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最后几天的香港反自由行舆论,被柴静的雾霾系列纪录片轻松盖过。一种强议题对另一种议题的优势击倒,既让人庆幸,又让人无奈。现在算来,柴静带来的雾霾已经停留在议程榜单48小时以上。乙未年以一场大辩论揭幕,看不到预言,启示仍是旧的。

对柴静团队这个纪录片的争论,在规模上相当巨大,它激活了垂死的新浪微博,激化了朋友圈,成为一个巨型的议题。传播人士、搞视频的、弄网站的甚至公关业者都来“共襄盛举”。可是从喧哗中看去,失焦以更大的频次发生,而“担忧”显得特别可耻。

萦绕在话题之上的分歧,主要在于你是从柴静谈雾霾,还是从雾霾谈柴静。就我个人看来,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将议题导向失焦,后者负责深化议题,但在论证上似乎省了几步,因为走得更远,所以显得孤傲。前者依旧控制着音量,只有雾霾静静在穹顶之上。

对于本次传播中的规模评价,视频网站给予了自夸。在我看来,这都是虚浮的东西。如果要比较收视率,新闻联播的七八亿人口该怎么算呢?所以,一个问题在于,传播之后是什么?传播-行动-改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现在以三分之一宣告全程马拉松胜利,不恰当。

在争论这个议题时,有必要复习一下雾霾的民间运动在大陆的过程。只有将眼下的争论与这个进程加以对照,才能获得更多必要的信息。而这个过程,要从京奥之前美国大使馆测量PM2.5开始。别忘了,大陆雾霾史上最早成规模且有效的传播行动,是由美国人发动的。

中国人对美国大使馆举动的发觉,以及将其引入中国的舆论场中,是后几年的事情,逐渐诞生了“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民间松散团体。这一民间举动很快引起网格化维稳的警惕,2013年之后控制趋紧,去年空气质量APP中撤除美使馆数据,标志着民间雾霾行动告一段落。

也就是说,与美国大使馆有关的六年就是大陆民间对雾霾展开低成效、低烈度行动的过程。雾霾运动的实际成果不多,值得说道的就是将雾霾的成因、治理的关键指向了政府,这让政府相当尴尬,拿“境外敌对势力”做挡箭牌,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陆环境维权运动的诱因。

谈论雾霾如果不谈论治理,都是耍流氓。政策对雾霾的态度,局限于产业经济的掣肘,显得相当鸡贼。政府在限牌、限外与整治雾霾间建立因果关系,是对雾霾治理最有力的失焦。如果不能将雾霾传播及其后续行动引致对这一扭曲的矫正,只怕义愤都是枉然。

假设,这里只是假设一下:柴静纪录片掀起短时间内的关注,或有两个流向:一是激发民间环境运动,从而续接被维稳遏制的民间测空气行动。可从种种迹象看,这个有点难。柴静纪录片引起的雾霾舆论旋风,恐怕不会成为雾霾运动的延续,要是能就好了。

还有一个流向,是官方将自身的特定意志加诸本次舆论反应,从而为更高层次的扭曲性政策背书。这个不只是阴谋论,它建立在反对者提出的一种分析上:随着经济下行成为事实,“新常态”为合法性找梯子,折冲合法性冲击,以造成合法性的完整延续。

当然,最大的可能是民间继续寂寂无声,官家依旧自行其是。雾霾治理对于民间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倡导性议题,而成为行动选项,尤其是偏向于政府导向。只要后者不能被发动起来,倡导性的规模再大也不算数,只能算作是传播业绩,谈不上更多。

在这个意义上,分歧的阵营,其实会殊途同归的:追究雾霾政治属性的人发现,政府出于种种原因,难以被动员;自省自救的雾霾论者特发现,往前一步就是环境行动,就是禁区。所以,无论是被柴静挡住视线的雾霾论者,还是以政治雾霾批评本次传播的,都会遇上同个限度。

现在隐约出现的一个乐观估计是,经济体逢上了一个窗口期。这话的意思是这么推理的:“新常态”需要对疲软的经济合法性做出新的解释,以容纳眼下的低潮阶段,势必会造成产业经济的调整——而这受到“调整”的部分即可以作为治霾的动力及成果。

考虑到眼下环境维权依旧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维稳议题,要实现上述推断需要将雾霾治理严格地与环境维权区隔开来,这个难度很大,在拒斥民间方案及力量的情况下,变得非常困难。还有一个就是将雾霾治理转换为政府组织下的行为,这也会需要功夫。

我仍相信,直至今日,雾霾问题依旧是个政治问题,没有适当、有力政策的努力,难以有稳定成效,而且会委过于人,让问题复杂化。政府在GDP高歌猛进的时代,曾将它推给农民烧秸秆、尾气排放的汽车、扬尘的施工场地。现在到了这个要反求诸己的时候。

所以,对这一个雾霾治理困局的破题,柴静没有义务成为答案,她个人并不负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责任。现在让人好奇的是,无论是怎样的行动,它究竟会因为共识而产生,还是因为局面腐烂败坏不可收拾而产生。究竟是行动带来改变,还是消耗带来改变,不用多久可以看到。

2015年3月1日星期日 20:18

又:

天昭说:“没有一次辩论不是以蓝黑白金收场”。这次辩论的参与者,使用的技术,相互之间的勾连等,集中展现了目前的舆论生态,而且比常见的信息污染式文宣更有观察价值,各种立场糅合了他们最新的观点,集中在这个多元指向的议题上,其交锋过程还是值得多说的,有时间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