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市教育局督导主任华山鹰在一论坛上谈应对校园伤害事故,他举例汶川地震时的“”事件,对于学校和老师的责任问题有如下表述:“遇到伤害事件,老师要尽力保护学生,也要尽力保护自己。如果做不了活着的英雄,就做永生的烈士吧。千万不能像范跑跑一样逃跑。”

华主任这话,是否有具体的语境,从报道本身来看难以判断。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以生死的非此即彼来形容教师在应对校园伤害事故的责任,华主任不过是出于渲染的需要,而未必一定是因为对教师的偏见或作为教育行政权力的傲慢。

实际上,早在汶川地震“范跑跑”事件后,教育部就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意见,“保护学生安全”就首次被加入其中。

作为职业角色规范,如同空乘人员在飞机碰到意外事故时,有疏散乘客义务一样,在面对危急事故时,教师有保护学生的道德义务。李连杰饰演的“中南海保镖”在子弹面前不是退缩,而是用身体迎了上去,这就是保镖的职业要求、道德义务。

然而,考量这种职业规范、道德义务,有一个前提,需要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训练的结果。空乘人员在飞机碰到意外事故时的镇定,中南海保镖战胜死亡的恐惧,显而易见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有多高,而是长期专业训练的结果。想像一下,即便是一名军人,在没有受过任何必要的训练就让他上战场,要他保持冷静甚至“如果做不了活着的英雄,就做永生的烈士”,这几乎是不可能甚至是残忍的。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美国校园发生危急事故时,学生们在老师的组织和护卫下有序逃离现场的场景,这从来就不是美国教师的师德有多高,它同样也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汶川地震后,第一批被问责者,不是那些制造豆腐渣学校的贪官污吏,而是在博客上发表那一番言论的“范跑跑”。实际上,正如在那场争论中论者不断强调的,“范跑跑”事件恰恰证明了在瞬间灾难面前,道德是多么的不可靠,只有持续有效的逃生教育和训练以及更为关键的高质量的校园建筑,才是保护我们脆弱生命的根本。而有数据显示,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美国的人员伤亡大体上是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

这跟我们的师德乃至公民的道德状况有多大关系呢?

危急灾难时刻逃生教育和训练长期缺失,其根源本恰恰是失职的教育行政权力,可是,这失职的教育行政权力摇身一变成为道德领袖,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在迅速把“学生安全”纳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同时,把“范跑跑”清除出教师行列以维护教师队伍的“纯洁”,维护教师高大且乐于牺牲的道德形象。

道德成为了权力推卸自身责任的最好托辞。

汶川地震后,尽管官方开始意识到逃生教育的重要性,可是面对着强大的体制惰性和惯性,逃生教育最终宿命般沦为形式主义;近年来面对频发的校园血案,有关方面不是去反思检讨那些所谓“反社会人格”是在怎样的土壤里不断扩展和重生的,而是应急运动式加强校园安保,然而这种耗费大量维稳成本的方式注定是难以为继,在这个时候作为教育行政官员说出“如果做不了活着的英雄,就做永生的烈士”,是准备让教师变身校园特警么?

而更为危险的思维倾向是,华主任称,要求学校教师要明确自己在校园安全中的责任,“不能跑,当范跑跑是不行的,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这意味着“保护学生安全”对教师言,已经职业道德上升为法律义务。

这里面蕴含的问题是,一旦把这种道德义务上升到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范畴的时候,那么只有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时候,这种义务才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否则它就是恶法。

华主任有没有想到,假如教师在碰到危急时刻当了“范跑跑”不止是违反职业规范而是要追究法律责任,那么由于单一的应试评价体制导致灾难逃生教育的长期缺失,作为教育局的官员,又该被追究怎样的法律责任?比如渎职玩忽职守?别以为,发个通知让各学校组织一下逃生演习,然后教育局老爷们去视察一下,就认为自己尽到职责万事大吉了。

作为教育行政官员,不是思考如何加强校园应急逃生教育,不是思考如何自上而下加强校园安全建设,而是声称教师“如果做不了活着的英雄,就做永生的烈士”,这是对教师生命价值的蔑视,是杀人的道德、法律绑架。

教师做不了英雄就得死给你看么?

PS:华主任可能不知道,“范跑跑”都成为明星,代言“金枣醇”酒去了。欲知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朋友说,金枣醇,酒足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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