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向|闵良臣:中国既得利益者会救中国于“崩溃”之前吗

常言总说“多事之秋”,可想不到,二○一五年这个春天,好像变成“多事之春”了。最让中国一些人接受不了的就是原本被我们某些“主流”者称作“知华派”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发表了一篇具有爆炸性影响的文章即《中国即将崩溃》。文章一出,环球时报胡锡进忙得不亦乐乎,赶紧作文“有力反击”这个“投机”者。

既得利益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至于我等平民,像救国家于崩溃这种大事,还轮不着,因为我们自己常常连个人命运都难以操控甚至任人摆布,说不准哪一天被“寻衅滋事”或是像广州区伯那样,被公权力下套跌落陷阱。如此这般,何敢谈救国家呢。央视公益广告中说“国是家”,显然还是在玩洗脑那一套,估计没有多少中国人还会信了。尽管也知古训:天下(这里应改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然也早听说有人驳斥过了,意思是天下兴亡,与百姓无关。其理由正如元代著名词人张养浩在其不朽的《潼关怀古》一词中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既然我们百姓难以救国,也就只好想一想那些既得利益者了,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救呢?

近年来,一提到我们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多人就在那儿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之所以在七处冒烟、八处冒火,每年发生十几二十万起群体事件的情形下仍能维稳,甚至时不时还可以看到歌舞升平之景象,比如宋美女出来演唱好日子、比如男歌星孙楠站在舞台上装模作样地唱某个东西的名字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等等,最主要因素,就是中国既得利益者多多,而“得利阶层不会拱手相让它既得的利益和权力”。既有如此多的既得利益者,根据我们这种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定义”,当这些人听到“中国即将崩溃”的“谬论”,也就一定会“扶大厦之将倾”,使之万岁万岁万万岁,不可能“见死不救”。

可真的如此吗?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好像不是这样耶。

既得利益者不扶大厦之将倾

既得利益者尽管得到一些利益,可他们对统治者显然也有不满,有很大的不满,且不满的程度甚至会超过那些并没有得到利益者(其中逻辑无需细说),否则,近年来也就不会出现中国大陆既得利益者向海外大量移民现象。这就好比一伙盗贼或抢劫犯分赃不均也会打起来一样,中小贪官对那些大贪巨贪同样痛恨,痛恨他们因权力大而贪得多,自己因权力比他们小而相对贪得少。至于近来查出一部分小官也成了巨贪,另当别论。所以,任何大贪官被双规被判刑乃至被处死,一些中小贪官与广大穷百姓一样,一片欢呼,诅咒此人罪有应得。

不然,大半个世纪前,当民国政府岌岌可危时,既得利益者都去哪儿了?为何就不扶大厦之将倾呢?不然,怎么会有“不谙世事”的蒋经国要在上海“打老虎”?

最有说服力的当然还是苏联。即使在解体垮台的前一天,苏联的执政党也绝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不好,做的有什么不对,更不会相信,苏联人民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不站在执政党一边。然而历史证明,苏联人民不说,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事实上同样反感苏联的那种社会统治。因为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就一定知道,这种对社会有违天理人道的治理不可能长久。特别是当人们得到温饱,并获知了外面的世界后,不可能还接受你的欺骗宣传。

托克维尔给统治者的忠告

对于既得利益者是否会维护危难甚至要崩溃的政府、与这个政府共存亡,或同样会背叛政府甚至参与支持推翻政府这种问题,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才得以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法国十九世纪“二次革命”即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后人。

过去我们总以为穷人才会起来革命,其实不然。对于有些人而言,如果专制能够更好地保证他们的利益,这些人宁愿放弃自由。而有些人拥护民主,也不过是因为民主可以为他带来更多利益。

然而,一旦政府自身不保,不能为某些人继续带来利益,不论这些人之前已经获得多大的利益,他们都同样不会选择站在政府一边。“错误是政府犯的,危难也由它自己去受。”

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历史,一个政府只要不得人心,不论是秦是汉是隋是晋,抑或清朝还是国民政府乃至后来,最后总是这个朝代的人们一齐起来反对它乃至推翻它。所以托克维尔提醒今后的统治者,保存政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良好的治理,特别是按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否则,就只能是自欺欺人,等着下一拨的人们、包括既得利益者,甚至就是既得利益者,来反对来推翻它了。

如此说来,中国是否会“即将崩溃”,那是另一个话题,我们这些无力救国家于“即将崩溃”的百姓,最担心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会不会“扶大厦之将倾”,或说救中国于“即将崩溃”之前。

《动向》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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