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杨锦麟:不确定的年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频发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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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的题目是叫“不确定的年代”,大家看到屏幕上的这张照片,这是去年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疲倦得躺在金钟的路上。这么一个画面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朋友,我们都在面对中国和香港的不确定。

这个不确定有几个意义:

什么是不确定的年代?

不确定的年代又意味着什么?

在不确定的年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我想把2020年以前的两岸三地这个时间表跟大家做个分享,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究竟是谁上台,不得而知,如果民进党蔡英文上台,那么两岸关系会面临一个什么新的格局;2017年,香港特首实现全民直选,这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一个特别行政区每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选票选出一个行政长官,但会不会实现基本法和曾经的承诺,我们还存在不确定的因素;紧接着,中共要召开十九大。今天联合早报韩咏红有文章,谈到了最高法的周永康非组织的政治活动,这意味着尽管经过了四代领带人的更迭,但是中共的权利的权力交替的制度化,还存在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到了2019年,澳门的特首要实现全民直选;2020年,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要完成,这是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到的时间表。

我们从2020年一直推演到今天,两岸三地的不确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局,我们今天都要有一个面对和考虑。也就是说可以未来五到十年,跌宕起伏,风起云涌,这就是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中国。这是我们今天香港我们所有的朋友,年轻的年长的,大学的社会的我们要面对的一个跌宕起伏,风起云涌的中共,跌宕起伏,风起云涌的两岸三地的关系。

我们从今天的世界来看,外部重要国家金融体系失控。到现在,整个经济的秩序都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常态,还不断延续一些新的问题,欧元国家财政恶化到现在还找不到一个解决的路径,区域整合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区域整合也是我们面临的困境,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变数,实际上也已经显现,经济运行的下滑,连李克强刚刚结束的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

我们从中国大陆的内部,政治理论和路径不清晰,原来还有三个代表,原来还有科学发展观,但是现在就剩下梦了——中国梦。梦是什么,不确定。我们的经济正处于重大调整的前夜,民意在高度压抑之下社会矛盾在积累和积压也不断出现引爆点。应该说,所有的政治经济转型改革开放所积累的矛盾,目前正处于一个引爆聚集以及高密度的频发的前夜。

那么好,什么叫不确定?我相信这个题材,大家也都很明白,那么法国这一本书,叫做《世界是不确定的》,它对“不确定”这样定义——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蓬勃发展,这种雄心在未来的几十年似乎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种前景引起了华盛顿和东京以及伦敦,甚至包括悉尼的忧虑,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千年焦虑,而这个焦虑集中在中国。

”焦虑什么呢?焦虑中国会不会军事称霸,尤其是军费的急剧上涨,军费的开支的不透明度,让人们在这方面问号很多。第二,中国经济发展,但是不是可以持续?中国虽然用了不到四十年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了两百年才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但是她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这里面,且不说空气,且不说水,且不说原来不太多的资源,但是它带来的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很严峻的,那么中国的政治的不透明和不稳定,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最后,政治方面的不稳定会不会给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作为中国现在政治经济体制之下的一个香港,我们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不确定?

不确定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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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先谈谈不确定的中国。中国整个时局,东南西北从地区的形势来看,我们大概有这么几个说法:北稳南变,西重东急。北稳是因为和俄罗斯全面铺成了一个和平的态势,尤其是边界问题在两百多年来第一次有十年没有产生过任何领土的纠纷。当然,偶然的小规模的摩擦还是有的。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在松花江、黑龙江交界之处经常有一些渔民由于越界捕鱼而受到这个待遇。

比如说东急,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包括中日问题,南海问题他又成为了今天中国领土问题它的一个引爆点,这个民族百年之后的另外一个忧患。

讲到南变,印度,缅甸,越南这个极大隐患,尤其是麦肯马洪线是中国政府承认的中缅边境,麦克马洪线现在到北端还是有争议的。那么中印边界,它的不稳定性,包括中缅边界为了果敢问题产生的摩擦,包括越南在南海问题的企图心,这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很多要面对,这些面对是1979年以来,中越边境反击战以后,所未曾遇到过的。从中国外交部很有办法实际上来讲,周边地区的不稳定的因素正在聚合,特别是新疆。新疆,中亚五国,甚至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极端的宗教势力在无孔不入的深度通过了六千公里的边境线,在新疆每年现在极端的暴恐事件在三百起以上。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的不稳态,我在新疆四个月,走了六万公里,拍了一部片子,虽然这部片子现在不让我播,但是我对这块土地中国六分之一的疆土,它的稳定性我充满了忧虑。

再来看台湾。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后,两岸出现了一个和平发展、和平互动的态势,政冷经热互通频繁,虽然它遏制了民进党或者陈水扁极端台独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也知道,两岸实现了三通,两岸之间的往来非常的频密。2013年大陆到台湾自由行旅游、商务旅游有两百五十万增长,是10.86%;两岸的通婚,非常地频密,跟台籍人士通婚的大陆人士已经达到二十六万,将近十年是每年一万两千名。台籍人士和中国大陆人士的通婚,也非常地频密,这是近代史甚至二战以来认为一个分裂国家分裂民族所未曾有的现象。所以我经常跟民进党的朋友说,对大陆新娘要好一点,不然的话过二十年你们的总统或者你们的国母搞不好是大陆新娘。

但是,两岸的年轻人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上是存在很大的落差,而这个落差会出现很吊诡的现象:越接触,越疏离。而这个问题,也会给未来五到十年的两岸关系带来一个变数。

中国内部的危机四伏,我把它归纳大概有五点。

(第一个危机,不方便明说,原因你懂得。想了解的朋友,赶快微信加小观观为好友吧!)

危机之二,就是社会分配制度的危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在大陆,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胡润榜014去年上榜的百亿富豪人数达到了176位,而十年前只有1位;千亿富豪人数从去年2位增加到6位;十亿美金富豪人数从去年315位增加到354位;前10名上榜的门槛比去年提高20%,达到了450亿;榜单1271人总财富达到81,562亿元,比西班牙或韩国整个国家的GDP还高。中国有钱的人更有钱。

但是,贫困的问题依然很严峻。这是刚刚披露的一个数字,也就是截止到去年,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指出,中国还有8000多万的贫困人口,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到了2012年底,有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的人均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60%,农村的农民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60%。这是一个很显见的数字,包括李克强刚刚也说过,有两亿人口依然在贫困线下徘徊。这就是中国今天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看看,八千多万这个按照世界银行贫困标准(计算出)的贫困人口数字,大家已经是一目了然。

特定行业越来越有钱,也就是去年这些符富豪,三分之一的富豪来自于房地产和金融投资业,IT业仅占7.8%。特定的区域越来越有钱,这特定的区域,这里面可以看到上海和甘肃的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看到上海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2.9万元,而甘肃是1.14万元。城市地区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为1.65万元,而农村地区为1万元。虽然距离的差缩小,但是这种平均值也显示出,东西部、农村城市这样的差距。

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官方的统计数字,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3年是0.479,到了2012年是0.474。那么西南财经大学的统计数字,0.61;而北大的统计的数据,2012年,是0.73。很可惜这个数字只到了2012年,我相信这个数字有增而无减。那好了,我们从这个数字的情况来看基尼系数的问题,这个数字的平均值比香港还要多。

第三个危机,是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的危机。实际上,这个危机在今天的香港也存在,只是香港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集中,但这个问题在大陆也比较显性。我们从全国历年参加高考的人数统计来看,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这个数字显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内地高考报考人数连年下降。寒门要出贵子的路径会变得非常窄。“读书无用论”也在抬头。这是什么意思呢,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状况应该呈现垂直流动状态,不同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普罗大众阶层,可以通过教育以及其他途径,获得垂直上升的机会。在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大批中产阶层的出现,是垂直流动的结果,香港曾经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顺畅的。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顺畅的,台湾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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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三级贫困户的陈水扁不可能一跃龙门。而今天香港很多成功人士,他们的出身是很寒微的。很多杰出的人士都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顽强的靠个人的努力,以及社会提供的各种垂直路径来实现一个社会相对的、整体的和谐。但是,这个过程中的路径越来越窄了,出现了很多人们之间的板块,不同阶层通过人际关系、通婚这样的过程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了,或者说实现的几率越来越窄。这就产生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板块对撞,而这个对撞产生出来的就是所谓的“屌丝”“蚁族”“蜗居”。有官二代富二代,等各种各样“二代”“三代”的出现,实际上使得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危险。当隐性的世袭现象成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的时候,这个情况还在一直持续下去。一个社会出现大量接受教育的人对自己的境遇愤愤不平,这个社会的政治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第四个危机,社会张力与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危机。2008年6月28日的瓮安,出现了一个群体性事件,这个县镇几乎被捣毁烧掉,群体性事件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进入了官方的“维恐”“稳恐”“维稳”这个视野。到了2009年,中共自己党的建设的词典,时隔20年再版,加入了“群体性事件”的词解。最惨烈的群体性事件,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民族矛盾的爆发,发生在2009年7月15日,由广东韶关的一家玩具厂族群之间的纠纷,诱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维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报复之后的几天,也出现了汉族人报复维族人的现象,只是没有被报道。那是一堵新设的墙,这堵墙被我们的诗人叫做“乌鲁木齐墙”。民族矛盾和隔阂,就按照今天新疆的书记张春贤讲的,这样一个伤痛要几代人才能够平复。其实,几代人平复得了还是平复不了还是个问题。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数字是与日俱增,而不是与日递减。这个数字是说,2013年《社会蓝皮书》对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有一个描写,事件持续时间总体较短、南部地区群体性事件高发、事发诱因主题呈多样化、公共利益受损是事件主因、社会矛盾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流动人口与学生参与度高。这就是群体性事件。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一万人以上的大规模集结在内地每月大概是1000起到1200起。 这就是为什么高度防范,“维稳”、“维恐”不及的原因。这种引爆点,也许在不同程度上是对地方政治治理缺失的一种制约和调节。但是,这对执政党的社会政治治理中的社会微管理,很显然是个直接的挑战。

最后一个危机,是人文伦理道德的危机。这些事情大家应该很清楚,老人倒在地上,你扶还是不扶?南京有个典型案例,你扶了老人之后,这个帮忙的人被判刑。在我们广东佛山的高速路上,有位小孩子被车碾伤了,碾还是不碾?十几辆车就这样置若罔闻,把孩子活活碾死,这种事情发生在今天。那么多不健康的食品,掺着个掺那个,无所不能的互害模式,导致互害社会的出现。不是坏人变老了,而是这个社会病了,你吃不吃?小悦悦事件,食品安全事件。为什么我们很多年轻人,对这个国家,那么的抗拒,其实跟我们的切身利益是有关的。

这本质是什么?本质是革命带来了一个暴力行动把旧的所有的体制都彻底否定了,但是新的体制一直建立不起来。我们不要说文革或者文革之前,就说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伦理体制的建立,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但成效甚微。早些时候,我们说“五讲四美三热爱”、“门前实现三包”。紧接着进入胡锦涛时代,“八荣八耻”。到现在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春节期间我去终南山拜访一个道长,他告诉我: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什么都有,就缺一样东西。我说:缺什么?他说:缺德。什么都有,但没有道德的核心价值观它怎么可能有自己的立基之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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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传统文化,但是做了很多的努力,有很多的心灵鸡汤,但是没有办法取而代之。我们隔壁的珠三角,基督教徒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共产党党员的吸收程度。我们今天的深圳,皈依佛教的年轻人,远远超过执政党青年党员的比例。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他们应该也知道。所以,信仰危机与信仰缺失,惯性的政治说教无法被接受,强迫灌输所获得的社会功效呈现递减现象。我经常会在这样的场合问那些官员,你能把“八荣八耻”再背一遍吗?几乎所有人哑口无言。你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一遍嘛?几乎都是张口结舌。官方设定的话语系统跟民间的话语系统格格不入。它是它的宣传、传播受到了很大的障碍,虽然它也想改。

那么,中国大陆的不确定按照萧功秦先生的说法,有五个困境。

第一,威权庇护网结构与威权自利化的困境。这方面,大陆很多学者、香港很多政治学的研究者,其实都很认同这一点。硬性的威权体制要向若性的威权体制转化过程中必然要遇到这样的困境。台湾的80年代,蒋经国之前和之后,其实也有这样的面对。

第二,利益垄断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困境。今天,内地开始对央企进行整顿。一抓一批,无论是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还是各个汽车企业,央企的高度垄断,虽然给执政党带来经济的稳固性,但是腐败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高额税收造成的国富民穷困境。在今年的两会上,XXX的博弈。一群懂得税法、懂得积极参政的人大代表,最终博弈成功。我们没有想到,人民代表大会这最高的立法机构,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费的立法。中国大陆现在有15个到20个税种是由地方政府自己规定的。这样的国家的税法,如此之混乱、如此不能体现立法机构的威严性,这是世界罕见的。

第四,“国有病”的困境。国有企业至今仍然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体现。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当政者有一种强固的观念,即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的特点,使原来已经严重的“国有病”更是雪上加霜,社会上人们普遍对“国进民退”的趋势产生忧虑。为什么民营资本的融资会如此之困难。民营资本大量向海外流失,就是这样的不确定性所导致。

第五,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这样一个教育体制、这样一个自由发散思想的环境如果持续下去,中国大陆也许会有许多考奥数第一名的人,但是创新能力的弱化,就会导致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基本机制的健康和活力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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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8日, 4:34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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