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飞乌鲁木齐将近五个小时,机上放足了《万物理论》和《蓝色骨头》两个电影。同样的时间,从北京能飞到泰国了。

因为工作出差,我们过去十天辗转各地,更知道国家幅员辽阔。有时候起床去餐厅吃早饭,因为电梯环境都是大同小异,竟然忘了自己在哪个城市,等吃到汤面发现是羊肉味儿的,就想起这是在西北。

下午我决定出发去乌鲁木齐北边最大也是最豪华的商场。它被一个高端楼盘围绕,楼盘附近是一片待开发的、和所有中国城市的经济开发区类似的区域。唯一不同的是,从商场的正门进去,需要经过一道安检。

但我和同行的同事也见怪不怪了,毕竟我们回酒店都要过安检。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新疆的书店。

这家将近2000平米的书店占据着商场七层的大部分,名字是 BOOK BEN班的书店。2000平米的书店是什么概念呢?到过南京先锋书店或者方所的人会知道大概的大小,先锋书店3000多平米,成都太古里的方所是400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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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过很多书店,上海的,杭州的,北京的,成都的,武汉的,南京的,广州的,长沙的,没有一家给我带来过这样复杂的感受。一方面,传统书店都在关门,这样惨淡的景象甚至让我在谈论“书店”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无趣,“干嘛说什么书店啦”。另一方面,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从去年开始,每个城市都不断有新的书店开业,从著名的方所,到三联在北京第二家24小时书店,它们变得更大、更明亮。

但它们不是只卖书了。

咖啡、服装、艺术品货架都出现在了 BOOK BEN,看上去它们为你去书店提供了新的理由。为什么书店不只卖书呢?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问自己为什么不去书店、以及去书店做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去书店并不是因为亚马逊和当当网,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看书了,换句话说,他们甚至不使用亚马逊购书。很多去书店的人会热情高涨地翻开那些畅销书架上的书,然后把书名记下来、用手机客户端购买,因为那里更便宜。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读书是对的,但是现在几乎不读书。我们都知道书店是好的,但我们都不在书店里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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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广州还是成都的方所,你可以看到书店里人山人海,但是再留意一下收银台,会发现发生实际购买的人远远少于那些在书架之间流动的顾客。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此,把一个巨大的书店开在乌鲁木齐的开发区就很让人匪夷所思。

BEN 是这家书店的主人,和其他大型书店的经营者相比,他还很年轻,是个汉族80后。(但80后和90后不是都在做App吗?)他在过去一年里奔波各处,除了和书商打交道,他还带把店员带到各地的书展,年初的时候,他把陈坤请到这里做签售。

我有机会跟他聊天的时候,一些问题好像要脱口而出了,赚不赚钱,怎么赚钱?后来我还是把它们吞回肚子里。商业和道义的解释都让人疲惫,我不想知道这些事。结果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把这家书店开在乌鲁木齐?

因为我是新疆人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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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时间里,我们没有去乌鲁木齐著名的景点,没有去少数民族风情区,我们在现代化的街道上用打车软件奔波于市中心和开发区,但就在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确实来到了新疆:外面已经晚上八点半,天色还是亮的;桌上切开的橙子被保鲜膜包起来,却散发着比香水还浓的味道;普通食堂里的酸奶,味道远远胜过北京 BHG 里的进口酸奶——这一切让我们度过了舒服、散漫的一天。那为什么我需要频繁地经过安检门?我们甚至看见大街上的快速公交站都有安检设备。新闻里的那些事会影响到我吗?

我忧心忡忡地走在书店里,在书架上看到库尔班江·赛买提的《我从新疆来》,因为是新书,加上作者刚办完签售,它占据着书店最主要的柜台,书被店员堆成了山,但出现在这家书店里简直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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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人在纽约》,大部分人了解这本书的渠道是作者在 Facebook 上的独立摄影项目,他拍摄纽约城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然后进行简单的采访,最后把图片和文字发布到网上。透过这些人的故事,读者了解普通人的生活,也得以更加了解纽约。

库尔班江可能有类似的初衷,他在书里写了。

我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成功学,只有普通人的故事让人难忘——这本书里有100个新疆人的照片和采访,各行各业,说不同的语言,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是我第一次同时面对这么多的新疆人。

所以翻开书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感受。特别像哈利波特在对角巷拿起魔杖的瞬间,特效立刻就加进来了。我就决定带走它。

为了方便自己分享下面这些笔记,我在一些书页上折了个角。在书上折角,在飞去下一个城市的飞机上,再用电脑打出来,这是我很久没做过的事了,现在还觉得新鲜。笔记只是这本书很小很小的部分,我就建议你有机会的时候,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因为那些人的照片也值得你看看。这些笔记我都不做评价,作者也不评价自己的拍摄对象,都只作为展示。

1996年我参加高考,拿了伊犁州文科状元和全疆第二名,考到新疆大学汉教部上预科,两年后再通过预科考试分配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阿拉伯语专业。来到北京之后,因为语言问题,我遇到了不少困难。对于我来说,我要用我的第二外语汉语,来学习第三种语言阿拉伯语。还好我有语言天赋,很快就适应了。

哈合木提·伊沙木,36岁,

张志强是我工作之后改的名字,我的原名是张兰疆,在家中排行老四,我的三个哥哥分别叫卫疆、建疆、志疆。

张志强,35岁,汉族

在北京的地铁和公交车上,想有个位置坐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大家都站着。除了看手机之外,我一定是两只手握着扶手——我不想让我身边的人太紧张,我想告诉他们,你看我两只手都在上面,我不是小偷,你不用在我站到你身边的时候可以把包紧紧夹住。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压力也大,我不希望身边的陌生人一路上都保持着没有必要的警惕,那样太辛苦。

马俊,27岁,回族

1997年9月,我生平第一次离开阿勒泰大草原,来到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心情紧张而亢奋。第一次上红山,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吃康师傅方便面,第一次喝可口可乐,又第一次坐火车出了新疆,来到西安。记得第一次看见火车停在我面前,我还急着问别人火车来了没有。

秦玉东,38岁,汉族、哈萨克族混血

因为工作需要,我的出国机会比较多,我能理解每次进出海关时长时间的检查,也能理解警察定期来公司找我聊天,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我并没有犯什么错。对于那些看见我和警察单独在会议室聊天的同事,我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

达尼亚尔·亚尔买买提,35岁,维吾尔族

曾经有人和我说话的时候用“新疆口音”,我会说:“我有普通话一级甲等的证书,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请你用普通话跟我说话,我同样会尊重你。”

伊然,28岁,维吾尔族

记得第一次来西安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想找家乡菜还挺困难。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在长安大学读博士的维吾尔族姑娘,让她带着我熟悉一下西安。这位女博士非常忙,好几次才终于约上她吃了顿饭。我想着,干脆把这位女博士娶回家,组建家庭,一起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五个月。

艾力江·伊布拉音,27岁,维吾尔族

悉尼是个国际化的城市。我在那儿频繁地解释我是中国人这件事,总是没人相信。记得有一天在回家路上,一个小贩跟我推销他的货,我没买,他就跟我闲聊起来。他问我是哪个国家的,我说中国,他极度惊讶地连着问了我三遍,我都说我是中国人,没想到他特别气愤,说:“你们这些外国人,就是不真诚。”我很无奈。

伊力哈木·伊沙克,25岁,维吾尔族

其实切糕就是麻糖,但学校里有一些同学根本不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每次见到我都会用让我感到恶心的声调叫:“哟!你看那个卖切糕的!”当时我的我暴躁易怒,冲上去就直接一顿暴打,即使他对我说了对不起,我也无法冷静下来,直到几个老师来拦住我为止。为了这件事,我爸爸对我说:“这个社会,不是靠蛮力来解决问题的,即使你打他,他只会表面上顺服你,但你必须让他从心里佩服你!”我明白了爸爸的话。从那以后,每次有人说我是“卖切糕的”,我就会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化解:“你买得起吗?”

欧特凯·艾尼,14岁,维吾尔族

我初中时读到一本关于一个女律师的小说,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就梦想在中国最璀璨的城市当一名侠气纵横的女律师。我毕业后留在上海,一无所有,然后在适合的年龄吃苦耐劳,在合适的时机寻求稳定,在合适的机遇下结婚生子,这是我梦想实现的过程。

乃菲莎·尼合买提,35岁,维吾尔族

新疆人其实心都挺大的。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想,实在不行就去餐厅跳新疆舞也行,怎么也能赚几百块钱,只要开心就好。

佟丽娅,30岁,锡伯族

我户口已经落户到深圳了,但麻烦的是我名字里的“●”。在新疆,办身份证的人都是自己发挥,他觉得哪个字对就是哪个,经常会有很可笑的名字组合。落户换身份证的时候,名字的字都正确了,但中间的“●”成了麻烦,打不出来。维吾尔族的名字是名在前面,姓在后,名和姓中间带个点,很多朋友和我一样,也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包括银行在内的很多公共服务机构的电脑系统里,这一个点都打不出来。银行不能转账,网络交易无法进行,买机票都很麻烦。换身份证的时候,我干脆把那个点拿掉了,配合一下电脑系统。

买买提艾力,41岁,维吾尔族

很多在新疆出生长大的人说“我是新疆人”,大家可以理解;但我说我是“上海人,维吾尔族”,很多人就会反驳我:“你明明是个新疆人。”

索拉亚·阿尔克,34岁,维吾尔族

我一直对穆斯林金融很感兴趣,因为在伊斯兰文化里,对利息是有专门的讲究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就没有收到冲击影响,因为他们不收利息,也不做金融衍生品。现在我国宁夏就有这样一个穆斯林卡,就是没有利息的。我现在也一直在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希望将来有一个为穆斯林服务的银行,我们可以有能力参与进去。

马斯军,34岁,回族

我是当时我们县里为数不多的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族学生,这源于我父亲的决定。那时候,送孩子去学汉语在县里是挺少见的,父亲也拿不定主意,就去问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阿訇,他说:“只要是学习科学知识就可以,语言也是知识。有时候一门语言能救人,这也是一种功德。”

艾山江·买买提,32岁,维吾尔族

做生意不可能挑客户的性别、国籍、民族,我的客户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所以常常会从老家传来一些荒谬的鲜花,比如我和外国人结婚了。还有老家的朋友打电话来埋怨我结婚为什么不叫他们。这些传言让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但我不会太在意别人的说法。女孩子在外打拼就是在羽毛上跳舞,有些事情需要解释,有些事情没必要解释,女孩子见识得越多,明白的就越多。

阿孜古丽·吾甫尔,30岁,维吾尔族

我们总是喜欢用1%的人的故事来鼓励90%的人:一个人,什么也没有,奋斗一生,爬到了金字塔的顶端。其实,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都是被包装的:你不知道比尔·盖茨的妈妈是IBM的董事,也不知道巴菲特的爸爸是交易所的老板,更不知道诺贝尔的妈妈是数学博士,爸爸是物理教授,家族里面出了10个博士……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用90%的人的故事来鼓励99%的人。

肖克来提·库拉西,26岁,维吾尔族

就在看书的时候,好像多懂了一些人,理解了一些事情。都是普通的事,吃饭,念书,坐火车,住酒店,结果又好像不太一样。这本书里没有特别高兴的事儿,也没说到痛苦的生活,我坐在那儿还是流了眼泪。店员在书架上放满这本书,最后被我发现,路上这些长长的感受,从我进了书店就有。

可能书店就是这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