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阳:乡村必然破败 必将继续破败 谁也救不了

前言:前天,我在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新闻民工的回乡手记,转载很多。在那篇写得并不规整的小文中,我断言农村的破败是必然和必将持续的。我之所以有这个观点,乃是出于我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比较抵制和反感对田园废弃,牧歌不再的挽悼式抒情,那是中学生的特权。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为人们解答“为什么”,如果不能坚持基本的是非观,闭上大嘴会显得更加体面。

今日重推的小文,此前在公号上发过,原标题为《中国城市病已无药可医》,如果标题的判断成立,那么广大农村的空心村、留守儿童等问题也将无药可医。这听起来难免让人不快。但正如罗素所说,所谓理性,指的是某人通过可以验证的科学原则判断出自己将很快死去,在死亡来临时,他固然会为告别人世而伤怀,但更因判断得验而欣喜(大意)。

不怕您差评,国事和农村越糜烂,我的这种欣喜就越丰盈。

不用再列举数据,来证明大陆各大城市的沉疴和新疾。堵车、雾霾、高房价、入托难、入学难,甚至找一块墓地都难,在北上广和大多数省会城市,早是众所周知的城市病。为了缓解这些病,政府限购房产、限购汽车,汽车又限行,各种办法用尽,也挡不住路面上滚滚的车流人流。最近,北京市政府又宣称将淘汰“低端人口”,以减少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举措之一就是派人到天通苑等一些低端社区清理群租房。

住在河北燕郊的北京外来人口,暂时不用担心被清理,但很多年轻人的父母清晨五六点就得起床,替儿女在公交站排队。他们的儿女,每天至少要花3个小时往返北京市区和燕郊的住处。前些天,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组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坦称,北京不敢往燕郊修地铁,因为害怕北京市区的房价跌下来,而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与房价直接挂钩。

既然大城市对外来谋生者如此不友好,他们为何还非要守着北上广不走?这些涌入北上广的人群,无疑加剧了城市病,并愈演愈烈。在目前的体制下,城市病有无治愈或缓解的可能?做为一个曾在北京工作过4年,最终逃离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上述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结论,城市病在现行体制下无药可医。

无论在冠盖云集的北京,还是遍地流金的上海广州,官二代和富二代固然要比一般人家的儿女活得更滋润,也更易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但后者在大城市与在故乡比,活得不见得更滋润,却也更易找到一份工作,重塑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家族的未来。在他们的故乡,阶层早已固化,科技和工商业的落后,他们要么得重金贿赂当地领导,混入体制内食民之禄,与民夺利,要么苦苦挣扎,做个教师,或干个小生意什么的。

北大博士冯军旗曾考察河南南阳某县的政治生态,在这个人口只有80万,拥有一千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的农业县里,竟有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除了人事权归省市的少数岗位外,这些大小大族可以说完全把控了体制内入仕晋升的渠道。大陆的政治体制又决定了,工商业也必须附丽服务于权力。没几个硬后台,你在县城开一个大一点的超市,都会被穿制服的敲诈勒索到破产。

媒体人叶一剑曾以“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来描述这种尴尬。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挤进大城市取暖,纾缓拥堵最好的办法,无疑是把火堆分开,让人们不那么挤地获取光明和热量。可是,在大陆权力通杀的体制下,权力首先是用来自利的,官员们最先考虑的,永远是把自己所在的小区修漂亮,把上级领导视察必经的街区搞繁华,尽量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拨款。其他人想蹭点权力的便宜,享受更好的市政和教育资源,除了往大城市里挤,别无他法。

官民生活如此,那些办厂经商的,当然也得逐权力和人流而动或驻。大城市在聚集足够多的经济总量之后,其商业逻辑和对规则的先天需求,会在权力的重压下,挤出一些相对自由公平的空间,提供给那些有进取心而缺乏权力资源的人。在中国,这些空间弥足珍贵。那些即使一天挤三四个小时公交车,也舍不得回老家的年轻人,图的就是这个。

最近,关于北京首都行政“副中心”的话题很热,是保定、通州还是廊坊,众说纷纭,乌龙迭出。在众声喧闹的背后,权力之手对城市定位和发展模式的决定性影响展现无遗。

权力的自利,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掠夺性的土地制度,更给城市病的棺木砸了一圈结实的抓钉。中共在1982年版宪法中,添了一句“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授权国务院管理城市土地,又通过土地法,由国务院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国有土地。偷梁换柱、暗渡陈仓之后,地方政府俨然成了城市土地的合法拥有者,又可以通过编制城市规划,改造城中村等,不断将城市周边原本属于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大搞土地财政。所有想在城市驻足的人,都必须跟着政府的规划图走,而趋利而非民生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城市建设“摊大饼”,甚至“造鬼城”因而无法叫停。

在农村,数千年来一贯的土地私有制,在经过土改和“大跃进”运动后,已面目全非。“改革开放”后,农民没有收回自己的土地,而要从村集体“联产承包”。在法律上,农民的田地和宅基地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听命于党委政府的“村集体”所有。这还不够,政府之手又通过县级国土局和乡镇国土所直接伸入村庄,对集体土地上下其手,农民连建所婚房,就得经政府批准,往往要被敲诈一笔钱。政府如果愿意,可以随便画个圈,禁止圈内的农民自建房。前些天,河南省夏邑县一农民在院子里捅死乡干部,原因即在此。

政府又将土地所有制与用途挂钩,在村集体土地上只能种庄稼搞养殖,要想进行商业开发,必须由政府先低价征收,再以数十数百倍的价格招拍挂卖出,赚一大笔土地出让金。政府标榜这是为了保护耕地,可不难看出,这种制度是在鼓励政府侵占耕地搞商业开发,政府又有暴力工具,强拆血拆于是遍地开花。

在这样野蛮扭曲的土地制度下,底层百姓无论农民还是市民,都无法利用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建恒业、立恒心,只能成为世世代代为蜗居付出高价的奴民。要想解决城市病,唯一的出路就在农村。但自从中共建政以后,农民就一直被剥夺了利用自己的才智力,盘活土地价值的权利。

农村连自己的村民都留不住,更别谈为大城市分流了。在权力主导中国及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之后,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病,像无数只残暴肮脏的怪兽,不停吞噬人们的血汗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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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描写当下农村的书和文章都很多。这些文字的最大相同处,就是几乎没有出自农民的手笔,更多由农村的逃离者和观察者们采写。其中,我最认可的就是梁鸿的“梁庄两部曲”,在那两本书中,她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同情之理解。

不过,她也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故乡“沦陷”原因何在?从乡土之污染(垃圾和饮用水问题),乡校之废弃(梁庄小学成了养猪场),再到乡人之离散(出梁庄到城市边缘讨生活),乡风之沦丧(不孝子和奸杀老妇之少年)等,似乎构筑了一组闭合的答案。

我却连“故乡沦陷”本身都表示怀疑。我知道,很多读者对本文的阅读期待包括农村教育的沉沦。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讨论的问题。农民放弃子女的教育,看似是因为读书性价比的锐减,真正的原因则是这个政权已经不太需要从农村汲取人才,以自利自固。相反,农村孩子对教育公平的渴求,会对政权稳定造成威胁。

农村环境污染加重也可做如是观。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严厉环保执法,对政权毫无收益,还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影响招商引资,所以除非农村生发出可以自救的集体权力,否则越来越脏就是历史宿命,是抵抗不住的大趋势。

2015年2月25日, 7:2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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