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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心》这本书里,重新组合后的叙事线,将80年代后经济勃兴与政治改革的冲突放在了首要位置,其中林毅夫和刘晓波无疑是这对矛盾的最佳代表:前者帮助国家列宁式资本主义荡清了道路,而后者则从相反的方向对威权统治发起挑战。

欧逸文对这两人的描述也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有着漂亮的文字和整齐的结构,不仅灵活刻画了主题,而且对人物的情绪进行了深入描绘,并结合自己的学识来展现文章细节,把多方面的观点都呈现了出来。林毅夫和刘晓波,他们本是不同领域的杰出者,都立场坚定,敏于行动,不计代价,可能出发点都是相似的,但是结局却有天壤之别,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本文选自《野心时代》第2章第3节,其中刘晓波的部分发表于20101210日《纽约客》,原文标题叫“Beijing and the NobelCeremony”现已转为付费阅读)。晚安。

 

奇迹与魔法引擎

文︱欧逸文 译︱潘勋

从金门泳渡叛逃到大陆的林毅夫198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当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应邀来北京发表演讲。林奉命担任翻译,原因是他在台湾时,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时刚得诺贝尔奖不久的舒尔茨对他印象深刻,返回芝加哥后,出力安排一份奖学金。林毅夫再度夺得“第一”:文革以来,第一位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更叫人瞩目的是:他选择到自由市场思想大熔炉的芝加哥。

1982年,林抵达美国,他的妻儿也来到美国,一家团圆。自从他叛逃后,他与妻子陈云英秘密维持联系。她甚至送一首诗给他,其中有“我了解你,了解你做什么”这样的词句。来到美国之后,陈云英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

在芝加哥的求学时代,林毅夫着手研究念兹在兹数十年、关于中国的浴火重生,而他的结论经证实有所争议。取得博士学位后,1987年林毅夫偕妻子陈云英返回北京。返国之后,他碰到一个微妙的问题:他是美国归国学人,该怎么设法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自由经济理论,传授给社会主义信徒呢?

他告诉我:“一切会议我都参加,但不发一语。”最后,他得到发声的机会。他说:“他们都很惊讶,因我的用语跟他们类似,用他们能懂的语言。”举例来说,1990年代末期,中国货栈塞满没卖出去的电视、冰箱等消费品,许多经济学家归咎于低收入所造成,林毅夫则不同意。他说:“人们没有基础建设,何以消费这些产品?”他变成最敢出声、倡议大力投资于乡村电力、自来水、道路的人。此一提议获得共产党接受,纳入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口号的配套改革。

冷战结束以及天安门广场镇压,这两件大事撼动中国政治、经济建制。邓小平最早的经济智囊成员之一、曾任党总书记而具改革思想的赵紫阳因未能及早镇压示威而获罪;他创建的智库遭解散,好几位经济学家因支持抗议而坐牢。赵则被软禁在家14年,以打高尔夫球、秘密录制回忆录,度完余生。中国政府则把赵紫阳从国家成功的官方历史中抹掉。

就经济来看,当时是总的结算点:天安门事件后两年,经济成长之迟缓,为1976年来之最;邓瞧见自己的改革成功在消退,于是把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叫回来上工。改革继续下去,但为防“天安门事件”重演,党向人民提出交换条件:经济活动方面有更大自由,而政治生活的自由度则减缩。交易有吊诡的成分:党在人们生活的其中一半,点燃个人的野心与自我创造,但是在另一半则压抑那些倾向。若作为经济战略,这种手法让中国与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觉得龃龉;西方学者建议已崩解的苏维埃政权采行“震撼疗法”:削减政府开支、国营公司民营化、开放外国贸易与投资,这些方案后来通称为“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1994年,在一间向北大地理系借来的小小办公室里,林毅夫与另外4位经济学家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智库旨在吸引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前来。他着迷般地投入工作,经常埋首书桌直到凌晨1、2点,翌日早上8点再回公司奋战。在同事当中,他以火热干劲出名,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难以企及的。这些年间,他写了18本书,数10篇论文,他对学生们讲,“我的野心,是死在书桌上。”他的研究中心扩张,而且在过程中,林毅夫讲话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有分量,成为政府5年计划之类专案的顾问。他不是党内决策最核心成员——永远当不上——但是对一个一度被怀疑是台湾间谍的外来者,这样的崛起还是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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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林毅夫对西方主流观点,变得越来越批判——那种观点,在前苏联推销震撼疗法——而林毅夫则越发认定,中国要崛起的关键,是让市场与强力政府融合起来。苏维埃崩解前10年,很多东欧地区争着走向自由市场,都遇到失业率升高、经济停滞及政治动荡的问题,使得大家对震撼疗法这种经济手法,支持的力道大为减弱。而在同一时期,即1990年代,混血而不走经济光谱任何极端的中国经济,却开始勃兴。某些领域,资本流通无阻,而某些领域,政府则强力管制。焦点放在经济成长,则始终不懈。不管什么时候,当碰到要在经济成长或环保做个选择时,经济成长一定胜出;社会安全若对上经济成长,也是经济成长胜出。转型的代价很严峻:健康保险及退休金蒸发掉了;土地上的环境污染严重;房地产开发者铲平城市大块地区,只为盖起新的住居大厦。民众的不满滋生起来,但党动用武力,同时稳定地迈向繁荣,使得不满的情绪不致爆发。

然而,衡量数据很明确:1949年的平均寿命为36岁,识字率仅2成。到了2012年,平均寿命已达75岁,识字率高出9成。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写道:“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率先成为终结贫苦的20世纪贫穷大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想以计划经刺激方案对抗其影响,但在此之前已盖了那么多新机场、公路,以至于计划官员无法立刻决定,还有什么能盖。

林毅夫则在形塑舆论,思索政治改革对经济成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的观点与立场,并不讨好呼吁民主化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他出版与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书中聚焦在苏联崩溃后产生的混乱现象,然后下结论说:“改革越激进,摧毁社会的冲突,其力道会更强烈,反改革力量亦然。”林毅夫推崇中国“笨手笨脚、循序渐进的手法”。2007年秋天,他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失败”。他揶揄由国际货币基金制定的震撼疗法政策,似乎更像“徒有震撼,没有治疗”,注定会导致“经济大紊乱”。他请听众回忆,当初“华盛顿共识”的拥护者都警告,中国慢吞吞的改革手法,用林的话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转型策略”,注定“导致无法避免的经济崩溃”。林毅夫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布道家,讲述中国自己的繁荣故事。

2007年11月,林毅夫接到专门提供贷款与专业对抗贫穷的世界银行来电。世银总裁佐利克(Robert Zoelick)要来北京,想听一听林对中国经济的见解。两人在佐利克的饭店房间见面,两个月后,世银再度来电,提议林毅夫出任首席经济学家这一职位。此举又是空前未有:他将成为第一位以中国公民身份,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人,出任一个以往只由西方达官显要盘踞的职位——其中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及美国前财务部长、奥巴马总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

毛主席曾认为,世界银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可现在,中国是世银的第三大股东,而且公开表示,决心在国际经济机构拥有更大发言权,2008年6月,林毅夫及其妻子搬到华府。他随身带的一切东西,两个手提箱就装完了。他们在乔治城旁边租了间房子,有露台供林毅夫在室外写作,厨房里放了台跑步机。因公出访时,同侪都外出交际,林则在饭店房间里,工作直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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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热得汗流浃背的8月下午,去华府访问林毅夫,他在世银总部4楼一间宽敞的转角办公室。世界大厦有13层楼,离白宫只有几区的距离。他离开书桌(他本来一如往常在写论文),问道:“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赶上发达国家?”在林毅夫毕生志业的中心,这个问题很分裂,只是此时他已做好准备,提出自己的答案。他说:“失败的案例很多,成功的只有一些。”林有大约300位经济学家及其他研究员当作幕僚,他们的工作,是帮助世银及贫穷国家政府制定种种策略,以提高国民收入;这项主题,数十年来因意识形态大辩论而纷扰撕裂。

林毅夫抵达华府几星期内,全球便碰到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林毅夫造成难题:美国、欧洲及国际货币基金的官员都呼吁中国调升其货币价值,以提高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此举可让其他国家的产品售价相形便宜一些。纽约选出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舒默对记者们说:“中国对人民币的操控给美国经济复苏的影响,仿佛扼住我们的咽喉。”但是,林毅夫看待本课题的方式大不相同。他在香港面对一群听众表示,强迫中国升值人民币,“不会改善失衡,而且会让全球复苏为之延缓。”他主张,升值人民币只会让美国消费者需求低靡,原因在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品会变得更昂贵,这对美国经济无益,原因在于美国人并不制造那些从中国购买的东西。

金融危机终于从根本面改变中国经济勃兴公式的核心:美、欧对中国出口品的需求大幅下跌,因此,为了防止经济疲软,北京政府大举转向投资,公款大笔押注到铁路、公路、港口及房地产。政府调降房地产税,另敦促银行放款;贷款的增幅在2009年比印度全年国内生产毛额还高。政府官员里,营建狂热释放出巨大的雄心:武汉市打算在7年内建造140英里长的新地铁,而同一时间的美国,纽约市发出的钱,只够在地铁第2大道线兴筑2英里。

这次全球衰退也让林毅夫有机会落实他的愿景。在此之前不久,中国知识分子及官员还很不想把中国经验,形容成西方做事方法的替代选项,原因是害怕激起敌意,或者让大家岔开心思,没注意到大多数中国人民依然十分贫穷。西方各国在挣扎奋斗,而中国受到的损害却小得多。有位西方驻北京外交官员对我说:“这次危机的一大教训,在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应该学会谦卑。我想,我们必须接受,中国可能变成类似完全开发的经济国度,而不必伤筋动骨地进行政治改革,这种可能性很高。”中国重返世银成为会员届满30年之时,世界银行官员造访北京参加庆祝,世银总裁佐利克赞美中国减少贫穷的成就,说:“世银,还有整个世界,可以从中国受益良多。”

任职世银时候,林毅夫写出一系列论文,用意在“重新检查”大家对穷国如何致富的见解,仿佛想宣告1990年代大为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无效。他与喀麦隆经济学家蒙加(Célestin Monga)挂名合撰,主张政府必须“重回中心舞台”。他说,产业政策,也就是政府寻找并支持特定部门,批评者叫它做“挑人来赢”,当时西方出境维艰,而且有良好理由:它失败的频率总是大于成功。但林毅夫主张,更糟糕的便是没有产业政策,他指出最近对13个成长快速经济体所做的研究。

他对我说:“所有成功的国家里,政府都扮演很主动的角色。”他主张一种“软性”产业政策,在其间,喧嚣的自由市场会产出新的产业、公司,然后政府再相中最有希望的,协助它们成长,给它们税赋优惠;建设基础设施,如遍及中国大陆的港口、公路。这个想法,是芝加哥与北京结合的产物:他与蒙加写道,要由贫穷中崛起,市场“不可或缺”,但政府“同样不可或缺”。

他利用自己在世银的地位发声,主张中国的手法有其基本强项,而其他国家可资效法。他造访发展中国家时,都意有所指地说,当地让他回想到30年前的中国。在一场他命名为“中国奇迹解密”的演讲上,他问道:“其他发展中国家能达成类似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吗?答案很清楚,可以!”他给贫穷国家忠告,若是它们想致富,必须延迟政治改革,不然就会落得跟后苏联的俄罗斯一样,紊乱而苦恼。他支持说,美德不是源自免受压迫,而是“源自害怕贫穷与饥饿,对此我儿时回忆依然鲜明。”他用自己姓名而非世银名义写作时,讲得更刺耳:“某些学者提出乐观、有时天真的说法,认为民主……较可能推动经济改革。”他援引邓小平的话:“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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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林毅夫回北京几天,一天晚上温暖舒适,他坐着一台司机驾驶的奥迪黑色大轿车到北京另一头,参加一场聚会,表彰他共同创设的MBA深造课程10周年纪念。会场设在一间中国传统四合院,紫藤与山楂树荫影扶疏,当地一度是慈禧太后的家。只是,为了当晚盛会,四合院被搞上红地毯,聚光灯之耀眼有如一场时装秀。

杯觥交错,约100名宾客——大多是中年夫妇、前学生及同事——带着过节的快乐,欢迎林毅夫偕其妻走进会场;陈云英此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兼全国人大代表。林氏夫妇抵达,这群有钱的宾客欢呼起来,簇拥着两人,轮流摆姿势与林毅夫合照。闪光灯叫人眼花缭乱。一组电视记者进来采访。有个青少年要求签名。林毅夫来到较安静的桌畔,只是一名来宾拉着他,跟他讲盖高尔夫球场大有商机,令人兴奋,林毅夫的表情虽还客气,但难免不耐,主办方赶快拥着林氏夫妇到隐密的一区休息,林也准备发表演讲。

林毅夫登上讲台,往外一瞥来宾,他一开始就指出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生“天摇地动的转型”,然后宣布,“未来10到15年,将更为可观”,听众报以喝彩。他指出,2000年北大国际MBA开始之际,中国登上《财富》世界500强的公司,还不到一打,而美国有将近200家。他说:“我相信到2025年,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最大,与美国共享舞台,届时中国经济将占全球经济的2成。中国登上《财富》500强的公司,可能会有100家。”他以一句规劝作结尾:“我希望各位在建设中国经济时,不忘帮忙建设更好、更和谐的中国社会。”

“和谐社会”这个词汇,并非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就采用。它是国家主席胡青睐的口号,象征目标在建立廉明而稳定的社会,但批评胡的人则歪用它,指称镇压、消除异议人士,像是一个网站被关掉,就说“被河蟹”了。林毅夫是以正面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它与他长久以来信仰政府权力,两相吻合。

1999年,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杨小凯发表演讲,主张“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廉明,将导致民众的不满”。杨很好奇,中国没有民主制度,能否变成强大国家。但是,在一项回应之中,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领先印度,他写道:“不论在经济成长的速度或品质,中国表现要比印度优秀。”依林毅夫看来,中国已经成为没有民主的强大国家,而且瞧不出有什么要改变的理由。我访问林毅夫,谈那场辩论,他说自己与杨小凯是好朋友(杨于2004年去世),但意见不一:“他(杨小凯)认为,中国若想成功,首先必须采纳英式或美式宪法。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我们并不晓得,哪种治理结构才是世上最优。”

林毅夫虽然声名鹊起,他的人生仍被极不寻常的事实包围着:他泳渡大陆已经超过30年,依然面临逮捕令,是台湾国防部颁布的,罪名是“叛逃敌方”。经过这么多年,许多台湾民众已经把林毅夫的成就,视为家乡人的光荣,台湾重量级政治人物也要求国防部撤销此案,但国防部重申,林要是敢踏上台湾土地,将被逮捕,并依叛国罪军法起诉。

林毅夫的兄长林旺松对记者们说:“我不了解为什么很多人把他当坏人。我弟弟只是想追求他的志向而已。”林父于2002年去世,林家要求准林毅夫返乡奔丧,但军方拒绝这项要求,声称林将“终生蒙羞”。林别无选择,只能在北京通过网络现场直播,看丧礼进行。他在办公室打了祭坛,跪倒在前。在颂读祭父文时,林毅夫这样写道:“阿母病危,未能侍奉左右,阿爸抱病卧床,仍无返乡之途,黄泉路口,不得执手扶送……不孝之罪大矣!苍天可罚,苍天可诛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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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靠着当人民共和国最热心的经济发言人而飞黄腾达。但在意见不合者的眼中,中国的麻烦、困难却是越来越重。听完林谈经济光明未来的演讲,几天之后,我去拜访吴敬琏;改革开放展开十年之间,吴敬琏崛起为中国首席经济顾问之一。当时他已将近80岁,身形矮小,浓密的白发下眼睛湛然晶亮。他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市边缘,虽然还是国务院官方顾问,但他的发言并不十分讨喜。吴对我说:“中国此刻遭逢的最大麻烦,便是贪腐,这实在明显。贫富差距的原因,就是贪腐,贪污腐化哪儿来?事实上来自政府持续掌控太多资源。”

吴敬琏写出一连串的相关文章及书籍,指出裙带资本主义,还有贫富差距,都是证据,指出中国经济模型,已撞到极限,政府再不允许政治更为开放,来斡旋彼此竞争的需求,将无以为继。近几年,他激烈地主张,中国必须采行西方民主制度,因此民族主义者抨击他已变节。曾有一次,双方的争论恶化到攻击个人:《人民日报》刊载网络谣言,说吴敬琏当美国间谍,正被调查。这种说法实为荒谬——国务院最后出马挺吴,驳斥该指控——但那次口诛笔伐那么醒目,他的批评已叫有权势、能透过《人民日报》发言的人冒火。

我问吴敬琏事情摆平没有。他叹息了,说:“1个月前左右,网络上有文章说,某人持砖敲我,但我侥幸活了下来。”该文章全非事实,我问他打算如何处理。他说:“文章在暗示,叫人动粗。”撰文人署名“中国铲除叛徒协会”。谁躲在背后想妖魔化他,吴敬琏无从头绪;嫌犯五花八门,数量激增:是右翼民族主义边缘人?反改革的掌权要角?

在中国,注入金融的资金成长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神秘晦涩的经济学辩论,都沾惹上一抹强烈的反对色彩。吴敬琏最近主张,支持中国货币升值,接下来就在网络上听到了群众的反应。他说:“文章底下有个发表评论的人透露我住的地址,并说住处的治安很松散。”他微弱地笑一下说:“那样子写,在美国是违法的,在中国,没人在乎。”

随着辩论搞大,原本平和的言词出现政治的尖锐。林毅夫爱把经济的勃兴描述为“中国奇迹”,但自由派作家兼批评家刘晓波却是这样看待此事的,他写道,自己只看到制度贪腐的“奇迹”、社会不公平的“奇迹”、道德倾颓的“奇迹”与挥霍未来的“奇迹”。刘又说:“经济繁荣正变成‘贵族强盗’的乐园。只有靠着钱,党才能维持对中国主要城市的控制,指派从政官员,满足许多人想一夜致富的贪婪,镇压任何新生反对团体。只有靠着钱,党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才能独断专行;只有靠着钱,它才能收买流氓国家,买到外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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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刘晓波瘦骨嶙峋,有如灰狗,头发剪得很短,而且发尖收束在额头呈V字型。他是个大烟枪,博学而幽默。刘晓波生长于东北,11岁那年,学校因文革关闭——他形容为“暂时地解放”——尝到独立的滋味,自此他一生的思想很不传统。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但想在中国学术界吃香得哈腰屈膝,他却不擅长。他相信,中国作家“无法有创意地写作,因为他们唯一的生命,根本不属于自己。”他对西方汉学家也没客气多少,抨击说“98%是废柴”。他的出发点不是想冒犯人,但就算是要触怒人,他也丝毫不畏惧。他写信给汉学家白杰明说:“或许我的人格意味着无论往哪边走,都会碰壁。对此我可以接受,哪怕最后我撞破头。”

刘晓波写了17本书,几百首诗、论文及散文,大多与政治强烈相关,因此也付出代价:2008年春天之前,他已入狱服刑过3次。第一次是因他参与天安门广场示威,角色重要,故以“反革命宣传及煽动罪”而被判刑。他拒绝那些指控罪名,但欣然接受“黑手”这个标签,认为那是“荣誉勋章”。铁窗之后,他能保存的东西不多,勋章却是其中之一。一首狱中诗里,他写道:“除了卧处,我别无所有了。”

这么多年来,刘晓波已懒得区分监狱、羁押中心及劳改营。有段期间,他被软禁在家,与我通电话时说:“入狱时,我被关在较小而有墙的猪圈;出狱,我只是被关在较大但没墙的猪圈。”1996年他因“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去劳改营时,他娶了自己的长期伴侣、艺术家刘霞。劳改营守衙一问再问刘霞,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回答说:“对!那个‘国家敌人’!我要嫁给他!”

劳改3年,1999年获释,回到两人公寓后,发现家中此时多了部电脑。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写道:“一位朋友送给我太太,她已经能用它来打字。上网。她教我如何使用,实际上接下来几天来看我们的朋友不停告诉我,要学会电脑。我试了几次,但要在一部机器前组句成篇,感觉就是不对劲。我避而不用,继续用墨水钢笔写作。”

只有在他用电子邮件投出第一篇文章之后,他才领悟到科技带来的可能性。“几个小时内,我就从编辑得到回应——网络神奇的力量突然让我如梦初醒。”刘霞再也拿不回自己的电脑了。刘晓波经历异议人士的旧日仪式,他称其为“自行车加电话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必须等候举行葬礼,或某事件周年纪念,才能集会而不至于引起政府怀疑。全球资讯网把方言、阶级与地理限制一挥而断,以至于中国第一份线上杂志《隧道》(Tunnel)编辑群1997年写道:“独裁者之能塞耳闭明、钳制吾人思想的原因,在于他们专擅散布资讯的科技,而网络已改变这道公式。”

那种理想几乎谈不上普世皆然。全世界“网络乌托邦”的批评者主张说,网络只提供开放的幻相、微弱的合群感;而且,借着造出宣泄出口、化解更深层改革的压力,它反而强化了威权政府。但对刘晓波而言,那些因素并没有压垮在网络时代从事人权活动的现实好处。多年来,他想把自己的手稿寄往海外,邮局总能拦截;若是他准备发表抗议公开信,可能要花1个月逡巡于北京城,才找得到足够的志同道合者签名。他写道:“为了完成一封‘六四’的公开信,提前一个月就要开始准备。先要寻找发起人并把人凑齐,就需要一段时间;之后讨论信的内容、措辞、发表时机,起码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达成共识;接着要找地方把手写的公开信变成铅字,还要打印和复印数份。”刘晓波变成网络乌托邦“怙恶不悛”的支持者。他写道:“只要轻轻按几下鼠标,几封往来的邮件就能基本解决问题……所以,网络像一台超级发动机,使我的写作如井喷般爆发。”

在2008年秋天,闭关于北京无电梯的5楼公寓门后,刘晓波写着自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他想,这文件产生的冲击,会大于以往他做的任何事情。没错,他在写的东西必须保密,只要一等时机就绪,他就会公开,而这要拜他称为“上帝赐给中国人的大礼”之科技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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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冬天某个午后,我与刘晓波在他家附近的品茗屋见面。他看来异常削瘦,冬季外套松垮垮垂下肩膀,仿佛是挂在吊衣架上。他口吃很重,很难不令人注意。喝茶时,他咳嗽着。当时的他,算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意味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名流,但在更广大的中国人海里,几乎默默无闻。多年来,中国官方查禁他的作品,线上删检人员拿掉他写的文章。他的书在海外出版,但他不说英语,而且拒绝许多移居海外的邀请。不管政府喜怒,中国是他家乡。

当天他平静得很意外,令我吃惊。长年坐牢,已让他火气大减,而且他领引我了解新公开信里的论述时,不疾不徐,扼要精准——信中警告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再不注意与日高涨的政治改革呼声,会有“适法性危机”。

他对我说:“西方国家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履行承诺,改善人权处境,但假如国内没发出声音,那么政府会说:‘那只是来自海外的要求,国内民众并没要求。’我想表达,它不只是国际社会的希望,中国人民也盼望改善他们的人权处境。”

刘晓波的乐观让我错愕。随着中国自我整合进全世界,他猜想“当今政权或许会变得较有自信”。他边说着,后仰坐进自己椅子,享受自己预言的声音。“它或许会变得较温和、有弹性、更开放。”而他的任务呢,按他认为,便是继续写作、为民喉舌。“不管有无功效,我会继续要求政府履行其承诺。”

他也这么做了,几个月下来,野心变得越大。秋去冬来,他与一小群志同道合者已接近完成他们的秘密计划——发表详细宣言,要求人权及政治改革。他们写道:“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

他们的异议宣言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于并非自我设限于主张单一事件或模糊条款,而是呼吁进行19项基本政治改革,包括定期选举、司法独立、禁止政治控制军队,而且终结“因言获罪”行为。激励他们的源头,是《77宪章》,捷克的哈维尔(VaclavHavel)与其政治同胞30多年前发表的宣言。哈维尔等人当时写道,他们能团结起来,是因“个人与集体有此意志,愿为我国及全世界尊重人类及文明权利而奋斗”。在刘晓波等中国共同起草人一案之中,他们在导言的结尾以闹钟倒数的紧迫写道:“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他们内部讨论之后,决心在2008年12月10日那个冬日,向大众公布该宣言——当天也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宣言定名为《08宪章》。早初签名者共有303人,但需要一个主要挂名支持者,而刘晓波同意担当该角色。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份文件前景黯淡。有句中国人爱说的俗谚这么讲:“枪打出头鸟。”

图片:来源于《芝加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