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冲

一、在镇中学

毕业之后,我就进入镇中学教书。体制内,事业单位,财政发工资。这是我中学时上学的学校,满校故人,纷纷由从前的师长,变成今天的同事,见面时不知该如何打招呼,好在这并不是大事。尴尬着、忐忑着,慢慢就自然了。

说实话,想起那个地方,更多的,是由衷的反感,而不是文艺化的怀念。

能想起的唯一的喜庆,是每年寒假乍来,学校就会杀光食堂养的猪。每个老师分一块肉,十来斤,肥瘦搭配,下水与排骨均分,提着血滋糊拉的一吊,兴高采烈地回家去。

而反感的原因,是乡镇顽固的反智风气,哪怕是学校里。老师三五成群,摆出牌局,在麻将或扑克中不舍昼夜。在办公室,牌局的输赢永远高居话题热门排行榜第一。你昨夜手气好,赢了三百多,我眯眼眯睛,输得内裤都没了。连昨天抓到什么牌,都能津津有味地聊上一阵。

每次教师大会上,校长都要三令五申:

1、打牌不要耽误工作,课要保证上,自习必须管;

2、打牌不要当街打,不要在小卖铺里打,影响不好,注意呆在隐密的地方;

3、不要赌太大。

然而还是不断地出事。2009年,一个同事因为输钱太多,又跳了火坑(借高利贷作赌债),被“放火坑”的人追要,他卖了房子,依然还不清,没办法,放弃了工作,四处逃窜。

我不会打牌,也由衷地厌恶这一切,又因为太年轻,感觉他们都是大人,我是学不会牌九、清一色、喝酒和嚼舌根的孩子,一直独来独往,在屋子里翻书或看碟。那时很少吃饭,在杂货店里买些零食,一看翻小说,一边吃。镇上有一家影碟租赁铺,除了A片,都被我租来看光了。有些旧碟很卡,看到中途,满屏马赛克,快进都无能为力。到后来,他有了新碟,都会对我说,周老师,你先拿去看!

镇子实在是太小了。物资贫乏,精神贫瘠,日子的复制感,极其强烈。一天就像一年,一年就像一生。

于是,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他人身上。如同楚门的世界,每个人都活在监视与审判中,稍有出格,或者任性,担付的舆论成本,就会非常大。

东家媳妇偷人了,西家老丈出轨了,南家姑娘被强奸了,北家小伙儿带回来了一个外地媳妇……类似的话题,经年累月地,盘旋在镇子的公共话语圈里。

所以,个个修成反侦察的人精。大家谨小慎微,很懂分寸。一些男老师想做点出格的小事,会周末组队去邻镇,或者坐车去县城,而不是在镇上的“鸡婆店”里,就近解决问题。

读书的人屈指可数,多是不服输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的努力更像是在为离开而憋大招。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在国内许多文学刊物上。有一天夜里,和一个编辑聊长话。我拿着手机,披着外套,在无人的操场上走,听见远处的狗叫声,一阵一阵传过来,

他说,“还有狗叫呢!”

“是啊,这是一个小镇嘛。”

他停了停,说,“如果你真想写好来,还是去大点儿的地方,这样下去,要么从俗,要么被隔绝成异类,都会影响你的书写。”

电话讲完后,我在操场继续站了一会儿。四野寂静,除了黄迷迷的路灯,什么也没有。我特别清晰地感觉到一种孤独,像置身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荒野,连影子都看不见。

我想,我要离开!

但进城谈何容易。那时乡镇中学的老师,想调到县里,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考试,二是极其有后台,通过县长的关系调过去。考试?几百老师抢指标,要拔头筹,谈何容易;关系?出身农门,没有后台。似乎万念俱灰。

好在我会写字。

好在我发表了很多破文章。

政府有人说,你来和领导谈谈吧,我们这里需要一个人。

二、在城投公司

2009年5月某天,我正在班里上课。

副校长在外面招手,示意我出去。他说,组织部下了文,让你今天去报到,上完这节课,你把手头的工作移交给X老师,就可以了。

回到讲台,眼泪就没止住。孩子们也哭。那是我最用心的一届学生,在课内与课外,都做了很多事。但还是要走,因为深感入笼,在许多时间里,都有辛辣的不安。

当收拾好东西,坐上11点从小镇开往县城的汽车,熟悉的风景渐次向后移动,不自觉又哭了。

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妈,我调到武宁了!”

我母亲,那个受尽屈辱、半生贫寒的妇人,听到这句话,半晌没说话,再然后,喋喋着重复一句:“好啦,好啦,那这下就好啦!”

城投公司全名叫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政府的融资部门,专为武宁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找钱,也管工程建设。我去了之后,本来是要写材料,没想到一个字也写不出。于是就坐办公室,不久之后,又因为人员变动,无人可用,把我赶上架,做了出纳。

公司的出纳有两个,一个管工程款,一个管公司内部费用。我是后者,因为头脑不清楚,怕出错,管小钱。

然而,依然出错。有时人已经走了,保险箱的门没关,大叠大叠的钞票与票据赫然露着,主任连忙给我打电话,说,你好大狗胆啊,快给我回来!回去一看,自己也吓掉半条命。好在没丢什么。

有一天夜里,心血来潮,想统计一下支出与收入。这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余额竟然少了几万块。要是正常的出纳,这时候的反应,一定是重新计算,看哪里出了错。但我真不是一枚正常人,我的选择是:关上保险柜,不管了。

好在傻人有傻福,到了交账的时候,不知咋回事,那点出入竟然持平了。

因为做出纳,公司里的接待与消费,全部了然于心。所以,在那几年里,简直可以称得上亲眼目睹体制内的花式腐败与浪费。

单位一年到头,都有着各式饭局,成为县城的大小酒店的常客,于是都可以签单。饭店时不时来结帐,费用稍高些的,都是几万几万地支出,低点儿的,几千几千地付帐。有时中午的接待,就是四、五桌,在县城高档或不那么高档的酒店里,领导们兵分几路,分头应付,招待我叫不出头衔的来访者。

就在那三年里,公司副总,也就是原来的规划局副局长,因为受贿,被双规,关了三年。主任说,要查起来,没一个干净的。大权者有大问题,小权者有小问题。

工程款的发放,工程的监管与验收,其中猫腻,不想多提。权力租赁,大家也请尽情想象。

县里拆迁迅猛的时候,从各单位抽调人手,组成拆迁行动小组,全力督促。

拆迁款我没经手,不知内情。只说自己参加过的一次会议。那是在政府三楼开的会,各大班子都有人参加,例行的程序后,便是各领导发言。

这时,在层出不穷的吹捧与官腔中,一个领导站起来,大声说:“XX组的拆迁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建议好好查一下,为什么他们的补偿款,比别的组要多?”

那是我唯一一次,在政府会议中,听见不同的声音。其他的,多数都是沙僧式的“大师兄说得对”、“师父说得对”、“二师兄说得对”!

最终问题解决与否,我不知道。用我的老油条同事的话来说,查与不查,有事没事,还不是领导一句话。

和许多地方一样,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接待。各种来路不明的领导,时不时来视察。市里的,省里的,别的省市说是来学习的,一车一车的。那时我是讲解员,所以,跟着车来来去去,在现场或路上,翻来覆去地背诵那一套政府拿来的解说词(数据不断地变动)。

有几回,新设施落好,有领导来,一路动次大次,嘻嘻哈哈。忽然,前面开路的警车忽然停了下来,走出一些警察,将几个人拦在路边。那些人大叫着,市长,我们有冤啊,替我们作主啊。但最终被拦开了去。

再以后,为了防止这种拦路喊冤,大型活动开始前,县里都会提前去给上访户做工作,大概给一些小东西,或者加一些威胁,以使自己在巡视中,政绩不落人后。

有一回,看到萧瀚一句话,大意是说:拆迁和计生部门,都是恶权的左膀右臂,为恶权背书。身处其中的人,遭遇到任何不公,他都不会同情。因为,你选择站在石头那边,就不要奢望鸡蛋的权利。

赵越胜温柔一点,但立场同样鲜明:“做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

我想,与权力对抗的勇气没有,和体制say byebye还是可以的——但那时仅是一个设想,还未付诸现实。

2011年,经江西省文联推荐,我去了一趟鲁院。那真是一段云上生活。环境与人,都深得我心。有一回和朋友在北大散步,我注意了一下,发现身边往来的人,所聊的,分别是生存与虚无、证券、童年对性格的影响、隐士生活……

我感慨万千,对身边人说:“北京真好,你看大家的话题,与县城的话题,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在镇中学的办公室里,我听到的,永远都是麻将扑克和家长里短,那么,在城投的办公室里,听到的,永远只有提拔,提拔,提拔。

再加上,在这个靠近权力中心的地方,一个无背景的人,想要获得半点职权,一定是忍辱负重,付出几倍的尊严,不断跪舔,才可能坐到县里的中层位置。然而,无论如何,脸面掉尽,都离不开这个19平方公里的地方。

我没有向上爬的权力欲,然而,体制总有办法,让一个深处其中的底层屌丝,不断地丧失尊严。

单位一把手给办公室打电话,我接的。他说,晚上要开会你通知哪里哪里哪个哪个叨叨叨叨叨……他口齿不清,说得又急,我就按着我听到的,给各局长打电话,结果地点通知错了,在N多人的面前,他使用极其难听的词汇,将我怒骂一通。当时我的眼泪就没忍住。回到办公室以后,继续哭。建设局的一个哥们儿过来,看到我,说:“怎么又哭了?”

他的“又”字提醒了我,原来我哭过不止一次了。

来了访客,为领导们倒茶,在各种二郎腿中蹲下去,沏茶,双手递上。从来没有人说谢,甚至不接。

在酒桌上,领导端起一杯白酒,要我喝。不得不喝。一口灌下。吐得翻天覆地,地转星移。

在办公室里,因为看书,一个领导司机说,“听说女作家都很骚的,什么时候发一个给我玩玩呗!”

……

这些咬噬性的小烦恼,一直跟随着我在城投的岁月。容不得细想。一想,屈辱感、无用感、为虎作伥感几管齐下,令人萌生退意。

我想,人生如果这样下去,一点趣味也没有。

2011年,我掏出所有积蓄,再东挪西借地,给妈妈买了一套房子,上下两层,算作对她的交代。2012年6月底,我和单位领导说:我想过了,我辞职。

再然后,我默默地收拾行李,准备去向往已久的拉萨。那天中午,母亲刚从外面回来,大太阳晒着,她一身是汗,说,我买了半个西瓜回来。

我们坐在茶几边吃西瓜。她用刀子剖了一瓣,很小,几近于透明,其他递给我,说,“我就吃这一瓣,剩下都给你。”

她明明很喜欢吃西瓜,为了我,忍了下去。我低着头,一声没吭,慢慢地吞咬瓜瓤,眼睛却无法自控地涌满泪水。我说,“阿妈,我去洗手,”侧着身子站起来,走到厨房去,抹去满脸的泪。

我没敢告诉她,阿妈,我要走了。怕她承受不起。她刚刚失业,身体不好,没文化,年纪也大了,找不到合适的活儿,在各个职业介绍所间跑来跑去,有时试用一两天,不行,又回来,她的艰难让我无法启齿——母亲的遭遇才叫生活,你矫个屁情啊,为了她,你哪怕卖身,也要熬下去。

可是这念头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只好默默告诉自己,如果离开了,要近乎疯狂地努力,以不辜负母亲。

她又出去了,说楼下一个餐馆在招人,想去看看。阳光暴戾,她汗津津的身影在人群中渐行渐远,在转角处消失不见。

那天晚上,整夜未眠,一直在哭。舍不得母亲,不知道我离开后,她会怎样?然后得了重感冒,像抽掉了骨头,整个人颓唐如泥,兼之脑袋昏沉,精神和肉身,都没有直立的力气。

再然后,四方来劝,说不要太冲动,放弃太可惜。体制内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多少大学生毕业,都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你再想想?

最终选了个折中的办法。书记和县长同时在我的调令上签字,让我在文化局、电视台、教育部门中,任选一个。

我选了二中。一来因为有假期,二来能少和大人打交道,三来那点要死的理想主义,还在我的血管里作祟——《教师博览》笔会上,阿啃说,能改变一个民族心智的,就是媒体和教育。

三、县二中

在二中的两年,用一句诗来说,那就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样的话,显得我有点儿自以为是——你要是块石头,到哪儿都不会发光。别以为自我加冕,错误就是世界的,你就不必加罚,拥有免责的权力。

事实上,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好老师。至少,在离开前的一年里,我几乎没有用心工作,而是积攒力量,练习离开。

这样吧,先别评价,来听我说说在二中的情况。

2012年9月,我到了二中。怀揣着一股喷香的热情,走进二中的校门。无尽的设想,无尽的计划。而自己就像一台永动机,准备提供源源不断的经验。

这次上讲台,与多年前在镇中学不一样,当时是被迫选择,而这次,是主动为之。职业的积极性大大增强。

开学前,有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夜里反复琢磨“”这个词和这件事,愈想,压力愈大。

啊,必须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不留下任何罅隙给考证,不留下任何漏洞给追问,不留下任何瑕疵给质疑。真叫人胆怯啊,这还没有走上讲台呢,就想打退堂鼓了。

向朋友发牢骚:“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教书,呜呼哀哉,哀哉呜呼!”

他说:“你要知道怎么教,那就完了!”

好吧,那就下水去,和孩子们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吧。卢安克说:“做好自己的事,改变自会发生。”

教两个班语文,都是初一,每个班都六七十人,蚁窝似的。学生十一二三岁的样子,有尚存的天真,也有被异化的暴力。

我遇见一大帮问题学生,他们的身上充满显而易见的弊病,但你明知他的问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单个教师在课间的热情,是不足以改变一个孩子的困境的。如果出手干涉,就能立竿见影,我只能说,这一定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方法,或者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比如说,我们班的学生X,因为长年缺爱,渴望父亲,恋上班主任,以一种近乎骚扰的方式,天天纠缠那个男人。我试过许多办法,诸如开解、鼓励阅读、抽时间与其玩耍,但最终,她还是问题重重。

有时是一种现象终止,另一种现象相继而生。

这能说明什么?说明老师的干涉不是帮助,而是阻止。而她所需要的,是尊重、自由与爱。给得了吗?当然做不到。她的家庭太糟糕,父亲从幼年开始缺席,母亲职业暧昧,性情暴戾,奶奶常年挂在嘴边的话,是“你怎么不去死啊?只要不死在家里,我没半点意见!”

到我离开二中的前半年,她辍学一年,有一回来找我,说,“冲姐,好久不见,一起聊聊吧。”

我们一起去吃饭,说到她令人惊悚的生活:她不到14岁,就与6、7个男人上了床。网友、朋友、大叔、兄长……那几天,她刚刚验到自己怀了孕,一个网友的,正在考虑要不要生下来。天真地说,我如果养不起,我的哥哥会养的。

她所说的哥哥,是一个黑龙江的网友,未曾见过面。

我又能如何呢?我只能说,你未满14岁,他们这都是强奸(她的第一个男人,是母亲的朋友,被告,坐了牢),要提防这些事,防不了,事后你都可以报警。最关键的是,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有保护措施……

她轻轻笑一声,你好傻!

类似X这样的学生,在我的学生中,不是个例。她们外形迥异,但成长过程中,都有共通的地方:感受不到尊重,缺乏温柔的爱。

你可能要说,所以,这才需要你们老师啊!可是,恕我直言,教师担不起120多个孩子的心灵拯救,原生家庭,才是他们的安全感培养皿。教师需要的,是遵守职业契约,严守规范,尽职尽责,不断自我教育,让一起学习的过程更加多元、有趣、自由,获得更多认知。

当然,中国体制内的教育大同小异,奢望自由与独立,奢望启蒙,奢望权利,是会被人笑话的。

进学校不久,领导们要求新老师上一堂汇报课。

我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变态,汇报课的第一句话,就是:“各位校长也来了,在这里,我向领导们提一个建议,学校布告栏里的爱国主义教条,我个人认为很不妥当。对于一群没有辨识能力的初中生来说,爱国极容易与爱政权、政党混为一谈,倘若这种观点深入他们内心,长大之后如果又不多看多听的话,极容易变得激进、易怒、爱跟风、人云亦云,变成政治的棋子和工具。”

以下是布告栏里的教条: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爱国如饥渴;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
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观点陈述完毕,给自己收场:“感谢校长和相关领导,给我一个机会身体力行地告诉我的学生,在权威面前不必唯唯诺诺,谨言慎行,只要你有道理,就可以提出异议,说出自己的看法!”

进入正式的课堂教学。

到了临近下课十分钟,一起来完成课文导读的两个问题:人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人究竟为什么而存在?

“孩子们,老师们,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倡学生们在讨论中发现真理,我们今天也来一场讨论,关于生存的意义。我们不求观点统一,只求各抒已见。我希望在座的老师今天能带头发一下言,给孩子们做个表率,言传身教地告诉他们,什么是讨论,该怎么样讨论!好了,现在开始对导读中的两个问题发表意见吧!”

没有老师愿意说。

大家闷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苍茫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神情,不知道是因无知而躲避,还是在真诚地思考,或是隔岸观火、“没我啥事”的冷漠。

最后霸王硬上弓地把班主任请起来说了两句。他说:“人为什么而生存,我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为了爱与被爱,二是为了责任与担当。”

再没有人站起来。

后来,校长说:“我都吓死了,要是叫我起来,又回答不到,不是要丢死人……”

但紧跟这件事情而来的,并不是对我的认同,而是对我的隔离。

入教不久,我听了朋友的建议,天天写教学笔记,贴在博客里。因为耿直,一些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了。紧接着,坐在办公室里,有老女人冲过来撕逼。

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又骂,什么狗屁美女作家。(唉,哀家真没自称过美女作家。你才美女作家,你全家都美女作家!)

再接着,校长来谈话,说,不要说学校的不好,要宣扬正能量。

再接着,又有领导去找我闺蜜,说,你劝劝周冲,别让她乱说话了。学校里对她有意见的人太多了。

然后我就离开大办公室,到一个小办公室单独办公。我缺心眼儿,还以为捡了宝,乐呵呵地想,真不错,竟然就有自己的办公室了,完全没想到这是一种巧妙的驱逐——请我离开的时候,校长用了一个漂亮的借口:搞文学社。可是,让我搞的文学社,直到我离开,从来没开过会,没招过学生,校方没有任何要求。

不久以后,上了一堂示范课。上课之前,去请校长:你一定要来哦!

那天上的课,与课文内容无关,选用几个小故事,逐层递进,引出言论权是天赋人权的结论。课上,将约翰密尔的自由说与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反复朗读,直至背诵。

课后,有陌生的老师发短信给我,说,听了你的课,太震撼了……(恕不引太多,显得我虚荣)

但,该上的课还得上,该改的作业还得改,看不惯的事情仍然在发生,无能为力的问题依然存在,而我照旧呆在我的小屋子里,批改着永无尽头的作业。

而教师们的无知守旧,与从前的镇中学,也没有太大区别。

思想钳制。课堂上,一个学生站起来说,猫竹习真的有那么好吗?该老师未问理由,未指引学生如何获取信息、辨识真伪、独立判断,而是用了整整一节课,来训斥与威胁全班同学。

言论控制。课间,孩子愤怒地表达对老师的意见,因为老师的傲慢与偏见,使其蒙受冤屈。老师接到告密后,将其叫到办公室,当着众教师的面,训斥他小气,没有包容心,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一边威胁他再如此,就让家长来领他回家,另外暗示师恩浩荡,一切都是为你好,你应该感激涕零,而不是到处瞎BB。最终,孩子满眼泪水,低眉顺眼地走了。

监视与告密。在天朝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凶”,被老师们当成最成功的品质。孩子怕,那说明该老师优秀。孩子不怕,潜台词是该老师不合格。这种认知顺利催生监视、告密、排挤、超越界限的羞辱和体罚、与家长同仇敌忔,共同压制言行不在掌控内的学生。因此,我所见到的优秀教师,大多不是优秀的人,而是优秀的暴君。

审美束缚。一篇课文,中心思想是固定的,语言与结构的解读是固定的,作品价值和意义的评定是固定的,对作家的介绍与评论是固定的,有无趣味、美感和诗意是固定的。

教育权力变现。教师课外开辅导班,“养小猪”——放学后将部分学生留在家里,进行有偿指导,还有的接受家长的交易,让学生与自己一同饮食起居,收取可观费用。这就是随意超越界限,出租权力,为自己谋私利,造成教育注意力的失衡。而接受家长宴请,收取礼物则是家常便饭。

更难受的是,老师们不但甘于如此,并且动用阶层、辈份、道德、莫须有的恩情,以及示弱,来捍卫自己的不称职。

你常常看到他们训斥质疑者: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有本事你到一线来试试;要不是老师,你还是一条虫:尊师重道懂不懂,你还是人吗……林林总总,撒娇,耍赖,反击,但没有自我反省,以及自我教育。

二十年除了教参,没读过一本书的老师,比比皆是,但他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

二十年都在逼迫、威胁、控制学生的老师,一直把“做人呢,就是要独立”挂在嘴边;

因此,症结更大的,不是学生,而是具有启蒙者身份的老师。

在成都的时候,梁卫星去《读写月报新教育》的编辑部,和我们聊天。他说,再没有比老师更下作的物种了,在各种光辉的口号里,为了蝇头小利,像蛆一样蛹动着去争去抢。

这话当然不太动听,但对不起,我也是这么想的。

2014年,梁卫星也离开体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教书的二十年里,没有一天快乐过。是的,没有一天。

对学生的痛苦无能为力,对教师的苟且视若无睹,同时,教材本身,也布满了各种不可控的文字垃圾。这就是体制内教育。

儿童与妇女参与抗日的故事,多得无法想象;鼓吹忠孝义的文章,反复出现在资料中;而冰心式的矫情作文,当成经典,被反复解读。

举一个我们学过的文言文:

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圣二年进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守四官,再以亲疾解任,执药调膳,尝而后进,三月不之寝室。父应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继卒于池阳舟次。持锸荷土以为坟,手胝面黔,亲友不能识,庐于墓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脱粟。诸生请问经义,对之流涕,未尝言文。抱疾归,数日而卒。郡以孝闻,赐其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毁卒于舟中。

对,你没看错,就是这么变态的文章,被当成孝道的典范,被推崇与传承。

粗制褴造、逻辑混乱、言之无物、内容与观点可疑、美感与诗意欠缺,诸如种种,成了语文教材不可承受之轻。

我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没那么大的胸,就别哺育那么多人。与其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如去自由!

一个自由人的良心是什么呢?

若提出此问,那必定会得到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始终努力保持清晰一贯的逻辑,坚持财产权优先的逻辑意味着,始终对“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句谚语念念不忘。你要独立,要成为公民,就要努力获得经济上的自立,而不是依靠再分配或别人的施舍。

也就难怪有人敢口吐恶言:“你辞职呀,身在体制内反体制的白眼狼!”

四、2013年,再次准备离开体制 

有那么一些晚自习,你站在讲台上,孩子们在做习题。

你看着他们的脸,想着几年前,你面前也是一帮这样的孩子,一样的教室,一样的教材,做着一样的题,说着一样的话,内心里也是一样的操心:期中考试哪道题可能会考,要是落后1班太多,就不好意思了。

你站在那里,一眼看到了你的退休。

这种感觉真他妈难受。你想,这世界千变万化,而我就活成了一个标本。

你决定要改变。

有时候你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明明勤奋聪慧、卓尔不群的人,一进入体制,就变得慷懒颓唐、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后来,你终于想明白了:体制就是一个酱缸,在这个酱缸里,懒散的成本极其低廉——即使不作为,工资照发,奖金照拿,会溜须拍马的,甚至还会成为人上人。最终,体制成为寄生虫集中营。

你问自己:你想这样吗?

你无法接受。因为你觉得:创造才是幸福。任何扼杀创造力的环境,都必须警惕。

2013年暑假,一个人背着包,走了新疆、陕西、内蒙、贵州、云南五个省,最终在大理停下来,不愿再走,也不想再回去。

我给闺蜜发短信,说,我走了。

她似乎一点儿也不惊讶,只是说,我觉得我迫在眉睫要去傍大款了,在你功成名就之前准备养你。

感动得我老泪纵横。

然而老泪干后,还是觉得难堪。如果断绝一种寄生关系,需要另一种寄生关系来替代,又有什么意思?!当然,闺蜜说的只是一个笑话。

回到钱的问题上来了。那时候我的积蓄是2万块,我想,找个地方住下来,专心写小说,节省点,应该也够一段时间了。用完了,重新找工作,储备钱和素材,继续写。我不知道这是否过于天真。那时我藉藉无名,没有关系网,媒体也不认识人,靠自己的键盘,真的能养活自己?

然后在苍山脚下租了房子,院子外是榕树和影壁,里头种着西葫芦、蔷薇、美人蕉、葡萄等植物。也有一条狗,黄不溜秋,不像名贵品种,像是护院的土狗,见人就狂吠不止,不过了解到访客无恶意,就会安静下来。

就那么呆下来了。疯了似地读书和写字,哪怕上厕所,也要打开文章朗诵的音频,刺激写作欲和语感。夜里翻书,睡着以后做诡异的梦,醒来就拿出备在床边的纸记下来。

母亲终于打来电话,说,还是回来吧,你太不理智了。她感到恐慌,怕我过得太辛苦。而我那时也有同样的恐慌感,未来空空茫茫,凭着一股孤勇,真的有所作为?要不再等等?!于是回去了。

回去以后的所有时间,几乎都是用来为正式辞职作准备。我清空了自己的社交,一年多时间里,没有聚过餐,没有唱过K,没有逛过街,没有碰过男人,没有上过一次美容院。

有一回走在我们武宁的古艾路上,店铺里的女装姹紫嫣红,我才知道,啊,原来夏天已经来了!

那时我带两个毕业班,周六周末都补课,晚自习上到夜里九点多,大清早五点五十,又要起床去上早自习。就在这样的忙碌里,我一边准备书稿,开了三个专栏,保持每两天码一篇文章的速度。

因此,写到两三点是常事,早上经常肿着眼睛去上课。孩子们见了说,老师,你又熬夜了吧。

有朋友说,不要这么拼呀,青春无限好,须纵情享乐。

我笑,享乐是你们的,我没那个命。

2014年出版了自己的书,一本随笔集,《你配得上更好的世界》,卖得还不错,加印五六次,版税十几万。前方自此开了小口,仿佛若有光,而我藉以努力,奋不顾身地钻进去,不管那是桃花源,还是失乐园。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五、2015年正式离开

2015年3月,去二中辞职。

在此之前,县里有领导反复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想换工作。我说,不用了,到哪里,都逃不脱一辈子呆在武宁的命运。

二中办公室,我趴在桌子上写辞职报告,旁边一个50多岁的领导说:“你现在还年轻,等到五六十岁,就会后悔的。”

我说:“不离开我才会后悔。”

再不出发,就不会再有勇气。就像《肖申克的救赎》所呈现的,“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如果你被体制化了,与他人无关,因为锤子在你手中,穿墙而去,还是留在这边,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母亲是我最爱的人。今年过年时,我再次向她坦诚离开的想法。那时候,她正在阳台晾衣服,我絮絮叨叨地说,以为她会受惊、疑惑、粗暴地阻止。

但我没想到,她爽快地说:“你自己想好,人生是你自己的,我没有意见。”

3月5号,在南昌昌北机场,我给妈妈发微信,说:“妈妈,我走喽!”

她回语音:“好,祝你心想事成,工作顺利,步步高升!”

我说:“哈哈,搞得像节日祝福一样。”

她又发了一条,里面说:“想到你离开武宁,我心里,好难过……”然后便是哽咽的哭声。

妹妹也发来微信,说:“妈妈正在哭,怎么也劝不住!”但她又说,“没事,你去吧,我来劝她。”

是的,出乎我的意料,对于我辞职,我的家人,都是双手赞成。我妹夫甚至说:你早就应该离开了。武宁毕竟是太小了。

感谢他们!谢谢他们给予了我莫大的安慰。这种安全感,就像你一直在天空东飞飞,西飞飞,如果停下来,你知道一定有温柔的巢穴在等着你。你没有被放弃。
  
六、给准备离开体制从事自由职业的人的建议

近来看很多人想离开体制,多是年轻人,因为还有一点勇气和梦想,不愿意困在暮色沉沉的格局里等死。我觉得非常好。但还是要谨慎考虑:如果你也是裸辞(没有找好工作就辞职),请看看以下建议。

1.要有一技之长。它足以让你衣食无忧,哪怕你没有工作,依靠它,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比如我,现在给自己规定的,是每天看一个电影,看半本书,码一篇文章。当然,后一条不是硬性的,遇上生病、旅行或重要事务,可适当减少。

2.要有一定的储备金。因为没有固定的五险一金,你能依靠的,便是自己。大病来临,要有钱治;突发事件,要有钱可以处理;一段时间不工作,你也不会因此很恐慌。否则,生活很容易以其压力,让你在紧张时,做出并不理智的决定。成为另一个萧红。

3.要有非离开不行的决心。你摒弃冲动,回归理智,认真地想想:如果不离开,换一份工作或环境,给自己生活多增加些活动(游泳、跑步、旅游、徒步、打球、聚会),或者找一份爱情,是不是可以更改你目前的状态?如果是,就先改变试试,毕竟,辞职的成本,也不算小。

4.要正常作息,坚持健身。自由职业者的时间是自主的,也就是说,极易失控。一旦无约束,人便极容易懒散,昼夜颠倒,饮食无度,直接造成身体功能的紊乱,疾病相继而来。所以,要给自己安排好工作与休息时间,要按时健身跑步,以防止自己从原来的焦虑,堕入没有存在感的虚无。

5.要hold得住寂寞,扛得住孤独。你要独自面对恐惧、欲望、幻想、嫉妒,要独自面对生命的茫茫虚空,人是如此渺小脆弱,世界如此庞大而不可预知,人生是如此多变而危机重重。你是否能给予自己安慰?

我在大理时,遇见一个画插画的姑娘,她也是刚刚离开体制,几乎宅在室内,不出门,无社交,天天画画。

我问她,寂寞吗?

她说,这几乎不成为问题,就好像她的皮肤一样,自然而然地跟随着她。不作怪,不威胁。是她迎接的生活本身,而不是附加品。

我又问,苦吗?

她说,呵呵,这就是自由应有的代价。

七、自由的代价

自由不承诺无需付出代价。

自由不承诺必然得到幸福。

自由不承诺必然乐趣充盈。

自由不承诺事事遂我所愿。

自由意味着人们不受打扰地,坦然面对不确定性和生活的急流。一切仅此而已。

我不知道我即将遇到什么,也不知未来为我准备的,是鲜花,还是鸩酒,是大河,还是荒漠。

我知道的是,当我身在武宁,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我用来犹豫和痛苦。无时不刻的受缚感,无处不在的逃离欲,无孔不入的焦虑和自我厌烦。

想得最多的,就是:要是我现在离开了,是个自由职业者,该多好啊!

但我现在,却没有一分钟想过:要是我还在体制,该多好啊!

相反,一旦有这样的念头出现,我都有轻微的恐惧。就像安迪,通过20年的努力,从体制中艰难地爬出来,在海阔天空的自由中,修修船,捕捕鱼,等等老朋友。你对他说,安迪,你想回到肖申克吗?你觉得,他会如何想?

假如生命可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十年后,我站在不同的选择后头,反观这一生,我深信,我也会更热爱离开的那一个。因为拒绝一目了然的人生,将自己放逐于各种可能,遍地花开,山河浩荡。而另一朵,只能成为温室玫瑰,郁郁着,在同一个瓶子里,过完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