,不讲规矩叫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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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联帮的出现与发展,都与政治密不可分

整个过程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郑立德这几个人提出的三点诉求了,完全不像是劫匪该干的事啊。除了从他们自身角度出发,能提出这种诉求也与这几十年来台湾黑帮,尤其是竹联帮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

竹联帮是台湾最大的黑帮,它成立于1956年。

1949年以后,200万外省人的移入,使得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角不是大人,而是一群当时十几、二十岁的大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往往人在军中,没有什么精力管教孩子,而他们在学校里又往往会受到本地少年的欺负,比如竹联帮曾经的领袖陈启礼就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曾说:“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我就还手跟他们打。后来变成每天下课全班来打我,在教室外面的走廊,我就一直奋战。”

久而久之,这些大男生倾向于抱团以免被人欺负,或者去欺负别人。时间长了,原本纠众而成的小组织,就逐渐变成大组织。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时竹联帮中要角,不少拥有大学或明星高中的学历,以60年代的台湾社会教育普及程度,这些黑帮人物颇符合“社会菁英”、“知识分子”的定义。

例如60年代后期起成为竹联帮领袖的陈启礼,毕业于淡江文理学院的土木测量系;1968年竹联扩大组织、制定规范的“阳明山会议”,负责主持的张安乐,当时只有20岁,还是淡江大学历史系学生。

到了8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竹联帮势力也不断扩大。1981年,竹联帮与台湾另一帮派四海帮发生冲突,为平息舆论压力,陈启礼邀请媒体朋友在台北红楼吃饭,就是在饭桌上,他谈到了竹联帮的转型,认为竹联帮应该为家国做些事情,并提出“参与政治”,“反台独”等目标。

之后,竹联帮开始在台湾大规模的招兵买马,为了要灌输这些好勇好强的青少年朋友们的“爱国思想”,竹联帮帮规第一条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

到了1984年6月,台湾当局宣布,各不良帮派限期办理自首撤销,登记期限过后将要严格取缔。陈启礼等人体会到这一波风雨欲来的危机,因此便积极结交党政高层以求自保。此时正好情治机关高层也认为,这些帮派领袖多半是军公教家庭出身,“忠党爱国”立场鲜明,可以利用他们在外面“替国家办事”。

随后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台湾官方认为,旅美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是情报局线人,却撰写《蒋经国传》污蔑领袖。陈启礼当场主动“请缨”,愿意前往制裁。10月,陈启礼和竹联帮成员吴敦、董桂森在刘宜良家将其开枪击毙。

陈启礼本想借此“漂白”身份,但因为江南拥有美国国籍,美国人大怒,美台关系岌岌可危。当陈启礼回到台湾遭到逮捕后,人在美国的“白狼”张安乐为了救友,就对媒体公布了台湾情治部门与陈启礼等人会晤的录音等相关内容,举世哗然。

“江南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台湾的政治走向,被指下令情报局“制裁”刘宜良的蒋孝武,被蒋经国外放新加坡,从此远离权力核心;蒋经国更公开声言,未来的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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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台湾黑帮的自我修养

“江南案”改变了台湾,也差点毁灭了竹联帮。“江南案”后,在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部主导之下,警方在全台各地发动全面扫黑,被捕的黑道人士,被依据行政命令层级的《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不经审判就径自移送“管训”,总数高达4000人,其中竹联帮成员约占1/3。

陈启礼本人后来对外界感慨过“江南案”中黑道人物“政治夜壶”的角色,出处就是人们都熟悉的杜月笙那句话:“帮派人物像个夜壶一样,政客们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踢到一边。”

“管训”结束后,遭遇台湾民主化浪潮,黑帮没有走向末路,反而很多“黑帮大哥”及时抓住机会,摇身一变成为了“议员”。比如“黑帮政客”郑太吉,他不但选上了屏东县议员,还被推举为议长,此后十几年屏东一直是“黑道治县”。

黑帮成台湾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依台湾警方的统计,台湾省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超过150人,地方议会有黑道背景的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有黑道背景或犯罪记录的某届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更超过95%。这其中的经典人物就是天道盟精神领袖罗福助,连续6年当选台湾立法院委员,连负责扫黑的法务部长都要向他作报告。

适应时代的黑帮也在改变自身修养。比如,晚年定居柬埔寨的陈启礼就热心于慈善活动;竹联帮另一位已经半退休的大佬“赵霸子”赵尔文,近年甚至成立文教基金会,长期帮助台东偏僻乡下的贫困儿童就学。

而作为竹联帮尊堂堂主的郑立德,在劫狱诉求中针砭时弊,句句法言法语,言辞力求恳切动人,显然是谙熟今天台湾民主社会法治与政治环境的表现,因此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