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演讲，提到 中国在未来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舆论场内引发新一轮热议。
楼继伟预料 中国在未来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最初在 2006 年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指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一种尴尬状态：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产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因而陷入停滞，无法完成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这不仅是学术的总结，也是现实的映照。二战后，拉美、中东和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而只有日本、台湾、韩国等少许几个经济体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大部分经济体「高不成，低不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顿状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约为 7485 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能不能跨越世界银行所定的 12000 美元的标准，成败就在数年内见分晓。
印象中，官方极少承认中国有如此之大的概率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楼继伟是作为清华校友和该校兼职教授，参加的一次学术讨论，并非官员的「职务发言」，可是楼继伟的官员身份难以淡化，人会将其进行合理的「官方态度」想像。也就是说，至少在官方，一部分官员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改革的期待。
中国该如何改革，楼继伟提了五个方面，包括减少农业补贴、推动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社保制度等，一个中心意思是要抑制工业化过程中人员成本的过快增长。比如他提出不要总有「战争思维」，可以增加粮食进口，解放更多农民生产力，对《劳动合同法》的「超前」而带来的负面效果提出异议。
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的成本确实很重要，《劳动合同法》中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定，会让企业的直接成本提高了 20% 至 30% ；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进而限制产量扩张，引起过剩劳动供给和失业，总体上影响经济增长。
但坚持「收入公平」的人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定，是在初次分配中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力图缩小收入差距。因为一些学者认为，一个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远超出 0.4 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悬殊，形成了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格局，直接导致社会总消费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一方面塔尖的人有钱但消费有限，塔底的人有很大的消费需求，钱包却不给力。内需萎靡不振，外需难以依赖，经济增长必然缺乏动力，长期来看，陷入停滞难以避免。
只是，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定然不是最低工资标准能解决的，它是权力寻租和权力掠夺造成的，当我们看到，一些落马官动辄从家里翻出千万上亿的现金，拿着有十数上百套房子时，我们知道，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可以解释，只能说政治的腐烂，权力的野蛮，极大地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加剧了收入差距。根据王小鲁的研究， 2011 年全国居民灰色收入规模在 6.2 万亿元，约占当年 GDP 的 12% ，经由权力腐败造成的收入差距如此十分惊人，毫无公平可言，这才是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由市场交易本身形成的收入差距具有较大的公平合理性，这样的差距应该是被许可的，政府要做的只是让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让高收入人群自愿地「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激励更多的人创造财富，推动经济发展。
基于这样的理解，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关键看针对权力的制度改革有多大决心和成效，因为相对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激发每人的创造更有价值也更迫切。只要人的创造力能激发出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劣势可以转化成优势，经济增长率也才会是增高的、可持续的。
可是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中，权力不仅掠夺财富，而且压制人的创造，因为通过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必然无法治可言，必然扰乱市场秩序，必然产生腐败，必然不能较好地保障公民权和财产权，必然会剥夺一些人本应公平获得的发展机会，必然大大降低社会的创造活力，必然最终窒息社会的发展。反观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发现，没有一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是在制度改革、权力约束上做得较为出色的。
中国经济受到非市场的影响，或者说受到政府、权力的影响远甚至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政治改革之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要再回避根本而只谈表面现象了。从改革而言，上一届政府画饼多过实干，这是失去的十年，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起来，现在需要将推迟的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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