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伊始,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宣布的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奖项授予了现任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和他的研究团队,其获奖项目是“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也称为“”。获奖原因是这项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研制了超级操作系统(Meta OS)、实现了计算与存储分离、实现了软硬件分离。 随即质疑之声在网上迅速蔓延。

有人批评张团队获奖材料中的8篇申报论文,期刊档次不高(有些是会议论文),被引数量不高,引用者多为与团队相关的人,因此质疑相关论文的质量。也有人认为张团队推出的所谓“透明计算”其实就是“云计算”,没有理论创新;还有人认为“透明计算”这个概念早就存在了,并非张团队首创。很多专家对官方报道该工作“从根本上突破了冯•诺依曼计算结构”更是难以认可。不言而喻,最后的质疑指向了国家科技奖评审的公正性。

这些质疑不仅来自民间和个人,像中国计算机学会这样的官方机构也公开发表了一份题为“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退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等奖项的评审工作”的声明。后来这个文件从该学会的网站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祝贺同行们获奖的贺词。很多官方媒体和民间质疑该奖的帖子也在互联网上被迅速删除。一个于2014年由著名科学家饶毅等创刊并迅速流行的民间科普媒体《赛先生》对这场诡异的“发帖”、“删除”然后又容许讨论这背后的博弈进行了系列跟踪报道。

1月26日,中国《科技日报》发表了张校长回应获奖后争议的访谈,该回应的要点是:其一,早期发表文章不容易,将来会有更多文章发表,他还计划把成果推成“国际标准”;其二,“透明计算”由他首创;其三,“透明计算”拓展了(不是颠覆)“冯•诺依曼计算结构”;其四,“云计算”是以服务器为出发点,而其“透明计算”则以终端为核心;其五,其“透明计算”有很大的产业化前景,与Intel合作多年,学生们也正在做商业开发;其六,对于没有及时回应质疑,他说:“我之所以沉默就是考虑到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在回顾了这个过程之后,可见人们对此事辩论围绕一个本质问题:“自然科学奖”应该奖励什么样的贡献?

归纳国际自然科学类工作获奖有一些共同的原则,第一是原创性,也即这项工作必须是首创知识;第二是公开性,也即获奖工作是人类共享的知识,而不能是商业机密;第三是重要性,也即这项工作对科学和社会的意义;第四是确定性,也即要等一项工作的原创性和重要性被同行和社会确认了之后才能获奖,从而保障奖项的含金量和公信力,于是造成很多人的获奖时间滞后其工作很多年。

就这个问题,我书面访谈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物理学教授文小刚,他说:自然科学奖应该奖励那些创造新知识、新理解以及新发现的研究。对于科学来说,论文是很重要的成果体现方式。而一篇论文的重要性往往反映在它是否触发了同行们沿着这个方向强烈而持续的研究活动,因此被引数是个很重要的指标。有时候,被引不高的论文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也有小部分被引高的文章并没有太高的价值,这时同行专家的评价就很重要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偏技术的“自然科学”奖项或许有不同的标准。就此,我查阅了国际计算机大奖图灵奖过去几十年的获奖工作。事实上,计算机领域的奖项也遵循了“原创性、公开性、重要性和确定性”这几个原则。例如2004年的图灵奖授给了建立了互联网基础体系结构并创造了互联网关键通讯协议TCP/IP的两位科学家Vinton G. Cerf和Robert E. Kahn,他们于1973年完成这项工作,决定不申请专利,于1974年发表相关论文,1978年该协议成为OSI国际标准,接下来该构架和协议陆续被世界各地免费使用,当三十多年后他们获得图灵奖之时,互联网已经覆盖全球。

让我们回头用这几个原则来讨论张校长团队的“透明计算”。

就原创性来说,我从张校长在清华大学的个人网页上下载了一份英特尔主管“透明计算”合作伙伴的副总裁Renee James 于2012年9月的讲话记录,她说,透明计算这个概念并不新,麻省理工学院(MIT)从90年代晚期就开始做了,最近中国清华大学的张教授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查看了英特尔在透明计算方面的一些文献,张教授团队提供的与多个操作系统对接的“Meta OS”被英特尔当成其“透明计算”的构架一部分,英特尔与世界不少大学和公司合作在推动“透明计算”各部分的开发,其中HTML5是他们主推的一项技术。而被英特尔认为原创了“透明计算”这个概念的MIT在这个领域也持续进行独立研究,他们的思路和野心似乎要全面实现计算机网络的软硬件技术和产品对用户的完全“透明”,甚至期望在万物互联的情景下让用户不知不觉地使用网络的各种服务。

由此可见,“透明计算”这个概念并非张校长首创。在内涵方面,张团队目前的主要成果“Meta OS”在以上所述不同版本的“透明计算”概念下,仅可被当成一个小部分。其实计算机领域的“普适计算”、“云计算”、“透明计算”等概念之间有很多重合之处,没有截然的界限。那么张校长的“透明计算”目前采用的构架是不是更接近“云计算”呢?

就张校长在《科技日报》的回应里所提出的“透明计算”与“云计算”的四个不同点,我电话请教了一家知名计算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他说,“云计算”构架包括了多种形式的终端设计,在终端虚拟化方面业界已经做了几十年了,张校长的设计只是其中一种。关于带宽和过程管理,业界各厂家也有很多不同做法。至于系统的安全性,每家云计算公司都必须提供自己的方案,各有所长。他认为,张校长团队的成果仅是“云计算”构架下的一种实现方式而已,并没有改变“云计算”构架,更不要说拓展“冯•诺依曼计算结构”了。

就公开性来说,张校长团队已在这个领域发表了几篇论文,这是人类共享的知识。可能是论文质量受到质疑,张教授在《科技日报》上刊登的回应中反复强调“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然而“专利”、“商业机密”等封闭性的知识作为“自然科学奖”的一部分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况且,这些成果还未市场化,其市场价值目前仅为猜测。

张校长团队成果质量和重要性也是人们争议的焦点之一。MIT的文教授认为,这次获奖的“透明计算”所提交的论文被引数的确很低(最好的一篇约50次),一个好的博士生也可能做到这个水平,这比2013年“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的论文被引数(当时被引约800次)低太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计算机科学方面的权威来解释这项低被引数的研究成果到底有什么值得获奖的科学新突破。

综上所述,无论是论文的学术价值还是其成果的商业使用,他的成果都还处于未经确认的早期,虽然张教授有信心未来会发表更多文章,也有计划把他们的核心技术推成“国际标准”,并自信“透明计算”有很大的产业化前景。然而,自然科学评奖与向风险投资者推销一个未来可能上市的公司不一样,科研成果的“潜在前景”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自然科学评奖的着力点。因此,为张校长团队评奖似乎太着急了,不仅立刻引发争议,也未必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几天前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碰到一位来自中南大学的女老师,她很快被周围询问其校长获得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各种问题包围。她不是计算机专业的,无法从专业上解释校长是否应该获得这份奖,她说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位校长,自从他担任中南大学校长之后,老师们收入增加了,学生宿舍也安装了空调。她真诚地相信校长的人品,觉得他做过教育部的官员,又是院士,现在还担任校长,没有必要为了争取这个奖而做不合规的事情。

可是今天的社会,“赢家通吃”、什么好处都想要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科技界各类评奖的政府干预和人情评选也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顽疾,影响一些评奖的公信力。从另一方面来说,自1999年以来的16次评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空缺了10次,获奖者基本上是实至名归,从未引起像今年这样的争议,特别是那些空缺的年份,评委们用自己的否决票表达了对科学的尊重,也凸显了中国科学家学术品位的高贵。

然而今年的自然科学一等奖很沉重,相信获奖之后的张校长还来不及庆祝就被潮水般的质疑压得透不过气来。即使公开回应了一些质疑,但更多的质疑仍然源源不断。很多像文教授这样密切关注此事进展的国内外科学家,以及很多不是科学家但在乎政府公信力的普通人,仍然在期待着中国计算机行业内的权威专家,特别是这次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站出来就一些基本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复:张校长团队的“透明计算”到底在什么方面有科学新突破?这些“突破”能够配得上自然科学一等奖之重吗?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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