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傍晚,北京下着雨,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小院内,一棵紫玉兰一棵白玉兰的花瓣早已凋谢,缀在枝头的叶被雨水浸泡,青翠欲滴。一些前同事在这个劳动节还在劳动,加班编辑一套传统文化教材。

本来我应该是加班的主力人员,然而我现在成了旁观者,也可以说是逃离者。我将几个纸箱塞到后备箱里,纸箱里是这些年朋友寄给我的赠书,也有我自己购买的图书。六年内栖身于语文出版社的时光,换来的似乎就是这几箱书。

没有和任何人道别,启动汽车,悄悄地驶出大门,我离开了这个建于1959年、灰色调的院子。一身轻松,然而心中略略有些失落。

4月28日,我递交了辞呈,4月29日,旭明社长慰留一番,然后批准,4月30日,与语文出版社的合同解除。从199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京东方开始,我换个了好几个东家,但那几次都是调动,新的东家出商调函,然后再在旧东家办理各种手续。这样的跳槽有些像出嫁,娘家和婆家达成一致。而辞职,有些像私奔了。

你为什么要离开语文出版社?你准备去哪里?

这是几天内朋友餐聚时和微博微信上,别人问我最多的两个问题。

为什么要离开?很多人感觉到不可思议。语文出版社的工作环境尚可,高层较为开明,这家以出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为主的教育类出版社,员工报酬在出版业内算是较高的。作为一位社领导器重的部门负责人,如果不是特别的原因,人到中年不会轻易离开。

但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不愿意再过这种一眼看到头的日子,想换一种生活。如果用文艺腔来说,那就是:

我不愿意做成长停滞的中年人。

2008年底,任语文出版社社长未久的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招揽我,我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离开法制日报时还写了一篇《告别圈养的的记者生涯》。

当时的毫不犹豫乃是因为看到了纸媒前途黯淡,尤其是这类奉命歌德的中央级纸媒。但是在体制内浸染太久,仍然没有勇气去一个网络媒体。

而语文出版社在当时看来是比较理想的去所:有相对稳定的教材市场,员工待遇优厚,工作有规律。当我进了语文出版社后,许多传统媒体的同行羡慕我“成功转型”,并认为这是一个可安身立命、工作到退休的地方。

工作了几年后,我便逐渐地对自己的状态不满。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陷入到职场的琐事里,国有企业里管理一个部门不论大小,总是要经年累月开那些与业务关系不大的会,所编的书稿多数是无趣的。

曾经也想过按照自己的意愿编辑出版一些思想性、可读性较强的书稿,但是有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一旦影响旱涝保收的教材市场,那是得不偿失的。

在这样的出版社里做人文社科类图书,几乎不能冒一点点风险,发行部门长年做教材的推广——这是个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市场——和人文社科类图书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即使好不容易拿到一部不错的书稿并编辑出版,也只能在市场上自生自灭,除了网络上吆喝两声外,几乎做不到什么市场推广。

而长期这样下去,本人的视野、四维灵敏度都在蜕化。朝九晚五忙完单位的琐事后,回到家除了逗逗儿子,几乎没时间读书、思考和写作。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和社会意见表达疏离甚至隔膜,和历史文化类圈子也距离越来越远,不写时事评论,连历史文化类文章也很少写了。长此以往,我担心自己最终退化成一个庸庸碌碌、无所用心的职场大叔。

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于是去意悄悄地萌生。但想到要挣钱养家,想到出版社很不错的待遇,又不断地打消这个念头。人过四十,是个很尴尬的年龄,既不甘心现状,但又不容易放弃现有的生活和工作模式而去闯荡。时光就在这样的犹豫中流逝,渐渐地本人的思想真的冷冻了,成长停滞。

今年三月初,我突然接到欧阳洪亮的一个电话,说他供职的财讯传媒集团和另外两家股东正在合资筹办一个新谋体项目,自认为前景不错,投资差不多都到位了。他邀请我入伙,但考虑到我可能不愿意放弃体制内身份,也可以兼职为他们写评论。

我当时心动了一下,但没有轻易做出决断。这几年其实我的新闻梦一直没有破灭,以前的告别只是因为对纸媒前景不看好,新闻乃至文化传播的未来在新媒体,这在几年前就已经被世人看清了。

可是让我再去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科层分明的门户网站打工,于心不甘。现在是个机会。可想想自己已经四十四岁了,这个年龄放在古代可以称“老夫”了。

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虚岁三十九,自称“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苏东坡《定风波·密州出猎》第一句就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他才临近四十。

和一帮小自己好多岁的年轻朋友创办一个新媒体,自己的精力、知识跟得上吗?新媒体的盈利模式并不明朗,放弃现在的一切,值得吗?我不得不如此自问。所以我对洪亮的回答是:容我想想,过些日子见面细聊。

说起和欧阳洪亮的相识,颇有喜剧味道。他是湖南双峰人,明清两代属于长沙府的湘乡县,正是湘军的发源地。他生长的村落,在老湘乡县和老邵阳县(现属邵东)搭界之处。说起来是两家相距不远的同乡,我们的相识却是一个姓邱的客家女子介绍的。

这位女子是我生平认识的第一个网友。那时候还没有“”这个ID,我记得大约是2000年左右,我住在京西宾馆报道一个会议,同房间的是一位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

闲极无聊时我用电话拨号上网,进了“碧海银沙”聊天室,和一个叫“蒹葭”的人聊上了,凭感觉我觉得这是个刚毕业的女文青。后来我们成为现实中的朋友。

大约是2005年,我接到那位邱姓妹妹的电话,说她有一位小兄弟叫欧阳洪亮,马上要离开湖南去《新京报》了,在京人生地不熟,你多多照顾。

洪亮到《新京报》后不久,就声名鹊起,写出了影响很大的报道。而我对他根本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他那位姐姐对我的嘱托只是出于对他的关心而已。

在《新京报》供职一段时间后,欧阳洪亮进了《财经》杂志。在《财经》杂志他很快成长为一位优秀的调查记者。央视新大楼大火后,他克服重重障碍,拿到了央视新址办主要负责人的一些核心材料,我对他这篇报道稍有助益,为他介绍了原在央视新址办供职的一位“深喉”。

和洪亮认识十来年,我对他的印象是:这是位做事刻苦、为人朴实、耐得烦霸得蛮的人,待人真诚格局阔大。

清明节前,在朝阳门外一家湘菜馆里,他和执行主编黄志杰——亦相识有年,他第一次揭开了衡阳贿选案的盖子——和我聊了许久,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正在张罗的“无界传媒”的情况。

我当时回答说,如果我要来,就是辞职全身心地入伙。兼职做事,不是我做人的风格,如此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语文出版社。容我再想想,清明节后从老家回来给答复。

紧接着,我的父亲故去。欧阳洪亮听说后,非得要赶到我家那个闭塞的山村吊唁。电话中他一再坚持我无法谢绝。于是干脆让他订一张和我的妻儿同一车厢到高铁票,从北京直达邵阳北。——得知父丧噩耗后我立刻乘飞机返湘,妻儿只得迟一天回湖南,正愁长年生活在北方的妻子和才四岁多的儿子一路无人照顾。

欧阳洪亮护送我的妻儿到了我家所在的山村,已是黄昏。他在先父的灵前致祭后,停留了十几分钟,就达便车离开了,因为第二天他还将赶赴乌鲁木齐。

三千里吊丧,欧阳洪亮的一番情意让我很感动。我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个可以共事的人。

处理好父亲的丧事,我回到了北京。明确答应愿意入伙“无界传媒”,很乐意在评论和历史文化等方面贡献绵薄之力。

我给“无界传媒”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办理入职手续后,再给我十几天假,回老家陪母亲过完父亲的“七七”(故乡风俗,老人亡故后前四十九天须得有人每天在老宅下饭),然后接母亲到京奉养。

4月中旬的一个双休日,“无界传媒”创业团队第一次集体活动,去了停泊在天津海边的“基辅号”航母,我也带着妻儿一起前往。这一次我见到了“无界传媒”新近加盟的另一位执行主编张凤安,这是个温雅的温州人。

我对温州人一直抱有某种敬意,认为他们在中国是最具有商业文化精神和契约意识的一群。还有熟悉多年的周凯莉、丁补之,以及网上互动过多次的孙旭阳等人。这些人是70末或80年代出生,朝气勃勃。站在“基辅号”的甲板上,我不敢言老。

想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舍弃的。这个年月在哪里也饿不死人,和一帮自己喜欢的年轻人一起做事,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吾湘先贤曾国藩42岁时因母丧回家受制,太平军进湖南。他已经是在籍侍郎了,思考再三,终于舍弃了悠闲的文官生涯,募勇练兵。

他44岁时,湘军与太平军第一次交手,遭遇靖港大败,曾国藩跳水自杀被人搭救。我们所做的事固然不能与曾文正公剪灭洪杨相比,但道理是一样的。事业无论大小,创业皆不易。但不迈出这一步,永远没有机会。

从天津回来后的第三天中午,财讯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无界传媒CEO恩荣辉、无界传媒执行总裁欧阳洪亮和我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戴总,生于60年代初的他腰板挺直,气度轩昂,说话干脆。

述说起80年代初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的青春往事,像是在讲评书,使听者宛若亲历。

一旦下了决心,办事就不应拖泥带水。于是,我很快处理了在语文出版社的一些事务,递交了辞呈。

办理完辞职手续做的第一件事是将组织保管的私人护照和港台通行证拿回来。护照被组织保管,在有些人譬如我那故去的父亲看来,是一种待遇;对我而言,有一种近乎屈辱的感觉。好了,我终于可以自己保管护照和港台通行证了。

语文出版社在朝阳门内,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隔壁。吕叔湘、倪海曙、周有光曾在那座灰色的楼中工作多年。我的办公桌是前辈留下的,桌面由两块松木拼成,它比我的年岁还长。

即将去的“无界传媒”在朝阳门外外交部后面的泛利大厦,距离我原来供职的司法部100米。那一带写字楼林立,而在十几年前,还只是一片败落的大杂院。

以前,我上班坐六号线地铁从朝阳门站出来,向内走600米。而今往后,我依然是坐六号线地铁从朝阳门出来,不过是向外走600米。

由内向外,于我而言,似乎冥冥中命数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