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有感于对柴静的批评:动机与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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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有感于对柴静的批评,翻出一篇旧文。柴静不是不可批评(如《》作为纪录片之不足,对雾霾原因挖掘之不足等,皆可批评),追究动机、指斥投机的诛心之论,则当休矣。节前我写过一篇同属此一论题的《胡适如何说理?》,待见刊后,再发上来。

动机与投机

有一位我尊敬的作家,这些年来,渐渐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从前他惯写红男绿女,好谈床笫风云,如今则满口自由民主、公平正义,谠论侃侃,不避水火,虽千万人吾往矣,临大节而不可夺,其尖锐与勇敢,愈发令人钦佩。从纵谈情事到横议国事,他的转型,我以为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政治是少数人的主业,却应该作为每个人的副业,在中国,关心与投身政治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我的一个朋友则不以为然,对于作家的政治转向,他直斥“投机”。他自称与作家有所往还,了解其为人,故敢于作此判断。

投机与否,牵涉一个人的动机。然而追究动机,不免诛心,这是说理与论道的大忌。因此享誉全球的开会宝典《罗伯特议事规则》规定:“不许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如你所见,不论“投机”还是“私心”,对动机的质疑,十之八九都是以道德的名义,并将展开道德批判。

中国人好讲动机,勿论古今。《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译者、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留学期间,参加学生议会,曾为动机论而头晕:“为什么不让质疑动机?他提这个动议明摆着有自己的私利,你们美国人不都直率吗?为啥在会上不许说呢?”

后来美国人告诉袁天鹏,不许质疑动机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东西。就像我们说不能诛心,因为心之为心,即不可问。武侠小说当中,有一门武功叫“窥心术”,凤歌的“山海经”三部曲将其演绎为“龟镜”之法,作为东岛绝学之一,练成之后,可窥人心所思。可惜这是小说家言,无法得到科学支撑。高科技如测谎仪,只可测真伪,不能问动机;而且据耶鲁大学法学院乔恩·R·华尔兹教授的《刑事证据大全》,测谎仪的准确率一般在90%左右,对付高智商犯罪分子,往往要出差错,由此正可见人心之难测。

既然动机不可证实,那么质疑则如捕风,终将陷入虚空。我在学校捡到一百元,交给老师,你说动机是邀功,以求期末评为三好学生,我向乞丐施舍一百元,你说动机是表演,以求打动旁观美女的芳心,事实上,我自觉这些行为皆发自良心的驱使……可惜,我无法剖开心肝自证清白,你也难以论证你的质疑。动机论自此陷入僵局。

追究与质疑动机,有时非但不能测度对方的本心,反而折射了自身的种种不堪。苏东坡与佛印辩难,佛印说:在我眼里,东坡是佛;东坡说:在我眼里,佛印则是牛粪。佛印却不生气,因为佛由心生,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心如粪坑,所见皆屎。依此理,动辄怀疑他人的居心,指斥他人“动机不纯”,只怕自己的良心不够干净。

不许质疑动机,还有两个原因,这里照抄美国人的话:“……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情,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所以指责他人的动机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矛盾。”

我要补充一点。动机论与效果论相对。后者只重结果,不问情由,以成败论英雄,终为功利主义所困;前者只重初心,不问结局,换言之,哪怕好心办坏事,只要能证明好心,便不会迎来苛责。这两大论调,各执一端,自然都该批判。动机论的最大症结,在于对道德律的绝对诉求,过于强调初心(意志、意愿)的纯正和良善,只可能陷入道德主义甚至是道德恐怖主义的泥沼。因为没有哪种道德教化以及权力改造,能够祛除人性深处的幽暗和污秽,清洗动机,强行“斗私”,必将使人心更加自私。

说罢动机,再说投机。这不是一个好词,无论在政治还是生活当中。“投机主义”、“投机倒把”等,都是严重的罪名。我无意为其洗白,只想借此谈谈对投机的判定与评价。

如何判定一个人投机?心不可问,动机不可质疑,那么只能依据其人的行为。譬如我今天写小说,明天谈政治;今天是右派,明天当左派;今天为权力者唱赞歌,待他明天失势,便转而批判、诅咒,唯恐火力不够激烈,难以洗清此前的污迹……这都可能被视为投机,背负变节的恶名。

但是,对投机的判定却不该如此简化。没有哪个人能够做到,一生只喜欢一个口味,信守一个观点,坚持一个立场,忠诚一个教义。凡有转向,便是投机么?当然不全如此。这里需要引出判定投机的第二个标准:投机者的转向,不是基于观念的自然进化,而是为了追逐权力和利益。

但是,抱歉我还得说“但是”,你如何判定,一个人的转向,如从作家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出自思想的召唤,而是权力和利益的召唤:倘从结果判定,那是效果论;追究动机,我们费尽口舌,不正批评动机论,提倡“莫问动机”么?于是僵局再次浮现。

不要轻言投机,正如不要质疑动机。

遂想起冯道和杨度。五代人冯道,从政近五十年,历仕四朝,被视为中国古代最臭名昭著的政治投机者。如果以忠于一家一姓而论,他的确不忠;一旦抛开“一姓之兴亡”,而以“万民之忧乐”来权衡,冯道何尝不忠呢,或者说,他忠的不是君,而是民。拓宽视野,投机论随之冰消雪释。

要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投机者、变色龙,杨度自然首屈一指。其人一生不足60岁,政治立场却百折千回,先后效力于清廷、民国、袁世凯、国民党、共产党。然而这其中的转型,并不尽是投机。譬如他加入中共,当在1929年秋,时值中共史上的低潮期,据杨度自述:“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而且,纵观杨度的前半生,你说他投机,他却可自辩:无论为哪个政权效劳,他都以推动立宪为己任,他不关心国体,只关心政体。到头来,还得纠结于动机论。

人皆有私心,逐利是人之本性,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于投机,除了不要轻言,更不必轻易否定。有一个比方,可供参考:高墙矗立,有人推,有人砌,更多人却骑在墙头,根据历史的风向,决定跳到哪一边,这些骑墙派,大抵便是所谓的投机者,如墙头稻草,风吹两边倒,最是为人不齿,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第一,骑墙好过砌墙;第二,骑墙者多了,压力剧增,墙也会倒。

2014年8月6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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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