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近日发表的一篇名为《谁是中国真正的审查者》的文章蛮有意思,它说出了内业人士不愿承认的事实、对中国特有的文化界圈子现象的披露和对审查次生影响的理解和分析。通过揭示现状结果,促进对其形成根源的探索。

最终还是要落在自我审查危害的严重性这个问题上。自我审查来源于审查的长期威胁,对于多数写手来说,它最终会形成两种形式的“接受”:主动的和被动的。它们并不是个体固定的选择,两者之间甚至可以互相转化,当被动的自我审查逐渐成为了习惯,且从中获得了稳定持续的实质性收益的时候,便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在大陆的写手,他们中很多人有接受软文约稿和“脱敏”话题专栏约请的经历,所谓“脱敏”是指那些不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甚至热点时讯等这些被审查长期紧盯的话题性质,至于“软文”,是指一些类似于企业的市场策划人员或广告公司文案负责撰写的“文字广告”,是有目的的宣传,而非真实独立的个人观点展示,且一般开价不菲。虽然他们中有不少人并不甘心于此,更希望能“痛快表达自我认识”。或许可以说,他们最终做如此选择并非完全不可理喻。

当你只会写字、以稿酬为生,上有老下有小,生计压力令你喘不过气的时候,再强调“理想信念不动摇”似乎已不近人情,“只能说在最小的限度内寻求更多不作恶的可能性”,一位标准的“异议写手”、离职的前陆媒编辑这样说。他本人曾经因“异议写作”频繁遭受地方维稳部门的骚扰,甚至包括其家人,都被牵连。他离职的原因基本上可以算作对文化圈子潜规则的正面抵抗。

“网格化维稳,管控标准是一致的,但不同地区采取的方式不同。我们这里,写那些文字转天就会被‘查水表’,继续写就很可能引来破门而入了”,他说,“接受审查是基于维生的无奈选择,六千多字的文章最终能见报的只有三千多字,最精彩最有分量的部分几乎无从保留,你能怎么样?忍下就有稿酬,交房租,买盒饭,不忍就有可能断了饭票,还有人身安全问题。得先活下去才有机会反抗”。

这是被动的接受。他表示,在拒绝收编、抵抗统战的前提下,较小程度上的自我审查应该可以理解,如果能通过打赏的渠道获得收益,留在墙内平台、接受审查也未尝不可。“说那些能说的,不能说的兜个圈子说,通过侧面透露,或者干脆绕开”,其实这些都是自我审查,就如上述这位写手所言的“至少没有积极地去投当局所好”,自我保护应该也是个理由。

某种情况下可以理解,但并不代表支持。自我审查的长期危害是很严重的,它有可能模糊甚或改变一个人原有的立场。

自我审查的尺度有时会比审查的尺度更为苛刻。因为审查标准大多没有细节上的明确,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比如经济不得唱衰等等,除了偶尔透露出来的媒体禁令,只能通过他人的遭遇摸索相关标准。其实施过程中也有伸缩性,与话题出现的时机、作者本人被定位的“敏感级别”,都有一定关系。其中“时机”一般由官媒带来,基于那些喉舌媒体引出的话题,相关评论在选题方面应该可以通得过审查;另外,很多时候会能见到一种特别的现象:某些人可以谈论的话题,另些人就无法谈论,会被删帖或撤稿,这就是“被敏感级别”的问题。然而自我审查的依据只能是上述那些笼统的标准和迹象,写手们为免于被追查很可能在尽力采取更为严格的“自我要求”。

还有更可怕的,自我审查意识很容易逐渐进入习惯,形成特别的思维路径,令发言者误认为红线内思考是正常的。当自我审查干扰到思维模式,便会脱离发言平台的干系——在墙内和墙外的表达更多趋于一致,这时候便没有了审查的原因,只剩下自我审查的习惯性。甚至私下发言也遵循这种思维路径和表述方式,自然地回避“关键字”、对于“被长期敏感”的话题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面评述,不再主动追究其根源。有些长期以墙内平台做发言和浏览主体的网友,即便到了墙外也会一时不适应,或对于那些纯自由的思维模式感觉理解不能。

做为心理学基础概念的态度和行为的关系指出:态度有可能不是行为的指导因素,但行为能直接导致一个全新的态度的形成,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某种应激状态或被迫情势下所发生的行为如果和其既有的态度相左,那么这种行为便有可能改变其既有态度。可以将最初的自我审查理解为一种基于自我保护所采取的“态度伪装”,但这种伪装只要实施,便成为了行为,长期实施会走入习惯,如果个体原生态度是追求自由的,那么接受限制的行为发生后,追求自由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比如认为受限是特定环境下的理所当然,甚至为某些红线的存在做合理化诠释,以求安心。这些变化可以在不被察觉中形成。

综上都是审查直接带来的影响,还有另一种自我审查被认为是来自于文化界的“社会凝聚性”——对待权威的传统态度。优劣由评审而来,评审出自于行业内的圈子化机构(包括受众群体),写手为了迎合评审部门或者个人社会(粉丝)圈子的口味而实施自我约束(改变),好听一点的说法叫“重视市场需求”,其实就是自我审查。大到正规颁奖,小到网络打赏,圈子带来的是利益分配,可视化效果可以和审查决定的利益分配准入相持平。所谓“文人相轻”其实更合适的说法是圈子之间的积极区分,在这种圈子化社会中,作者的人脉价值被置于高于作品本身价值的位置,这明显是不公平的。

这种特别的权威意识的营造出于官方之手,市场口味则是审查长期影响下的结果,于是两种自我审查情况的根源是一致的。而后一种“迎合式”的自我审查虽然间接来自于审查,但比审查的直接作用所产生的效应更为严重,它会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在审查不存在的情况下还会持续起效。

自我审查的形成是审查的次生危害,比审查本身的危害影响更深远,且更不易发觉,值得警惕。审查强调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甚至能细微到作用于语言,一些民间所熟悉和常用的词汇通过极权语话体系的过滤后其概念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正能量和负能量”,原本是物理学概念,引申为对心态的形容:积极的和消极的,对于被审查扼杀自由的创作者来说,反审查的抗争意识就是正能量。而在极权语境中却变成了对当局及其决策的“赞扬和反对”,也就是被限定了“顺我者为正”的前提。再如前文中提到的“异议”一词,其本身就带有了以政府为主体的预设,如果以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为主体,极权才是“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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