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孙中山在台湾的落寞,如胡适在台湾的落寞,正是他们的成功所在。

(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吾国有句老话:捧得越高,摔得越疼。此言关键,首在一个“捧”字。

知人论世,持平是第一要义。褒贬过当,不是昧于事实,就是昧于良心。捧与骂一样,最终都可杀人,故有“捧杀”和“骂杀”之说。

1934年鲁迅作《骂杀与捧杀》,其中讽及泰戈尔中国行。然而世易时移,他自己死后,却陷入了泰戈尔在中国的困境,被塑为宝相庄严的政治雕像,供于高冷的神龛,任国人三跪九叩、顶礼膜拜,这一幕,用周作人的话讲,“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

再往后,轮到“三十年河西”,鲁迅从神坛跌落凡尘,摔成一地碎片,“抑鲁”遂成一股风气,当年神化有多高,如今贬斥就有多深。

矫枉过正,莫此为甚。

说到矫枉过正,鲁迅之外,孙中山是最鲜明一例。

鲁迅为共产党所用,而为国民党所恶,孙中山则受到国共两党一致力捧,国民党尊之为“国父”,共产党誉之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孙中山的种种纪念,如改香山县为中山县、中山路遍地开花等,待共产党执政,几乎全盘继承,这可谓一种殊荣。

作为宿敌的两党,所共同批判的人物,不难找到一堆,共同推崇、圣化的人物,除了孙中山,不知还有几人?

然而孙中山如今的待遇,只怕比鲁迅还要不堪。

台湾已经进入孙中山设计的宪政时期,设计者却被束之高阁、冷藏、遗忘。易智言导演的电影《行动代号:》,以孙中山为名,其人却非主角,只是一尊废弃的铜像,沉寂于学校的储藏室里,两个国中生试图将其偷出去换钱。这一幕,正有些政治隐喻的意思,不啻是现实的写照。

在大陆,孙中山的处境则非清冷,反遭热议。在史料与观念的双重夹击之下,镀金的圣像渐渐褪色,露出凡胎的一面,甚而被指包藏祸心,一身病毒。就我所见,时人谈孙中山,正以贬损为主流,“一国国贼”、“千古罪人”、“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等,加诸孙中山身上,与“国父”、“先行者”的巍峨高冠恰成对照。

为什么前后不足百年,孙中山的形象却遭遇冰火九重天?

这一方面,可归因于史料的发掘和普及,使孙中山身上的阴暗面,由遮蔽而至曝光,由模糊而至清晰。

譬如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当中,孙中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此前我们只知此事与袁世凯有关,成就了他卖国的一大罪名,实则正当袁世凯与日本人苦心谈判、博弈之际,孙中山却在背后补刀:该年2月5日,孙中山与日本人犬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签署《中日盟约》,其内容虽仅十一条,向日本应允出让的国家主权与利益,则超过了《二十一条》。

对于盟约真伪,学界尚有一丝疑虑,不过彼时孙中山与日本人勾结,请其提供武力与财力支持以反袁世凯,殆无疑义。1915年2月15日,林虎、熊克武、程潜、李根源等在上海《正谊》杂志呼吁停止革命、一致对外,有“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之言,似在暗讽孙中山。

史料之外,观念的开化,对孙中山形象的反转,更具决定作用。

如对手段的反思,对共和的反思,对革命的反思,对苏联的反思,对袁世凯的重估,对清末新政的重估,对陈炯明的重估,对“联省自治”的重估等,皆在一寸一寸弱化、消解孙中山的光芒,甚至动摇了他的根本。

盖在一些论者看来,无论革命还是建国,孙中山都功不及罪,辛亥革命的烽火点燃中国之时,孙中山这个美国人(1904年孙中山曾获得美国国籍,这一节,正为批判者所讥评)还在丹佛市一家餐馆打工,他匆忙回国,才是“窃取革命果实”,才是“窃国大盗”;民国肇建,若非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屡屡与袁世凯为难,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也许民主共和早已实至名归,故而言之,孙中山不是民国之源,而是民国的乱源,不是国父,而是国贼。

这样的结论,便属矫枉过正。把孙中山从神坛拉下,却不该一脚踹进粪坑,打碎了被神化的正面,却不该在背面妖魔化。矫枉过正的结果,依然是一个片面的孙中山,一个僵化的孙中山,一个单向度的孙中山。

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为例。他与武昌起义,关系的确不大,然而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翌年发动广州起义,此后十余年间,其人为革命摩顶放踵,奔走万里,坚忍一心,屡败屡战,如此功绩,岂能忍心抹煞。

诚然,他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一来规模有限,二来皆归于失败,但是,除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这里还有必要引用美国历史学者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一个精辟论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而言,革命形势远比革命党的起义重要。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革命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滋养改革,我们切忌把革命与改革完全对立开来,两者有时正相反而相成,没有革命的压力,哪有改革的动力呢,清末的孙中山们与袁世凯们,恰是一体两面,体制内的改革派(如善耆、端方),对体制外的革命派甚至不无资助和保护。

论及势和造势,不妨说说该如何评价一位政治家。

德行、才具、事功等,皆可作为论定的标尺,不过却是枝节,政治家的根本,端在对世界潮流的预判与顺应。正如陈寅恪论学,提出“预流”之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政治亦然。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

伟大的政治家能够“预流”,最伟大的政治家则可开创潮流。老话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还有一种人,可造时势。这正是孙中山所长。他不仅预见了浩浩汤汤的民主与宪政潮流,还为他的国家规划了通往民主与宪政之路。他囿于门户之见,行事不择手段,与虎谋皮,引狼入室,推行恐怖,出卖主权等,这些过错与罪责,毋庸讳言,皆可非议,然而就其大节而言,开一时之风气,引一国之潮流,虽九死犹未悔,历百折而不回,正不失为一代伟人。

评论历史人物,第一贵在持平,如胡适所云,“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恶一人而不掩其功,爱一人而不饰其过,是非曲直,功过分明,才是论史的第一要义,矫枉过正,显然有违持平之义,本意还原真相,最终却成偏见;第二则在拓宽历史的视界,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把眼光拘泥于一时,而当放眼一世,不要把得失计较于一城一池,而当纵观一天一地,明乎此,即可“预流”,此后再来论史,便不至失之狭隘、偏颇,便可知百年兴亡,大浪淘沙,哪些人,眼下权势熏天,不过沐猴而冠,哪些人,一时惨遭埋没,终将为公正的历史所铭记。

就此而言,孙中山在台湾的落寞,如胡适在台湾的落寞,正是他们的成功所在,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俯身化作历史的基石。倘若“总理遗嘱”天天挂在世人嘴边,毋宁是孙中山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