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3日,我从中国逃出来不久,在德国小城威士巴登,受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下会见。当时,有非常多的崇拜者迎候这位年近八旬的“政治难民”,可以说,他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威的“政治难民”了。

而我当时,心情复杂,虽然经历了曲折的渠道才辗转逃到德国,但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流亡了。我对媒体说,我是为了出版监狱自传《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暂时跑出来。

达赖尊者身边的人,某一日看了美国《先驱论坛报》,上面正巧登载着我的故事,就向老人家提议:能不能找这位仁兄聊聊?尊者欣然点头。于是在威士巴登市政府楼中一间小屋内,尊者、我、廖天琪,还有藏语翻译,围绕一张小方桌,交谈了20多分钟。恍若梦中,我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尊者主动问起中国,甚至问起我的家乡四川。我规规矩矩地回答,虽然尊者的温暖大手时不时盖在我的手背上,但依旧没彻底缓解我的局促。最后,我不由自主地说:“真不知道前方是什么。”

尊者收起笑容,若有所思:“前方是什么?我们都在摸索,我比你大那么多,还是需要摸索。只有共产党,既不怀疑,也不摸索,毛泽东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他是皇帝,一言九鼎,没人敢怀疑,可是他死了,地球还在转动。中国经历了许多历史朝代,比较之下共产党统治算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说不定你写的书都比他们寿命长呢。所以前方是什么?前方就是毛泽东几十年前鼓励年轻达赖喇嘛的话:‘要有信心!’”

达赖尊者已经流亡50多年,随着他,还有1999年底十七世噶玛巴的流亡,整个西藏国土都沉沦了。一百四十多位无辜藏人的自焚,也不能撼动独裁政权的铁石心肠,但达赖尊者还是说“要有信心”——虽然我心中疑惑甚多,但从此却获得了一种源源不断的无形力量,佛教叫“加持”。

为了获得达赖喇嘛和噶玛巴的“加持”,数不清的藏人翻越重重雪山,冒着被边防军射杀的危险,从自己的雪域祖国偷渡到印度。半个多世纪,600多万藏人,至少有六分之一流亡在世界各地。今年2月20日,在斯图加特的国际难民对话中,有位来自丹麦的西藏歌手,唱起了高亢的家乡民谣,两眼闪闪放光,似乎超越了所有的观众,从灵魂上回到冰封的世界屋脊,回到牦牛、经幡、庙宇和磕长头朝圣的藏胞之间。休息时,她对我和忆梅谈起献歌给达赖尊者的场景:“那是我人生最最幸福的时刻,可给尊者唱歌的人实在太多,轮到我,尊者听困了,打起瞌睡来,偶尔一睁眼,还冲我笑呢。嘿嘿,我们藏人嘛,达赖尊者在哪儿,祖国和家乡就在哪儿。”

这一瞬间,我对这位歌手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我不是藏人,我能说达赖尊者在哪儿,我的祖国和家乡就在哪儿吗?叙利亚内战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乌克兰的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朝鲜和阿富汗的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简单地说出类似的话吗?

好像不能。

每个难民的内心,都有不同深浅的刀伤。其他人的疗伤手段我不太清楚,可我的疗伤手段是写作。我使用汉字写作时,就暂时回到在现实中回不去的“纸上的故乡”。如此苦难、残暴和荒唐的故乡,但在回忆中,因为一层层时间面纱,又凸显出些许的悲凉诗意。

比如20多年前,在监狱中教我吹箫的老和尚,他的岁数比达赖喇嘛更大,一生中,要么在老家的寺庙,要么在他乡的监狱——他内心没刀伤吗?好像是没有。因为对于和尚,监狱是另一种修炼的寺庙。他每日的功课是“得到自由”;因为心不自由,一个人无论在哪儿,都活在监狱里。

在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中,流亡的达赖尊者可以是被囚禁的老和尚。

被自己祖国驱赶的难民是人类抹不去的胎记吗?我的祖国为什么不可以在一本书、一首诗或一段音乐里?虽然这样的“祖国”很脆弱,随时可能被打断,被撕毁,被遗忘,但是“要有信心”。

2015年3月5日于柏林

关键字: 难民 西藏 栏目: 新颖视角 首页重点发表: Flash 作者: 廖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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