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中国中产阶级渐渐不堪官僚体制困扰

杰茜卡·彻丽在北京的家里。她在这个城市出生。因为父母没能获得强制性的准生证,5岁的她处于行政管理的灰色地带。

杰茜卡·彻丽在北京的家里。她在这个城市出生。因为父母没能获得强制性的准生证,5岁的她处于行政管理的灰色地带。

北京——杰茜卡·彻丽(Jessica Cherry)是一个活泼爱闹的小姑娘,喜欢画画和机器人,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5岁孩子。但在中国政府眼里,她却并不存在。

尽管来自苏格兰的父亲为她办了英国护照,但这里的政府认为她是中国人,因为她生在北京,母亲是中国籍。但因为父母没有拿到强制性的准生证,杰茜卡几乎不可能拿到中国护照,以及可以表明她在这里的公民身份的其他文件。于是她每次要离开中国时,她的家人都必须要为她办一张特别的“出入境许可证”。

杰茜卡的母亲黛西·李(Daisy Li)是一名媒体制作人,她已经申请过九次出入境许可证。她表示,繁琐的审批通常需要50天左右。“这事让我想骂人,想哭,”她说。

长期以来,中国的官僚体系一直是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由“有关部门”、红色的公章和面无表情的公职人员组成。在申请日常生活所需的证件时,申请者要从一个政府机构奔向另一个,有时候甚至要穿越整个国家。

比如,为了取得牌照,以购置新车,北京居民必须要去摇号,中签率不到1%。女性结婚后通常能够获得准生证,但准生证的有效期通常只有两年。未婚女性没有资格申请准生证。申请助学贷款可能需要在十几份文件上盖26个公章。哪怕只是开始一份新工作并登记公共福利,可能也意味着要备齐一堆小山似的文件,包括出生地警方出具的背景调查证明。而且不能邮寄办理。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会上网、有抱负,且对世界颇为了解,因而越来越不愿意忍受这种障碍。这些障碍是毛泽东时代反复无常的官僚体系的残余,这一体系依然可以操控民众私人生活里的大部分重要方面。

对于许多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来说,这些繁琐的程序——而不是新闻审查和拙劣的宣传——更能让他们痛苦地认识到,共产党还在统治着他们的生活。

“政府的作用不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轻松,”黛西说。“他们制定所有这些规定,是为了更方便地控制民众。”

一家机构的等候大厅。包括李英(中)在内的外地来京人员来这里申请暂住证。需要有暂住证,她年幼的儿子才能入学。

一家机构的等候大厅。包括李英(中)在内的外地来京人员来这里申请暂住证。需要有暂住证,她年幼的儿子才能入学。

分析人士称,在共产党为了增强号召力,正试图通过打击腐败、承诺建立更可靠的法律制度,并发誓要减少对小企业的限制之时,这种失望会加剧民众的不满。上周,党媒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习近平在地方上担任领导时的事迹,文中强调了他精简政府繁琐程序的口号:“马上就办”。

中国领导人已经慢慢意识到,让中产阶级保持满意,对共产党的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社会动荡可能会从城市精英阶层开始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

比如去年,许多知名法律活动人士在组织了一场名为“新公民运动”的草根运动之后,被当局投入监狱。该运动利用诉讼、社交媒体和公开集会的手段,要求公民权利和政府透明。

知道民众的愤怒日渐加剧,政府已逐渐放松了一些限制。但就像中国最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一样,这些动作也会带来大量额外的文件和手续。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称,申请生二胎需要的时间太长了,夫妇双方应该在怀孕前就开始申请,不然孩子可能会比准生证先到来。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中国政治专家裴敏欣称,中国的官僚体系是一种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控制机制,在“最高领导人与公众压力之间,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隔离层”。

“在中国,走完繁琐的程序后,你往往也不会得到一个结果,也不会有人和你解释,”他说。“制度的设计使官僚能够什么都不做,并且还能免责。”

中国的700万名公务员常常成为网民嘲讽的对象,指责他们普遍懒惰、腐败。去年,调查人员发现,河北省一座城市的一名市政供水官员家中藏有大约1.2亿元现金。如果居民拒绝支付回扣,就会经常被他停水,其中包括整整一个村子。

在西南省份云南,当地一个农垦局的官员常常在早上10点半就去吃午饭,下午3点才会回来。“简直热得没办法工作,”农技顾问潘裕文(音)在上个月一个阴雨的天气说道。当时气温只有华氏60度(摄氏15.5度),远称不上闷热。

然而比懒散的官僚更让中国的普通百姓恼火的,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层层规章。其中最令他们恼火的是户口制度,它与境内护照系统类似,而且时常会将中国公民获得公共教育、医疗补助、退休金的机会,与其父母的出生地挂钩,即使你从来没有在那里生活过。

建立于1950年代的户口制度旨在限制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厌恶。数亿人口迁居城市,到中国繁荣的大都市工作,批评人士称,这种制度让他们沦为二等公民,使他们在教育、住房和就业方面受到了广泛的歧视。

为了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取得梦寐以求的户口,年轻的职业人士常常需要采取超乎常规的手段。那些幸运的人在国有企业和地位重要的私营企业找到了工作,这些公司每年有一定的指标雇佣“外来人口”,并将他们的户口登记在企业的名称和地址之下。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户口限制最令人不安的影响,就是妨碍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个国家“一考定终身”的大学入学考试在不同的省份和大城市有不同的试卷和分数。但只有持有北京户口的学生可以在首都参加考试,这迫使只有临时居住许可的年轻农村移民离开家人,回到外省。在那里,他们会遭遇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大相径庭的课本和考试资料。农村学生也必须争夺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录取份额,而这些份额向大城市的学生倾斜。

“我最初得知这种制度的不公时,完全震惊了,因为这和国家每天宣传的东西大不相同,”今年44岁的会计师王晓霞说。“我交税、工作、履行我的义务,可是一提到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其他福利,就被排除到了北京之外。”她13年前从辽宁省迁居北京。

王晓霞在2012年与一群家长一道,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请愿,要求允许他们的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屡次请愿失败后,这些家长于去年起诉了市政府。但他们败诉了。

户口的官僚手续迫使很多外来移民在孩子与生计之间做出选择。因此,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中国儿童,即超过6100万人,远离父母生活在偏远的农村。

最近一天的下午,39岁的李颖坐在北京一家政府机构亮着日光灯的办公室里,等着叫号,以申请一个暂住证,好让她6岁的儿子入学。

尽管李颖从1981年就随父母迁居北京,但她的户口却在一个遥远的小镇。这意味着如果得不到相关许可,她的儿子就会被拦在公立学校的门外。

需要的文件共有14种,李颖需要提供的东西包括,她的户籍证明、居住证明、学历、劳动合同、结婚证、她丈夫的身份证、他的户口、一项证明她只有一个孩子的证件、一份由公司出具的证明她工作表现和纳税记录的文件。

“真是头疼。”她腿上堆着一堆文件。“这些手续对政府是有利的,但对中国老百姓却是不利的。”

2015年3月16日, 10:10 下午
分类: 国际华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