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去上海某法院旁听案件审理,偶然发现有一起案件:上海某国税局两位科员,在近10年的时间内,绕开车牌拍卖体系,成功办理了5000张上海牌照,获利2.2亿。如此大案,要不是媒体去旁听,公众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低级别科员、随处可见的黄牛,怎就能绕过“车牌拍卖”

1、两个国税局的科员,几个倒车牌的黄牛,10年间就生造出5000张上海车牌

全国目前有少数几个大城市,为了控制机动车增长,先后推行了对车牌发放的管制措施。管制之下,必有腐败空间,这本身不出人意料。但按照多数人的理解,围绕着车牌的寻租案件,经手人应该来自交管系统的高级别官员。

但是上海这起车牌内鬼案,时间跨度长达10年,涉案金额高达2.2亿,搞出的车牌多至5000张,竟然只是上海某国税局两个科员外加一些黄牛,就操盘全局,着实让人不解。更让人捉摸不透的是,税务部门怎样和车牌扯上关系的?

2、2012年之前,上海国税部门对车辆上牌握有重大决定权,其中“完税证明”是关键

一块上海车牌,怎样才能合法地到车主手中?简单点说,要经过拍卖牌照、缴税、上牌这三个步骤。而这流入市场的5000张车牌,都没有走拍卖程序而顺利上牌,其成功核心恰恰在由税务部门控制的第二步。

之所以核心在第二步,是因为最后把关上牌的车管所,并不对车主是否有上牌资格进行审核,而只看你是否有税务部门开具的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有,就可以上;没有就不行。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上海税务部门可以开具这样的证明呢?在2012年之前,会有两种情况:1,针对新车,车主通过拍卖方式,获取了牌照申请资格,也就是“上牌额度单”,税务部门根据这张额度单,给你完税证明,上书“私拍”,可以直接用来上牌。

完税证明

针对二手车或报废车,向国税局提交《机动车退牌更新证明》(从二手车市即可获得),税务部门根据这张证明,给你完税证明,上书“退牌”。注意,这种完税证明,是不能拿去车管所上牌的。

退牌证明

这是退牌更新证明,黄牛就是拿着这个去国税局盖章的

对于第一种情况,黄牛和税务局工作人员都没办法操作。因为一式两份,税务局也是要留底的。于是他们就挖空心思在第二种方法上动手脚。具体过程如下:1,黄牛先到二手车市场,购买空白的车辆退牌证明,填好虚假的车牌信息后,将材料交给税务机关缴纳购置税;2,税务局的蒋某按照工作流程,开具完税证明,并在上面盖上“退牌”字样(这份原件就保留在税务局,完全合乎规定);3,蒋某把有“退牌”字样的完税证明副联给到黄牛,并且给他们一枚自己私藏的有“私拍”字样的公章。黄牛将原先的“退牌”字样涂改成“私拍”,再加盖上蒋某给的校正章;4,这样操作之后,原本是“退牌”性质的完税证明单,居然变成了“私拍”性质,黄牛可直接到车管所上牌,堂而皇之地避开了车牌拍卖流程。

看,黄牛就是把这张图上“退牌”二字改成了“私拍”,并且盖上校正章。

看,黄牛就是把这张图上“退牌”二字改成了“私拍”,并且盖上校正章。

 

3、2012年之后,国税部门权力变小,他们又利用起旷世奇葩的“沪C”牌照钻空子

2012年后,上海市政府新设立一个车辆额度审核机关,而税务局此时只能负责购置税的征收。按理说,这个时候税务局两位科员,应该收手了,因为已经没有操作空间了,此时不回头更待何时?但人心的贪婪战胜了一切,他们联合黄牛,还想继续做这笔勾当。

这里就要提一下,上海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牌照,叫“沪C”,按照网友调侃,这种上海牌照的车,除了上海不能去,其他地方都能去。所谓“沪C”,是上海的郊区牌照,和上海其他牌照的区别是,不用通过拍卖即可取得,但挂这种牌照的车,不能驶入上海市区。

上海沪c

太惨了,身为上海牌照,红线以内禁行

 

于是,黄牛们到处寻找需要上沪牌的客户,让客户用找来的上海郊区的身份证去购车。购车后去国税局缴纳购置税,纳税后,国税局会将一张购置税副联,移交给额度审核部门。此时黄牛对额度审核部门谎称要办理“沪C”牌手续,额度审核部门就会在购置税副联上,写上“沪C”。

此后,黄牛将“沪C”字样划去改写为“私拍”,并盖上事先伪造的校正章,之后便能顺利办理出沪牌。这个时候,两位税务局科员已经辞职,做起了专职黄牛。

这些并不高明的手段能奏效,是什么原因?

1、政府各部门之间不联网,不分享信息,是内鬼车牌流通的关键

上面介绍的这些作假方法,很多网友可能会觉得眼花缭乱,但都是很低级的伎俩,无非是原件完全按照章程办事(防止内部审查),在副联上做手脚。但低级的伎俩能够得逞,则要归功于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封闭,不联网,不共享数据。

比如,车管所对于完税证明上的修改痕迹只做形式上的审查(只看有没有校正章),却没有对其修改内容的真实性做实质性审查。如果车管所和国税局可以做到信息联网,遇到有修改痕迹的完税证明,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去查在国税局的原件到底是什么内容。

政府部门信息不联网、不共享数据,必然造成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税务局科员、黄牛根本不怕造假,因为查不到嘛。这也是为什么此案从2005年1月就已经萌发,却迟迟不案发的原因。

正确的做法是,国税局和车管所信息联网,一个负责前置审查,一个负责后置审查。作为负责前置审查的国税局,应当将其登记的信息与车管所共享,这样车管所才能通过完税证明对其进行审核,两者存在一种互相监督的机制。

2、重要岗位只安排一个人,不轮岗,是个人私欲能够无限膨胀的根由

此案中的两位国税局公务员,虽然位阶较低,但都处于核心岗位,其中一位甚至独自掌管公章,并且多年处于可操作公章的岗位。有人可能会质疑,你怎么知道只有这两个科员在作祟?说不定背后有他们领导在撑腰呢。从目前案件的披露来看,并不支持这种揣测,而且体制越来越不会为了保护一个小领导,而造成更大的舆论事件。

会腐败、会寻租的绝非只有政府部门。在很多私企,这类现象也非常严重,只不过是很多企业内控乏力,或者耻于家丑外扬,没有大量披露而已。归根结底,还是人性贪婪造成的。对于人性之贪,不必讳言,而要想办法制约。

有一些外资金融公司,会要求高管、核心岗位必须定期轮岗、强制年休。定期轮岗是为了保护一些核心员工,所谓“让你长期呆在这个位置,反而是害了你”;而强制年休,不是公司人文关怀到位怕累倒员工,而是在强制年休的过程中,岗位自然由他人替换,所以一旦有作案,替岗者很容易发现异常情况。

上海车牌的管理不是市场化运作的吗?是市场化本身出了问题?

1、不是市场化出了问题,而是上海况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上海的牌照拍卖制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优于北京的纯摇号模式。纯摇号是碰运气,拍卖是价高者得,看起来,的确是上海对牌照的管制更市场化一些。所以这次有人质疑,市场化也会失灵云云。

上海的车牌拍卖,并不是价高者得

上海的车牌拍卖,并不是价高者得

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起上海车牌内鬼案,是用造假的方式欺骗,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涉。恰是因为,拍卖的手段,已经把行政干涉的空间压缩到最低,而在纯摇号的体系下,反而会出现很多怪事。所以,不是上海拍卖车牌的市场化方式失灵了,而是上海况且如此,北京会怎样呢?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为他人违规办理机动车号牌,受贿2390万。

2、况且,上海车牌拍卖体系不是市场化,而是扭曲的市场化

这5000张车牌,共卖了2.2个亿,算下来,每张车牌4.4万。这个价格,放在2005年至2014年这个时间维度来看,并不算便宜了,毕竟最新的上海车牌拍卖成交价格也就7万5左右。那这些在黑市上花钱买牌照的人,为什么不去拍卖呢?反正愿意出钱就能有。

今年1至5月,上海车牌最新拍卖成交价

今年1至5月,上海车牌最新拍卖成交价

这种观点,是对上海车牌拍卖制度的误解。不是谁出钱多,谁就能得到车牌。从08年开始,由于政府不断压缩车牌发放数量,拍卖制度已经越来越难满足市场需求。而且从2014年1月开始(本案案发于14年3月),又推出了一种“警示价”。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稀缺性。

所谓的“警示价”,是一种实施拍卖者限入、叫价限高的模式。这种模式,实则扭曲了拍卖制度。这种拍卖制度,本质上还是“摇号”,因为就算你愿意花7万多买一块铁皮,却依然只有5%的概率能拍到车牌。

在此背景下,虽然打着市场化拍卖车牌的旗号,依然行管制之实,让真正有需求的人落空。另外,车牌的数量虽然管制,但也完全可以允许现有车牌之间,自由流动,不用去限制二手市场。

我们可以想象,有这么大一个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市场在,在今后会不会还出现类似黄牛和政府雇员勾结的案例?

结语:地方政府拼了命地管制车牌数量,可有些人居然能钻漏洞钻出5000张车牌,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事,发生在限制牌照的几个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