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據南方周沫報道，個性官員主導的改革很強勢，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陞」，被認為是個性官員開始得到寬容和支持。但來自外界的擔心一直存在，經濟學家姚洋送給仇和兩本書，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

低調再低調，「最具爭議的市委書記」仇和依然躲不開「爭議」。

3年來，昆明城處處留下市委書記仇式「鐵腕」的施政痕跡。除了讓官員壓力倍增心驚膽顫之外，「仇旋風」甚至波及了老百姓家陽台的防盜籠。在宿遷，時任沭陽縣委書記的仇和就曾把街邊打麻將的人追得四處逃竄，違章過馬路的婦女被嚇進了廁所。

實際上，仇和的「昆明新政」與他在宿遷推行的激進改革有諸多相似之處，責令官員招商引資，推行問責制，甚至包括種樹。他在昆明公開了官員們的電話，其實在宿遷他早這麼做了，但依然讓人覺得新鮮。

仇和的個性施政其實始於上世紀末。2004年2月南方週末的報道，使時任宿遷市委書記的仇和與「仇和現象」成為社會焦點。現在，他所受到的關注度仍不亞於當年。與仇和類似的個性官員們並非孤例，但很少人能像仇和這樣，一次次受到非議又一次次得到拔擢。

作為一貫的作風，仇和講求效率，希望在最快的時間讓人們看到好的結果。現在，他創造的「昆明速度」最能「眼見為實」：三年並作一年，擱淺多年的二環路硬是連了起來;落戶手續辦理從28日壓縮至2天。官員們要連走帶跑，害怕跟不上仇的腳步;帶著狠勁的仇式語錄，在官員中廣為流傳。

實際上，仇和更像是一個老師，一個教官。回顧過往，仇和的施政起點，都是由「治官」開始。在宿遷，他扳倒了前沭陽縣委書記等貪官，撤換了不作為的幹部;在昆明，已有1200多名官員因「影響軟環境」被問責。

他的「以官治官」邏輯得到許多民眾的歡迎，卻遭到輿論和學界的批評。一位開會打瞌睡的官員遭免職，被歸結為仇式「人治」之舉，事後證實仇和並未作出罷免指示;某縣就出台1號文件推廣「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而被批「唯上級論」，其實仇和只是在飯桌上提了一句倡議。

官方澄清了上述「誤解」：它們與仇和無關。但下屬「跟偏」，其實問題不在「偏」，而在於「跟」。

激烈批評者北京大學教授姚洋意外地被請到昆明實地考察，驚詫於「上上下下對仇和的支持」，也感慨「一把手的權力真的很大」。

一把手的施政空間之大，也是仇式改革成功的關鍵，卻也是批評者乃至一些同情理解者最大的擔心。2004年，被認為性格溫和的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蔡定劍發表評論《中國需要怎樣的改革家》說，「我們不忍心批評這個人」，但「仇和的無限權力讓人感到恐懼」。

蔡定劍的答案是，中國需要有現代素質的改革家。他認為仇和使用「治民之術」而非「民治」，想成為人民救星，而不是讓人民自己當家做主，「很有些視公民為子民的味道」。

但你如果理解仇和的性格，就不會對此大感意外：10年前已被痛批的「招商引資是第一政績」口號，2008年在昆明再次被公開宣揚。恐怕也只有仇和，不輕易向輿論乃至民意妥協或迎合。

仇和習慣於不被理解，「看準的事情，砸鍋賣鐵也要做」。他對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階段發展觀充滿自信。仇和被公認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型官員」，他保持每天必看40頁書的習慣，熟讀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和《世界通史》。

「中國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麼走?只能是壓縮餅乾式的發展。」2004年，仇和這樣回答南方週末記者。在仇和的思想中，許多邏輯看起來充滿矛盾。「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當成是非的兩極，承認宿遷的現狀的話，能不能用人治來推動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來推進民主呢?」

仇和的許多「激進改革」，實用主義色彩鮮明。他現在的搭檔、昆明市長張祖林說，「有人認為仇和是理想派，我覺得他是一個實幹主義者、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仇和承認自己強硬，但否認自己不民主反法治。仇和成功施行了幹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選」、「勤廉公示」等具有政治改革性質的實驗，並獲得成功，有的還成為執政黨的制度。政改體現了仇和的膽識。曾兩度赴美學習的仇和認為，中國不能搞黨際競爭，但完全可以搞黨內競爭。

今年9月，一家企業歪曲仇和的批示，詐騙3億元購房誠意金，一度令仇和面臨前所未有的名譽危機，不過事件最終被澄清。實際上，仇和一直有著中國式「清官」的道德形象。在昆明的就職演說中，他曾發表了「無親無故」、「無私無畏」等「八無」感言，他的七個兄弟姐妹至今都在老家種地。

個性官員主導的改革很強勢，也很脆弱。仇和的「步步高陞」，被認為個性開始得到寬容和支持。離開宿遷之後的仇和，在媒體眼中，少了「仇和」而多了「求和」色彩。支持仇和的輿論認為，批評者應該減少爭議，多善意的建議。

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俞敬堯在為2009年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書作序時指出，有爭議是好事，如果通過反思與總結，使這一個案更具典型意義，實乃民主政治建設之幸事。

姚洋教授獲得與仇和對話的機會，他瞭解到，昆明並未全民招商，滇池也正積極治污，仇和「是一個很好的人」。但他的批評立場依然沒有改變。比如，他認為「強力招商是把政府重新帶入市場的微觀運行」，並對昆明想一步跨入電子產業時代持保留態度。

姚洋送給仇和兩本書，一本是《國家的視角》，副標題是「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另一本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他希望提醒仇和，要避免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