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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大街小巷很难见到残疾人？而我们能看到的往往是乞讨者，为什么中国很少有母婴室？为什么相比发达国家对弱势人群的友好便利，中国社会显得如此冷漠残忍？

文/侯骏一

你下地铁时，注意到台阶一侧墙上安装的两根钢管是做什么用的吗？你知道电梯里安装一面镜子是为了什么用途吗？——对不少人甚至可以这样问，你知道人行道上有些地砖为什么会是凸起的纵向纹路吗？

地铁台阶一侧的钢管其实是无障碍通行装置的一部分，它可以方便乘坐轮椅的残疾人下地铁。2008年奥运会前的背景和世博会前的上海，地铁线路全部都加装了无障碍通行设施。只是，它们平时几乎不会被用到，因为残疾人终于能够无障碍地从地面通行到站台，但残疾人从家里到地铁口这一段路是却处处是障碍。


地铁站并不会在每一个入口都修建无障碍通行装置，所以壮劳力仍是残疾人出行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

——难怪初次抵达中国的发达国家游客多会惊讶，为什么中国大街上很少能看到残疾人，甚至有人因此推论这可能是中国独特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比中国大街上更难见到残疾人的，世界上大概只有朝鲜了。

【有镜子有日文但没有盲文】

电梯里为什么会装一面很大的镜子？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为了乘客便于整理仪容仪表，实际上，电梯安装一面镜子是为了便于轮椅使用者无需转身就可从镜子里看到楼层显示灯。

改革开放前中国极少量的电梯并没有镜子，当然更不会有盲文和楼层到达时的提示音。中国打开国门选择性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时，镜子被保留了，盲文和提示音以及扶手、位置较低的第二块操作板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被选择掉了。
每部电梯上都本应配有的盲文标识

无独有偶，“和谐号”列车上偶尔还能看到不小心留下的日文，被人诟病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纯粹性，但比之日本新干线列车，中国高铁没有母婴室，没有盲文（这或许可以理解，因为列车上有些张贴的提示语都不是通顺简练的汉语），足以证明它确实是中国原创的。
和谐号上的日文以及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请按开关来关闭门”

中国似乎是一个对残疾人外出并不友好的国度。“死亡盲道”在全国各大城市比比皆是；导盲犬等工作犬类仍然与宠物犬一起禁止进入许多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系统——事实上中国也没有导盲犬；伴随红绿灯的“嘟嘟”声也没能与各大神曲一同响遍大江南北；公交车上很少见到有为轮椅上下车所设置的斜道；公共建筑里的楼梯和门槛更是成了阻碍残疾人进入的“门神”；大多数公共厕所也不会为残障人士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隔间。

走过商店旁的电视机墙，大多数是没有手语或字幕伴随的节目。除北上广深大城市的少数大型SHOPPINGMALL，综合商业场所是绝对不会设置母婴室，1980年代之前，中国甚至连单位围墙之外的公共厕所都很少（见大象公会《“厕所文明”的落差》，回复关键词“落差”查看）。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盲道，让残疾人更残疾

是中国人的残疾人的比例过低吗？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截止到2010年，中国共有各类残疾人800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其中重度残疾者超过2500万，然而，我们很少能在街道上看到出行的残疾人，更不要说在工作场合或其他社会活动中见到他们的身影。

当然，中国人其实又是最能见到残疾人的国度，每个城市的公共场所都能见到各种形式乞讨的残疾人，他们以残忍和痛苦作为“工作”的卖点，以至于中国人提到残疾人的第一印象便是穿着破烂、手举瓷碗的乞讨者。


在北京乘坐地铁，除了拥挤的第一体验，其次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该就是成群结队的残疾乞讨者了

如果仅仅是残疾人这个规模最大的弱势群体在中国被完全边缘化，其存在被忽略，以今日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或许可以理解，在普遍溺爱孩子的今天，哺育婴儿的年轻母亲被处处忽视，只能说明，中国主流社会普遍对他人是残忍且冷漠的。

【野蛮社会是如何文明的】

相比之下，今日发达国家则处处显示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对弱势群体的便利服务与温情，无论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公共设施还是民间商业资本营建的场所，都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友好和便利——相对中国综艺节目中出现的少数残疾人的苦难励志故事，发达国家残疾人往往要活得更为精彩自信。

不过，欧美、日本和港台这些社会并非一开始就是“文明社会”，对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偏见和漠视更不是“中国特色”。

在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不但有过歧视残障人士的立法，而且在二战前，还因为“优生学”有过大规模迫害甚至灭绝残疾人的国家行为。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是纳粹德国。

美国也未好到哪里去。1907年，印第安纳州率先颁布了优生法（Eugenics Law）。该法案禁止精神疾病患者结婚和生育。该法案随后席卷了美国其他27个州。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弗吉尼亚州政府以智力障碍为由对Carrie S. Buck实施的绝育术并不违反美国宪法。直到今天，这一裁决仍未被推翻。讽刺的是，Buck在绝育之前曾诞下一名女婴，从她的学校记录上可以判断，这名残障人士女儿的智力绝对正常。


Carrie S. Buck与给她主刀的优生学家John Bell

在美国，直到1974年才全境终止了完全禁止肢体残疾者出现在公共场所的“丑陋法”（Ugly Law）。相比中国，西方国家昔日在残疾人和弱势群体上的表现，完全可以称之为典型的野蛮社会。

西方社会对残疾人融入社会的努力始于两次大战后对伤残军人的安置。但真正让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对残疾人更友好的社会，则是二战后“平权运动”的产物。

“平权运动”常被简化为争取女性平权与种族平等，实际上残疾人的平权运动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上世纪50 – 70年代为残疾人权力的“独立生活运动”，旨在把残疾人从各种疗养院、疯人院中解放出来，在一定无障碍设施的帮助下实现独立正常的社会生活。

残疾人平权运动开展半个世纪以来，残疾人生活半径得到极大提升。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运动使人们意识到，限制残疾人个人发展和对社会贡献的并不是身体或者精神上的残疾，而是社会边缘化所带来的孤立、无知、歧视和贫困。

只有观念，显然不足以成为真正的友好社会。1958年以前，西方出现了在公共和私人建筑中建立无障碍设施的呼声。1961年，美国第一份包含无障碍设施要求的建筑标准发布。但同年一项针对3000名建筑师调查表明，只有35%的受访者知道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公共建筑中无障碍设施的要求直到1976年才开始被广泛接受。


1981年，美国圣迭戈的公交巴士

为残疾人争取权力，当然少不了他们自己发声：美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创始人Fred Fay博士、著名律师Harriet McBryde Johnson、美国“国家独立生活协会”创始人之一Max Starkloff和前“国家残疾人协会”的Marca Bristo 都因为各种原因致残。他们通常受到过高等教育，在实现自己奋斗之余，通过集会、演讲、写作等方式促进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生活现状的认知。正是因为众多残疾人的共同努力，残疾人平权运动才得到最终胜利。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看，没有平权运动，便没有文明国家。
英国社区里的无障碍儿童游乐园，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快乐

【沉默的8000万】

中国当然不是没有进步，只是中国的进步完全是官方单方面推进的。

从称呼上就可以体现出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过去中国人以各种“子”来称呼残疾人：瘸子、瞎子、聋子、傻子……最后统称“残废”——甚至官方也使用“残废”这个词。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官方在大力推进“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时，“讲文明”中的一项，就是教育少年儿童改换对残疾人的称呼：瞎子改为盲人，傻子改为智障，“残废”改为残疾人。

中国残联的领导们也为残疾人权益做出了一定贡献。譬如残联主席团主席张海迪让部分有能力独自驾驶机动车的残疾人也能拿到驾照。

但中国绝大多数残疾人人口似乎异常沉默。在社会不公和刻板印象不断被挑战的今天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无论是残疾人还是普通大众，都不认为他们安安静静呆在家里有何不妥。人们也不会注意到绝大多数中国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庭仍挣扎于生存边缘。


本该方便残疾人出行的残疾人摩托现在却成了不法商贩拉活揽生意的“黑摩的”

他们在教育、就业等各种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也被视为理所当然：中国残联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中国仅有1640所特殊学校，4万6千特教老师。与中国庞大的残疾人口完全不成比例。基础教育资源的不足导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远低于健全儿童。残疾人文盲率甚至高达43.29%（2006年）。

除了基础教育，高考体检则是将残疾人挡在高等教育门外的另一道门槛。2014年以前，盲人直接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为盲人开设的专业也只有按摩和音乐表演。据中国残联数据，2008到2012年间，仅3.5万残疾人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学习。相比之下，仅2003年一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超过700万人。

教育不足必然导致残疾人就业和收入收入困境。虽然1990年出台的《残疾人保障法》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残疾为理由歧视求职者。但官方在反歧视方面却并没有带一个好头：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40.9%的受访者认为公务员选拔过程中存在对残疾人的歧视。

2014年的一项数据表明，在8000万残疾人中，仅有2100万人（400万城市居民和1700万农村居民）成功就业。2006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表明，残疾人就业率仅为31%左右；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3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现实，2007到2012年间，残疾人就业率也只有45%左右。


2014年3月，莫斯科梅赛德斯-奔驰时装周，残疾人模特参加走秀

就业困境必然带来经济贫困。根据“残疾人国际”的报告，中国大部分残疾人仍生活在贫困中。2012年全国残联数据表明，依照打了折扣的2300元贫困线（联合国日均1.25美元的79%），仍有约40%的农村残疾人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中国是不是还没富裕到关注残疾人的时候？

2014年，天津、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实际GDP已经超过50年代中期美国人均实际GDP。而在北京上海等地，人均教育年限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已远超民权运动开始时的美国。


根据报道，天津市直到2014年4月才第一次引入残疾人无障碍公交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残疾人因为在教育、就业等各种方面受到的种种限制，在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上则远不如50年代中期美国各弱势群体。

由于中国国情，中国各种人民的幸福主要是靠政府的全能全知，残疾人更不例外，而且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社会似乎正在变得对残疾人和弱势群体友好起来，譬如1989年中国就出台了第一部关于无障碍设施设计规范的法规——《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试行）》，最新版《无障碍设计规范》也已于2012年9月份开始实施。

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奥运会和世博会这样的契机对中国社会的文明状态提升帮助极大，所以，中国社会要普遍改变残忍冷漠的面貌，或许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每个城市都举办一轮奥运会或世博会。


某银行门口出现的急速轮椅坡道，不过一扇玻璃门却阻挡了残疾人朋友寻求刺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