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71),曾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秘书,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1971年9月13日,乘直升机外逃未遂,饮弹自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称,他是反革命武装政变骨干力量“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

作者向红,系周宇驰之女,1970年入伍,“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在广州学习,就读于中山医学院医疗系。本文原载电子刊物《记忆》,转载时有细微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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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驰外逃时乘坐的直升机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四十年前,我就已经明白: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父亲在事件后已经被官方的广泛宣传、批判而为全中国家喻户晓,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探寻父亲怎么会走到那一步的心路历程,我想尝试一下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又不能只看到一家一户的悲欢离散。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

听我奶奶说,我们的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曾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中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从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四军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空军司令部大院。

去上海是一九六三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我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记得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收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江湾附近的学校到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快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的那段工作生活,是她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是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后来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理解父亲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革命事业抱有极大的热忱,忠心耿耿,积极努力,表现优秀,才会被挑选去司令员身边工作。父亲很正直,他不想回北京,是伤心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他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就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原因。

1963年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右二)
图片来源:《老照片》

据我哥哥向阳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这方面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讲心得。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解放后他父亲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办人,后来担任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边上看着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一下子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号,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读书,那天早上程洪珍开车到学校,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轰隆轰隆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叠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不知是几点钟了,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发表“五二〇”声明那个大会,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代读那篇毛泽东声明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要是我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也没数过,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571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

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与林彪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一年的九月五号,是个周日。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聚在客厅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十二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的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合着,答应了,但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了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十二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可是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我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很可能是他。

当年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更不会想到此事和自己有关,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听文件的时候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木,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的是学校里睡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着了,马上搬着凳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听完传达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能不能像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两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对他提出的“向谁举报”这一问题,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都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等等。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倔倔地说了两句——

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

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

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这个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571工程”纪要》影印件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十七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负气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提前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坐下来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当时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即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下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他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善诱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八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很多人描述“九一三”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还有从来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在家里他不是“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痛定思痛,接下来的四十年里,随之而来的疼痛,像是在心底慢慢融化,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九月十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十二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让他以后给母亲用。当然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至今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

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历来淡泊名利,对政治没兴趣。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哥俩经常辩论。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文革”宣传画

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还说,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应该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当时,二叔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就在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啦。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啦!谁也顾不了啦!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啦”,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但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

别等我了!

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毛主席语录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七一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于在信里的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俩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的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也曾经迷茫过,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想努力做到忠孝两全的。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

四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纪要》中不难发现,也许除了可以从中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已经背离了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一些真话,因为它那“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纪要》的历史使命也并没有终结,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仍然希望党是健康的,希望国家有序发展,希望军队强大,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九一三”——四十年前这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向红:《四十年有感》,载《记忆》总第77期(2011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