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关停的《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再次锒铛入狱,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她是一个无法言说的传奇。我们无法推测断言,对于一个70岁高龄的老太,是什么思想和意气驱使她将党的机密文件送往国外。但我们能看到的是,在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中国,政治异见者比比皆是,多元且冲突背离的政治思潮仍风起云涌。

本文选自《野心时代》,原文在《纽约客》2011年曾进行刊载。

——北京客.京妞儿

文︱欧逸文 译︱潘勋

春天是北京沙尘暴肆虐的季节。强风由蒙古高原吹下来,一路刮起细沙。沙尘暴侵袭中国首都前,人们用肉眼就能看见它在逼近:天空转为苍白、异世界才有的黄色,接下来沙开始在窗棂底累积,宛如小小的雪坝。2011年我与贝莎娜(Sarabeth Berman)合住(当时她是我未婚妻,后来成为我太太)的胡同房间,冬天过后灰扑扑,了无生气。邻居们则开始在春季首度外出,到首都边缘的花市买花,为房子添些颜色。可最近北京花农收到不寻常的命令:别卖茉莉花。

茉莉是中国人最爱的花之一,配茶绝佳,小小的白色花瓣,让诗人联想到纯洁。但是那一年,警察告诉花贩,无论人家出多少钱,茉莉花都不能卖。若有人来,问说要买茉莉,记下车牌号,然后拨打报警电话。

在中国政治界,茉莉花已沾染上颠覆的气味。几个星期前,即12月17日,一名26岁的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MohammedBouazizi)没有卖水果的许可证,警方抄没他的货品,他抱怨,还被掌嘴。布瓦吉吉是一家11口唯一在赚钱的人,他到省政府求救,但没人接见他。在绝望又被羞辱之下,他自淋油漆稀释剂,引火自焚。

几个星期后,布瓦吉吉的的遭遇引发示威,反抗本·阿里(ZineEl-Abidine Ben Ali)总统的统治。警方介入,手机摄影传到YouTube及脸书,示威扩大,贪腐、失业、政治自由受限等诉苦都包括进来。一个月内,这股运动已把突尼斯总统赶下台,引发全阿拉伯世界的抗议。在海外,人们依突尼斯国花,将此称为“茉莉花革命”,但在突尼斯境内,人民称其为“尊严革命”(Dignity Revolution)。不管叫什么名字,这项抗议立即引起中国的注意。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开罗倒台时,艾未未在推特发文说:“今天,我们全是埃及人。”

中国领导人看似漠不关心。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说:“认为中国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想法极其荒谬,不切实际。”《北京日报》宣称,“人人都知道,稳定是福气,紊乱是灾难。”在一篇报道里,《中国日报》7次提到“稳定”的重要性。但私底下,党的反应大不相同。我的手机响了,中宣部又有指示流出,是发给全国总编辑的,说:“不准拿中东及我国的政体来比较。当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地领袖的名字出现在我国媒体时,中国领袖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旁边。”

“阿拉伯之春”令中国领导人焦躁的程度,超过近些年的任何事件。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技的力量很容易就被高估,但它显然帮反威权人士很大的忙。党不悦的另一个原因,属哲学层面:中国共产党经常说,发展中国家的男男女女较有兴趣于累积财富,而非追求民主、人权之流的“西方观念”。这种论调,由于阿拉伯男女上街游行,争民主争人权,变得较难有说服力。

有些君主如约旦国王对“阿拉伯之春”的响应,是允诺松绑,希望扭转爆炸局面。但中国领导人则反其道而行,他们从穆巴拉克倒台学到的教训,跟苏联崩溃是一样的:抗议不加节制,会导致公开造反。政治局派出最正统保守派之一的吴邦国,宣扬其“五不搞”理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他在北京对3000名人大代表说:“我们若是迟疑,国家将沦入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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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海外华文网站出现一则匿名通知,呼吁人民翌日下午两点集合,在中国13个城市集合,“拿一朵茉莉花静静走路”。政府动员数万公安及国安干员待命,以防滋事。军方的《解放军日报》警告说,有场“无硝烟战争”,存心想“西方化,令国家解体”。

到了预定的抗议时刻,北京当局关闭市内大多数手机短信服务。现身的人大多是外国记者。王府井购物区麦当劳前,聚了大约200名中国人,但谁在抗议,谁是公安,而谁又是在打酱油,根本无法分辨。叫我吃惊的是:人群中有一个人,乃是来自上海的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唐杰。他对我说:“我只想过来瞧瞧,本以为会有戏可看。除了记者,我不认为有谁会来。”他笑着说:“我们拍了很多记者,根本没有革命。”

我认识唐杰三年以来,他完成哲学博士学位,而且把他的爱国心转化为职业,他的视频在网上造成轰动,让他与拥有类似想法的人连系起来,比如反CNN网站的创建人饶谨,他的网站专批西方对中国的报道。饶谨正在筹组一家节目制作公司,唐杰搬来北京加入。他们的公司取名“四月传媒”,纪念他们起而捍卫奥运火炬的那个月。他们中英双译文章,大量生产视频及演讲,盼望如他们形容的“能给出真实而较客观的世界影像”。

计划中的抗议过了几小时之后,唐杰从两位由麦当劳返回的同侪活跃人士听到消息,他们拍到不寻常的一幕:美国驻北京大使洪博培曾短暂出现在人群当中。大使坚称只是巧合,说他刚吃过午饭,只是出来散步。但在中国爱国人士看来,这是证据,美国想搞“中国茉莉花革命”。视频中有位男子质问洪博培:“你是想看见中国陷入混乱,对吧?”大使说“才没有”,然后匆匆离去,但是唐杰瞧出卖点。他开始工作,增加字幕,把自己的主张覆以不断爆炸的红色泡沫:“当然,中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不想变成另一个伊拉克!不想变成另一个突尼斯!不想变成另一个埃及!国家若是陷入紊乱,美国及所谓的‘改革派’会喂饱我们13亿人口吗?他妈的这点别搞错了!”

他完成视频时,已经是凌晨3点,贴出视频给大众观看之前,他踌躇一下。当局曾警告,要他的网站别评论中东动乱或抗议。他对我说:“可接下来我琢磨一番,认为真该把它贴出去,任何媒体机构手中有这种素材的,都知道它是新闻。”他按键发出,到了那天结束,已变成外交事件。中国外交部抗议洪博培出现在现场,唐杰忙着接各地记者的电话,最远来自盐湖城,洪博培的故乡。

接下来那星期,我去唐杰北京新办公室找他,办公室在离北京奥运体育馆不远的办公建筑群。他看来精力充沛。他还在北京找住处,所以一直睡在办公室一张红色破沙发上,但新事业让他兴奋不已。办公室跟我见过的许多中国新创公司一样,走IKEA美学风格,墙上贴了许多振奋人心的照片:风中飘扬的旗帜、田里的麦浪。公司的口号写着:“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报道、我们的信仰。”

我们下楼去咖啡馆。吃午饭时,我提到认识韩寒,与唐杰年纪差不多的作家及赛车手。唐杰嗤之以鼻,他说:“他太单纯,有时可说是天真,他指出某些中国的问题,但都是肤浅的观察,他只说好比‘政府很烂’之流的东西。”我说唐杰的网站谈的议题,很多也都一样——贪腐、污染、政治必须改革——但唐的看法不同。“我们跟韩寒之间的差异,在我们试着想有建设性。举例来说,他谈论贪腐及高房价,让大家都愤怒起来。而我们说的则是,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总得有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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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茉莉花抗议失败,组织者呼吁下一周再试。一则海外华人网站告示说,“中国人民的人权,是中国人民自己必须奋力争取的东西。”它呼吁党创设独立的司法系统,打击贫富不均及贪腐,如果做不到,就“退出历史舞台”。在他们选择的口号里,组织者结合了实际(我们要工作,要住房!)与抽象(我们要公平,要正义!)。

正如海外中国学生在几年前民族主义大澎湃时就扮演重要角色一样,目前那群人的另一面正在发声。首尔、巴黎、波士顿等地的学生,以他们称为“茉莉花运动”的名义写作,设立博客、脸书专页、谷歌群组及推特账号。他们呼吁“下岗劳工、被迫拆迁受害人参与示威,喊口号,追求自由、民主及政治改革,终结‘一党统治’。”

然而广泛来说,这种激进思想超越网络的迹象,实寥寥无几。下一次抗议预定时间来临之际,当局不敢赌运气,派出百名便衣及制服公安,还有身着护甲的快速反应部队,配备自动步枪及警犬。警方事先去电外国记者,警告他们远离现场,但还是有几十人现身,公安于是强势驱离。彭博电视台的记者恩格尔(Stephen Engel)被按倒在地,一脚被拖住,挨打挨踢;一名摄影记者遭公安袭击,脸上挨了拳打脚踢。后来,记者们要求外交部调查此事件,发言人用寻常的外交保证打发,而且干脆地说,若是记者打算“制造中国的麻烦”,那么“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他们”。抗议结束了,组织者最后一搏,呼吁人们在指定时间到麦当劳去,只点三号套餐。

过没多久,政府展开报复。放话支持抗议的人开始消失,至少一段时间如此。有人应答门铃之后,人就不见了;也有人走在人行道上,就被扯进候在一旁的车里。2011年4月3日,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搭机去香港,结果被人推挤出排队线,弄进一间办公室。在北京城另一头他的办公室里,有位助理往蓝绿色大门外探头,看到一群警察。公安们还来到艾未未非婚生的儿子家,他跟母亲住在离工作室不远的地方。在北京城别处,一位名叫文涛的记者经常记述艾未未的活动,他被扭进一辆黑色轿车。另有3名艾的合伙人在类似场景中被羁押起来。

在工作室,公安带走几十台计算机及硬盘;拘留8位艾未未的助理,而且把艾妻路青留在工作室里盘问。黑夜降临北京时,公安释放工作室助理,但有关艾未未及其他人仍无只字片语。随着他们被捕的新闻开始传开,网管把敏感词单更新,加入: /未未/艾未/艾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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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更隐晦的参照词逃脱网管,散播迅速,包括一段模仿德国神学家尼莫拉(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oller)的文章:

“当一个胖子失去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很瘦。’有个留胡子的人失去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不留胡子。’再来一个卖葵花籽的人没了自由,你说,‘这跟我无关,因为我不卖葵花籽。’等到他们追捕瘦子、没留胡子、不卖葵花籽的人,那时候已经没人留下来,能替你说话了。”

到了4月中旬,人权团体把这次称为20年前[添安门]广场以来,规模最大的镇压表达自由。200人遭到审讯,或被软禁,据估另有35人遭到羁押。名单不光只有老派的异议人士,社交媒体名流与记者也在其内。有人获释以后,描述五花八门的遭遇。一位名叫金光鸿的律师说,他被绑在精神病院的床上挨打,被注射他无法辨认的针剂。有人说,公安刺激他们,叫他们回想[高至盛]——那位写下自己被虐待经历的律师的下场。人权律师李天天的遭遇则是:审讯人员要她对着一屋子警卫讲述自己的性爱史。同样,李天天也被威胁,不准说出自己的遭遇。但最后她在网络上发表一篇供述,写道:“我内心是如此羞惭,仿佛我挨打还得微笑,说自己不痛。选择权被剥夺。无助。”

镇压强化之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中国领袖“试图阻挡历史,注定徒劳无功”。《人民日报》援引“皮尤研究中心”对20国人民所做的民调指出,中国人民表示满意程度最高,达87%。文笔口水战之中,有则例行预算报告很容易被忽略,它揭露一个惊人的里程碑:有史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花在国内维稳的经费,要多于对外的国防开销;花在监视自己人民的钱,比起保护自己抵御外来威胁的还多。但《人民日报》说,这些抗议行动会失败,原因在于“原本落伍衰败的国家,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对此致上高度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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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多天,艾未未的行踪依然下落不明。最后,艾母与他的姐姐突发奇想,她们沿着四周满是出租告示还有寻狗海报的该区贴了张手写传单,上边写着“寻人启事”:

“艾未未,男性,53岁。2011年4月3日早晨约8点30分,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于登上前往香港班机之前,他被两名男子带走。50多个小时过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当天下午稍晚,外交部宣布,艾未未因为“经济犯罪”,正在接受调查,另强调与“人权或言论自由无关”。党的八卦小报《环球时报》谴责艾未未是“中国社会的顽劣分子”,必须为他的顽抗“付出代价”。“中国整体上正在进步,没人有权力叫国家调整,只为迎合他个人的爱或不爱。”

从机场开始,艾未未便被左右两个公安架着臂膀,押上白色面包车的后座,被黑色头套罩着。面包车停下来,艾被带进室内,按坐在椅子上。被扯掉头套后,有个肌肉魁梧、剪短发的人站在他前面。艾未未以为会挨打,但没有,警卫清光他的口袋,抽走腰带,再用手铐把他右手扣在椅背上。他坐在椅子上等了8个小时,接下来,两个询问员抵达,一个打开笔记本电脑,另一个点了香烟。抽烟那人是个中年男子,穿直条纹运动外套,肘部有护垫,艾未未只知道他叫李先生。接下来两个钟头,李先生问艾海外有哪些联络人、收入来源、还有他艺术作品里包含的政治信息。他审核艾一整年博客贴文及推特发文,逐字逐行。李询问艾,是否知道谁是呼吁发动“茉莉花革命”的幕后黑手。艾要求见律师,李则告知,“法律帮不了你的忙,听命令就好,你会比较好过。”

尽管十分焦虑,艾未未却也深深着迷——在试着从那么多角度来描写共产党之后,现在他与党面对面了。询问他的人似乎想奋力了解他生活的世界,李先生问他,怎么安排画裸体肖像的细节。他们问他收入来源时,艾说,一件雕塑可卖到8万美元,讯问他的人一开始还不敢置信。

李先生告诉他,这次逮捕是经过完整策划的。“这个决定蛮困难的,要不要抓你。但最后决定必须抓。”他继续说:“你让中国政府很尴尬,如此违反国家利益。”他继续对艾未未说:“你变成外国‘和平革命’战略的棋子。”李先生说,最后,政府必须“粉碎你”。他对艾说,很可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名起诉,跟指控[刘小玻]的方式是一样的。

接下来几天,一直有人陪着艾未未。艾被转送到军方建筑,留置在一间窄而无窗的房间,墙壁装了防撞垫,好比精神病院。两名穿橄榄绿制服的警卫始终守在他身旁3英尺的距离,有时候,他们甚至坐在离他脸庞只差4英寸的地方——不论上厕所或淋浴,都陪着他。他在囚室踱步,他们跟他一起走;他们命令他睡觉时,得让他们看见他的双手。一切已经到了艾想摸自己的脸,必须请求准许的地步。艾未未不时对他身旁的这些人感到好奇:他们真的自视为中国追求财富时的捍卫者吗?他们自认为是在遏阻自私、破坏式个人行为,比如艾未未吗?他们看待自己时,是否无法直视而眼光暗淡,好比身体的肌肉,因为怕死,所以会鼓胀起来?

盘诘进行下去,但艾未未没遭受肢体虐待。恐惧消失,继以疲倦。他的体重下降,他得吃药治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头部旧伤。有位医生不时为他检查——有时每三小时一次。他开始失去时间感,忘了自己何以身处此地。他觉得,仿佛自己一人蹒跚而行,他形容为,“在沙尘暴里”。

6个星期之后,艾未未突然获得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人家命令他去冲个澡,准备见他妻子。谣言疯传,说艾遭到刑讯,政府饱受压力,必须驳斥。这些排场叫艾发怒,他说:“我不想见她,因为你们跟我讲,我没机会见到律师,那么,过去一个半月我遭遇什么,又该怎么跟她说?”但是,他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人家跟他讲,他能这么说:他会受调查,是因为“经济犯罪”,此外,他健康无虞,其他的就不能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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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被捕,却因此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是他的艺术成绩未曾得到的。一夕之间,他变成世界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之一。支持者在各国的中国大使馆外示威,他的肖像——胡子、眼皮下垂的双眼及肉肉的脸颊——被投射到建筑物正面、丝质荧幕及欧美贩卖的T恤上。英国雕塑家卡普尔(Anish Kapoor)呼吁全世界展开抗议,另把他最新作品向艾未未致敬,取名为“利维坦”(Leviathan,巨大海兽)——一件庞大、紫色的装置艺术,在巴黎的大皇宫美术馆(the Grand Palais)内充气起来。印度籍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援引艺术与暴政之间的伟大战役——奥古斯都与欧威德、斯大林与曼德尔施塔姆——而写道:“今天中国政府已变成世上对言论自由最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艾未未。”

中国境内,大家反应较为复杂。艾未未消失几天后,一位在北京扎根、发掘中国艺术的美国经纪人在晚餐时,责备我撰写这次逮捕的新闻。她说,“现在该退让了。”她援引中国法律条文,即允许警方拘留嫌犯30天而不提出指控,而她预测艾未未将依法获释。她说:“别再令中国尴尬了,让这30天程序跑完吧。”请吃晚餐的女主人,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她对中国法院可没那个信心,女主人对她说:“我替中国辩护已有20年,但这次怎么也说不过去。你真是他妈的错了。”晚餐草草而散。

事实上,令我挣扎的问题是:该替艾未未写多少新闻——或者,依次而论,又该替盲眼律师陈光诚、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写多少。他们受到的煎熬,对我们诉说的中国真相有多少?假如一般西方消费者读到(或看到、听到)的中国报道每星期不超过一则,那么那则新闻该谈的,是拥有戏剧性生活的人,还是拥有普通生活的平常人?从中国写报道,最困难的部分,倒不在指点威权官僚,或者警察局偶发事件,而是比例的问题:这出戏有多少光明,多少黑暗?有多大程度跟机遇有关,而与镇压相关的部分,又有大多?局外人由远处看,很难判断,但我发现,就是凑近端详也没容易多少,原因取决于你究竟注意什么,结果将有所不同。

西方记者报道的刻板观点,在于我们太关心异议人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同情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求、因为他们能说英语、懂得如何发表言论。的确,个人扛起大旗对抗政府这种活戏,本质上显然很吸引人,而且它有助于解释何以过去30年,中国最著名的形象不在其经济崛起,而是一名男子在天安门广场前以肉身阻挡坦克。无论何时,当我写到人权遭欺凌,可预期的是,最批评我的反应,是来自中国其他流亡海外人士。原因我了解:外国人没有刺探的理由,可以长年住在中国,而不曾访问过任何曾被刑求、没审判就被关的人;而且,对他们来说,我关注的东西不合时宜。在纽约或巴黎很出名的异议人士,中国寻常百姓根本不认识,这一点意味着讨论民主及人权,其实与一般民众日常关心的,有所抵触。

但那些论调对我逐渐失去影响力。一个想法的流行程度,总以很奇怪的方式吸引我,原因是中国会删检想法。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后来发现,艾未未被捕的新闻,是当年查禁最凶的项目之一,因此若说“中国人民不在乎他被捕”,这种说法有失公信力。《环球时报》主张,艾未未的世界观“在中国社会并非主流看法”。从某方面来看,报纸说得没错,艾未未的生活方式显然绝非主流,但是谈到他的思想,跟过去相比,就不那么清晰了:地震倒塌的学校,吸引一般人民的注意,不光只是城市精英;而且,想让某些中国最弱势的人之死亡,变得有尊严,艾未未在落实许多其他人支持的想法。虽然那只是少数人,但若是无视这一人群有热情的人的影响力,在我看来那就是误解了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当中,少数人经常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量。

能理解艾未未何以被捕,或者高智晟为何被欺虐、刘晓波为什么坐牢,这对理解中国至关重要。它能接受一个人物如艾未未到什么程度,它能测量中国往现代、开放社会之路走了多远,或者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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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羁押一个月延长到两个月,艾未未的被捕令中国艺术界产生分裂:很多人被他的被捕吓到了,原因在于本案显示,不管谁再出名、关系再好,都无法豁免。但也有其他人憎恨艾对知识分子同侪的批评,认为他既虚荣又搞独立。在北京,人们对国际强烈抗议翻翻白眼,私底下窃窃私语,说“艾未未与[刘小玻]当真以救世主自居了”,口耳相传,成为流行话题。

即使对那些感到惊骇的人,艾未未被捕也有扩清作用;他让他们标示出自己以为能成就的极限。我去看作家韩寒时,他对我说:“艾未未的消失,我们爱莫能助。”我们算在一个很奇特的场合谈政治:一个上海市郊的赛车场。身材高挑的模特儿穿着单薄、用塑料布做的衣饰走来走去;迷你裙图案是大众汽车(Volkswagen),露肚短上衣是起亚汽车(Kia)。韩寒穿着泛银光的赛车服,胸腹部位替大众汽车打广告,袖口边缘是红牛广告(Red Bull),肩上则是Homark铝合金轮框商标。我们在车队帐篷里,空气弥漫着汽油、橡胶的味道,赛车过弯的声音好比生气的蜜蜂嗡嗡声。赛车手大摇大摆进进出出,掀开帐篷帘的手势,好比老电影里的中东苏丹。

近几年,韩寒与艾未未维持着彼此同情但颇有距离的关系。艾未未赞美韩寒的作品,韩寒则在他的杂志里,刊登艾未未头部受伤后,颅部的辐射扫描图。但此时,韩寒措辞谨慎,他说:“假如政府认为艾未未大有问题,就应该说出来;若是他们想逮捕他,是有这个权力。假使人人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没关系。他们给的理由是‘经济犯罪’,你得向我们出示证据才行。”但韩寒不打算在博客提这件事。他对我说,那么做“没有用”,“网管系统可以自动封锁那个名字。”

我们聊天之际,我突然想到,中国个别人等之间,乍看之下似乎在分享想法,但有分际,很容易被忽略。几天前,住伦敦的作家马建才在一篇中国境外付梓的专栏里揣测,随着艾未未被捕,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韩寒及另三位著名批评人士。马写道:“中共政权非到剩下来的只有其‘御用’艺术家的声音,是不会住手的。”但是,把韩寒与艾未未归为一类,说他俩是追寻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则让深层的差异变得模糊。韩寒对我说:“艾未未的批评较直接,而他更坚持在单一议题。对我来说,我批评一件事,惹毛了他们,而若是他们要我停笔别再谈那件事,那我就该而批评别的。毕竟我们可以谈的事有上百种。”

要替任何人能在创意生活界走多远来算命,这不啻是在深夜退潮的沙滩上划线,全然不切实际;政治地貌不时变动,前一分钟还牢固的土地,下一分钟可能就塌陷。韩寒与政府维持紧张关系,只是时而有缓和空间,而且,他决心留在自己目光所及,安全界限那一边,没几个人会对此产生妄想。他的民权活动从没更进一步,由网络走向街头,而且他反对多党选举的呼吁。他对我说:“党总之会赢的,他们有的是钱,可以买票。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应当是让文化更有生气,媒体更为开放。”外人经常误以为韩寒要求开放,跟赤裸裸要求民主是同一回事,但二者有根本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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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即羁押的第81天,艾未未获告知,他将入狱10年——或者,若他同意接受“逃税”的指控,当天下午就可获释。艾未未要求见律师,但遭拒绝。一个盘问他的人对他说:“你若是不签,我们无法放你走,原因是工作无法完成。”那个瞬间让他醒悟。他了解到:“你其实不是在跟整个体制对抗,只是在跟两个人打交道——职阶很低的人;他们不认为你是犯人,但他们所执行的任务若无法完成,他们也会很泄气。”

要释放他,最重要的条件是他一年内不得跟外国人交谈,或者上网写作。他签了那份声明。接下来他被载去警察局,他太太在那儿等他。他很惊讶,他怎么会被放?是外交压力吗?温总理正准备访问英国、德国,两国人民等着为逮捕艾未未而抗议,但官方唯一的解释出现在国营新闻网,报道中说,艾未未的公司“逃漏巨额税款,同时蓄意销毁会计文件”,而艾未未能够交保获释,则是因为他“认罪时态度良好,另有慢性疾病的缘故”。

他返抵工作室之际,一大堆电视摄影镜头在蒸热的夏夜里守候。他皮包骨的双臂由破旧的蓝色T恤露出来,另提着腰带以免裤子掉下来。他瘦了20磅,而警方依旧没把腰带还他。记者们靠近,他让大家见谅,因为不准对外谈论。气氛很怪异,搞不清楚这算胜利还是失败。好比胡舒立之离开《财经》,艾未未的获释推使他进入一种代价昂贵的自由。自从党致力于“和谐社会”——一种国家各种差异的愿景——这些年来,我目睹随着中国国内的声浪要求更高,党起而应对这项挑战。对真相的追求,始于各领域的代表性机构,如胡舒立的杂志,这些年来已扩大到个人,比如艾未未及陈光诚,他们不代表任何建制,政府要想控制也很困难。接下来追求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街头舆论,而拜科技之赐,它已强化。

既有这么多声浪同时喧哗,党的“主旋律”愿景——也就是意识形态有共识,则在分裂崩解之中。中国人民彼此相寻的,不光是信息,还有信任。“微博”出现一年之后,有份研究发现:70%的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把它当成新闻讯息的主要来源;而在美国,其使用比例只有9%。

当然,党的终极权威具体可睹:有能力把批评它的人关起来。看着变谦卑的艾未未悄悄走进青绿色大门,进入他家——等候政府的下一步动作,我很好奇:党目前是否已重拾对中国表述的权威。单靠蛮力,党似乎又设下表述的条件。但不到一个月,我就了解自己大错特错。

(来源:本文节选自欧逸文著作《野心时代》)

(数字时代编辑注:本帖原文在微信上已经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