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今天出现了三篇跟中国新闻奖评选有关的文章,分别是最早出现也已经被删除的,北大新闻学院教授胡泳发的《记协,请不要这样评新闻奖》,一个自称新闻吐槽帝的公号发布的《评中国新闻奖?看看辽宁日报烂稿的满身硬伤》,以及资深媒体人宋志标先生撰写的《辽日得“新闻奖”属于实至名归》。另外,经人提醒,发现上海学者魏武挥也写了一篇题目为《奖》的文章,在文章最后,他也评议了辽日烂稿获奖一事。

就辽日的烂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展开业务讨论,完全是对我个人智商的侮辱,我不会对这篇烂东西的内容细节发表任何评论,如果有兴趣了解,可以微信搜索《评中国新闻奖?看看辽宁日报烂稿的满身硬伤》一文,除了作者比较激动之外,我觉得蛮好。

辽日这篇东西,为何可以参加评选甚至可能获得中国新闻奖,结论就如宋志标先生说的,体现了“实至名归”四个大字。从宣传效果来看,辽日获奖太应该了,可能辽日全年所有报道加起来,也没法获得那么多的讨论并获得来自相关主管部门的肯定。

所以,拿宣传阵地的思维去看待评奖,就可以以很舒服的姿态获得**。而拿新闻报道标准去核实报道细节并且撰文炮轰,没有年轻人的愤怒和冲劲,是做不到的。有关原因的细究,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崔成浩的总结,他的看法睿智并且充满着地理眼光:“听说《》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参选中国新闻奖,我很高兴,因为《》是离朝鲜最近的中国日报,我们都很喜欢看。”

地理概念很容易被忽视,但最近几年,历史冲击显得更加直接。中山大学郭巍青教授转发胡泳发布一文时的转发语如下:现在回头看11年的文章,觉得那时思想好解放,恍如隔世…郭教授近年来写得越来越少了,作为一个非职业的时评作者,没有空间就撤,没有媒体人的扭捏,也不需要顾及那么多犹豫和惆怅。当然,写作空间被极度压缩,这种感受可以推广到每一个市场化的媒体人。

对我来说,数月以来,新闻报道被彻底扭曲的案例,是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出现的多篇谄媚报道。报道是新闻的核心,只有基于真相的报道,新闻的评论才有其意义。但诸多媒体在东方之星事件集体趋向感动模式,则表明了新闻报道对政治宣传的彻底让位。要知道,灾难报道是突发重大报道的精华所在,对灾难报道内容(包括app、微信微博)取向的彻底掌控,说明那只手的活儿已经至精至纯。

为什么说我印象最深呢?说起来极端讽刺,因为就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发生前后,我正以志愿者的形式,在一家记者NGO做服务。我的工作是组织筹办灾难报道记者工作坊。我们几位筹办者希望,以工作坊为业务交流平台,来提升国内调查记者在重大灾难报道中的专业水准和伦理规范。讨论的原点是2008年汶川地震,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以及2014年的马航飞机失联等等灾难事件中的报道经验与不足。但就像郭教授说的,看着这些年报道水准的急剧倒退,尤其是东方之星客轮沉没事件的报道范式,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针对新闻报道的“围剿”是立体式的,打磨已久,用时髦的互联网创业术语来形容:目前的模式击中了痛点,形式了闭环。所以,对辽日那篇东西的公开褒奖,大抵算是对“业务模式”落地成型的正式宣告。不久将来,该模式也许就可以敲钟上市,然后套现走人。

率先抨击新闻奖评选的是新闻系在读大学生,这是让人欣慰的,但他们却只是少有的异类。新闻联播一统天下的时候,每晚7点,雷打不动,大家纷纷自动打开脑壳进行清洗;到娱乐节目盛行的今天,消费主义开始侵入人们的血液和肌理。不过,国家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在了消费主义背后。一旦遇到重大事件,国家主义+消费主义的模式,比互联网+的力量还要大。

所以,回过头来,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灾难报道记者工作坊项目——这个毛衣我还织吗?如果这一代年轻人已经认为在灾难发生后寻找“最美的救援队员”或者感慨“生在中国,何其幸哉”就是最好的灾难报道模式,那么我做的项目真的会有意义吗?这种困惑,因为新闻奖评选的过于赤裸,让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傻逼的认定是相互的。我认为他们在侮辱我智商,他们认为我是在不自量力。双方在认为对方是傻逼这一点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只不过,我看傻逼织毛衣的时候,只能躲在这里,发发牢骚;而他看傻逼织毛衣的时候,可以查个水表,甚至搞不好,让你喝一壶。

发牢骚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只能躲回自己的角落,继续看着傻逼织毛衣,这是目前的选择。等到有一天不想给傻逼织毛衣,那就争取给自己织一件,在这方面,需要致敬一下左志坚,目前来看,他给自己织的毛衣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