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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已经两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是自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并实行了面向市场的政策。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论点更进一步。他表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被称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告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千百万名狂热的红卫兵对他像神一样崇拜。然而,马若德教授最近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一场讲座上说道,习近平本人的权力虽大,但是他铲除腐败的运动却蕴藏着危险,他笃定地要挽救共产党,但他的运动却对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了风险。马若德接受采访,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问:您为什么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为强势的领导人?毕竟邓小平有那么强的魅力、制度上的权力,以及革命年代的经历。

答:邓小平当然有巨大的权力,不过与他一起活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物中,有一些极为保守的领导人,其中一位在党内的资历比他还深,那就是陈云。还有李先念和彭真,他们都非常保守。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人们经常看到他先开放又封闭、再开放再封闭,因为他必须与这些人打太极拳。有时候保守派会迫使他封闭,之后又会重新开放,因为他发现封闭对经济不利。当时有很多地位与他相当的人,可以让他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有怎样的危险,尤其是(1989年镇压抗议的)天安门事件之后。

就习近平的情况来说,他有一个独特的角度,那就是,他是由前辈和同辈挑选出来的,而他的同事们则没被挑选。换句话说,在他们都是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被选中了。这就给了他类似毛在1936年那样的地位,那时毛刚刚开始得势,当时(已故总理)周恩来和后来被遗忘了的其他人都有担任领导人的机会,但他们没有成为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权力比邓小平还大,因为他周围没有地位相当的人,没有那些能够凭借过去的经历能挑战他的人。他赢得了出任领导人的“抽签”。

问: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您觉得这可能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的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学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习近平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学生的意思是,习近平认为,如果你经受过这样的历练,你被赶出了家门,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你生存下来了,你会产生一种自信。如果你能从这段经历中走出来,你能经历多得多的挑战。我觉得,他拥有这种自信。

他还拥有一种“太子党”的自信,出身于革命领袖家庭的那种自信,尽管并不是最高层,但是革命领导人。这赋予他一种革命的使命,他想保卫革命的成果。的确,许多人会认为,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与其他许多领导人相比,他的革命使命感更强。所以我想,出于这两个原因,他非常自信。

其他人呢?没有某种超凡的才能,是不可能爬上权力的顶峰,跻身政治局常委会的,比如政治才能、行政才能,以及内斗的才能。不能认为他们无所作为,但是习近平击败了他们,取得了最高权力。这就是他的实力。

马若德

马若德

问:您在演讲中提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那么他与习近平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答:我想强调一些相似点。他们都想挽救共产党,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我想,戈尔巴乔夫或许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我不觉得习近平大概会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只相信列宁主义。我认为文革对于邓小平及以后的人物,都是一个让理想破灭的经历。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实施“体制改革”(perestroika)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还是习近平通过反腐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都是在试图改进、净化共产党,使其改变前进的方向。

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知道戈尔巴乔夫做了什么。习近平念念不忘戈尔巴乔夫。刚担任领导人不久,他就对同事谈到了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人站出来保卫共产党”。所以,很显然习近平觉得他需要强硬起来,挺身而出保卫党,铲除腐败,恢复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

 问: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共产党能继续维持下去?

答:没有这种例子,因为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上只是在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后才出现。我猜想,古巴共产党还存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反对给予古巴人民一种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他们能够依靠苏联经济支持的时候。当然,朝鲜的党能存在下去,是因为中国人还没做好将其抛弃的准备,虽然中国人对朝鲜执政党的自我表现很不满,但是他们不希望看到又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完蛋。

我不认为还有任何其他的经验可借鉴,我本人的感觉是,这个党不可能改革自身。习近平有几种选择:一是放松反腐败运动,以便实施经济改革方案,他提过经济改革,但一直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有可能让党保持政权。但是,如果他要对腐败进行刨根断枝的打击的话,用他的话说,是老虎苍蝇一起打,那就会有真正的危险。有党崩溃的危险,正如俄罗斯发生的那样,或者有出现一个反对他的领导层联盟的危险。

问:可以想象有一种反对习的势力、一种反击出现吗?

答: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有结盟反对他的准备。毛泽东也可以依靠一件事,即如果周恩来向(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吐露真心,说主席精神错乱了,我们不应该让这种文革继续下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性、很大的概率,刘少奇会向主席汇报周恩来,然后把周恩来处理掉。

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不存在。人们不像怕毛那样怕习近平。人们的利益、人们的家庭、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张同志、王同志和李同志就有可能结盟反对习近平。他还没有成为那种令同僚特别害怕的人物,以至于他们不敢想象向别的同志建议,“让我们结盟来反对他,”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位同志不会去举报自己。

问:对党的真正威胁是西方价值观、新闻自由,以及公民社会吗?习近平对这些威胁的重视程度如何?这些威胁与腐败的威胁相比又如何?

答:腐败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外部的威胁是来自西方的坏思想。他对两者都很重视。他的问题是,对付内部威胁,他可以动用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纪律检查委员会,背后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等整个机器的支持,他可以打击他想打击的东西。

对付国外思想的外部威胁的困难在于,作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的一部分,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已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出国,而且一旦中国开始变得富有,这些学生就已开始回国,而不再呆在他们读书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有了成千上万曾在美国、欧洲、日本留学然后回国的人,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个不同的未来。如果他们日子过得舒服,如果他们为党工作,这也许能让他们满足。他们会说,“OK,新闻自由对我在纽约的时候来说是个好东西,但在这里无关紧要,我现在过得也不错。”

但我觉得,危险的是,如果人们觉得反腐败斗争将削弱党,有可能引起混乱的话(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 那么人们将开始思考,我们怎样能改变这个体制?有些人会移民。一些人已经移民。显然有数十亿美元已经移出了中国。子女们也已作为一种自保的安全带,被留在了国外。这只是一个问题:人们是否会开始思考另一种方法?

当然,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对领导层友好的政党,最高层总会有人有想法,总会有变化。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很难预见的事情。虽然邓小平身在最高层,但他能做到,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乱成那样,你必须拿出新的东西来。我们无法知道,反腐败运动进行到什么程度时,排斥来自国外的思想到了什么程度时,当然这很可能会损害经济,中国国内会有人说:“这些做法行不通。我们必须改革。”

问:那么说,成功的反腐败运动与排斥西方观念是有关系的了?

答:你用了成功的反腐败运动这个词。但是,如果反腐败运动成功仅仅是打掉了几只大老虎,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欢呼雀跃,因为你拿下了这些人,这不算什么。其实,那些苍蝇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农民和工人深受到当地干部的刁难。这叫小腐败。有些腐败给当地社区造成生态破坏,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带来健康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给广大民众带来威胁的人,如果习近平去抓这些人,谁去为党工作?谁还会去当新干部?

问: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吗?

答:没有意识形态,你就失去了维系以前儒家帝国的粘合剂,你就失去了维系毛泽东时代的粘合剂。这样一来,在党和人民之间,在政府与国家之间,就失去了共同的东西。这样在中国会很难继续下去,你的党由于其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自这种政党从19世纪末成立时起就是这样,靠意识形态说服人们: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当前,我们知道未来方向在哪里。

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教条,如果你相信它的话。没有了这样的教条,他已在采取一种非常消极的政策,采用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教条作为防身的盔甲,比你只能靠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这种老玩意把敌人的教条抵挡在外,要好得多。

问:中国是不是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这会不会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风险?

答:对法西斯主义,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民族主义是为什么习近平在东海、南海,以及在面对美国时,采取某种挑衅性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这是让人民在他的运动中、尤其是反腐败运动中,站在他一边的一种策略。但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会非常危险,因为正如中国过去的政府明白的那样,如果你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然后你不愿或不能付诸正确的行动,那么人们会嫌弃你,他们会认为你本人并不爱国,认为政府无能。所以激发民族主义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不太觉得那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我只是觉得那不过是习近平的一种武器。

问:如果不用儒教或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靠民族主义,那还有什么东西吗?

答: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非常担心的原因。他他正在试图做的事情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已在开展一项运动,要把整个共产党执政时期说成是一段不可分割的历史,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他的做法。他反对那种把中国明显地发生过的事情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毛泽东时代,那基本上发生了那些巨大悲剧、比如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以及改革时代,这基本上是走向更美好、更明亮、更繁荣的未来的时期。

因为他意识到,这在他的讲话中有,他批评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发生的事情时说过,一个问题是,他们攻击了列宁和斯大林,因此挖了整个体制的墙角。他意识到,如果你允许毛泽东统治的头20年、2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发生的所有错误而被诋毁的话,那么你会让毛失去合法地位。

而正如毛泽东的画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展示的那样,毛仍是赋予这个制度合法性的伟人。毛是他们剩下的仅有的东西。他们不再用马列主义,他们没有了一个受人尊重、享有权威的政党。在中国,似乎每天会发生500起反抗地方干部的事件。

他们只有毛。这会持续多久呢?毛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大意义呢?我不知道。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Cindy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