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的证券交易市场,股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股市行情。

在武汉的证券交易市场,股民们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股市行情。

股市在上海的终结和恢复

股市是欧洲人的发明。早在十三世纪,威尼斯的银行家就开始买卖政府债券,随后比萨、热内亚、佛罗伦萨等城邦的银行家也开始买卖政府债券,开今日股市之先河。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因为中世纪的这些意大利城邦是独立的共和体制的城市国家,政府权力掌握在一群有影响的市民手里。现在西方国家的”公民”一词,就是指当年这种城市国家的自由的”市民”。

从其发源可以看出,西方股市是自由市民之间的交易。具有今日股票形态的第一支股票,据说是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1773年,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在乔纳森咖啡馆成立。1790年,美国成立了费城证券交易所,1792年,24个证券交易人在纽约签订了一项协议,后来演变为世界上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股市的最主要功能是为生产筹措资金,上市公司能籍出售股票迅速筹集资金投入生产或建设项目,所以股市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活力指标,也是整个社会状态的指标。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妇孺皆知,如今中国菜市场上一边卖菜一边炒股的大妈都能说得比这些原理更深更具体。但是我们常常忘了,股市在中国本是”山寨”,有过一波三折的遭遇。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后,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他后来为人称道多年的一个功绩,就是用霹雳手段取缔了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从此中国无股市。股市和股票,在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中,是资本主义的邪恶产物,是专门逼迫人”跳黄浦”的妖魔。文革后,改革开放慢慢地改变了人们的固有观念,走出国门的人看到西方人发明的股市并没有造成大量的投河跳楼上吊,股市并不可怕。文革后新的共产党领袖们接受了股市这个idea,仍然以上海开头,在中国恢复了股市。

股市投资与赌场下注

股市是为筹集资金而诞生的,但是股票一经在股市上诞生,就以独立的商品形式而存在,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表面上看,在股市上买卖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赚了钱的,另一种是亏了钱的。大家都不谈股市上的股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可是从股票的本质来看,股市上的买卖者分成两种,一种人是把股票看成实体经济的抽象物,是实体经济的证明文件,即”证券”的原意,他们是理性的,始终没有忘记,实体经济状态好,股价就会合理上涨,他们自然倾向于成为长期投资者,等着实体经济的成绩在他们手中的股票价格上反映出来;另一种人把股票视为机会的象征,那是冥冥之中的宿命说轮到他今天要发财了,只要买卖的动作时机恰到好处。这种人必定倾向于短期交易,于是有了中国人非常形象的说法,”炒”。

对于炒股的人来说,时机决定胜负,股市和赌场是没有区别的。原本为筹资而设立的股市”异化”了,异化的原因是这第二种参与者不再是以投资者的心理来买股票,而是以赌徒的心理来下注。

在美国的中国人多少接触过美国为数不多的一些赌场,有了比较就知道,中国人好赌。在美国,只要有赌场的地方,就少不了中国人的身影。美国人把赌场都设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不是沙漠里的拉斯维加斯,就是密西西比河上的赌船,或者是偏远的印第安保留地,不管是什么地方,都会有大巴把一车一车的中国同胞拉来一试手气。

赌场的主人都是人类贪婪心理学的专家,他们营造发财的气氛,在他们设计的赌法规则中,庄家的赢面只比赌客高一个百分点,但是他们知道这就够了,大多数人都会输光了才离开赌场。在我所接触的人中,我问过每一个到赌场试过的人,还没有遇到一个最终赢了钱的。

中国人相信,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别人轮到了的事情,我也一定能轮得到。所以,赌场刻意渲染的赢钱榜样,对中国人特别有效。这种心理,也表现在中国股市的炒股者身上。明明知道”股市有风险”,冲进去的劲头仍然如飞蛾扑火,中国股市就表现出怎么看怎么像赌场的景象。中国人本来就是干什么都一窝蜂,炒股也是这样。

中国政府需要”牛市”

国人还有一个特点,一方面有极深的不安全感,中国人储蓄率之高,是美国人怎么也想不通的,收入再低也要存一点钱,因为万一有点病灾,只能靠自己;另一方面,虽然不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和道德心,却相信政府想要做什么总是能做到的。这是弱者的特点,倾向于相信强者的力量。

欧美国家的股市,是自由经济的产物,本质上是民间投资者自由交易的市场,和政府权力是没有关系的。政府只是维持法律秩序的裁判员,裁判员不能暗地里插手偏袒任何一方。在经济过热或者萧条的时候,欧美政府除了间接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外,用其他手段来影响股市都是一种忌讳。

但是中国不一样。现在的中国,执政党自己内心里明白,执政合法性危机太重了,它能不能继续攥住这个国家不放手,很大程度上需要国家处于较好的经济状态,来告诉老百姓,”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有那么几年,城镇化和房地产是执政党向老百姓证明它伟光正的证据。如今城镇化的连带问题一个个地浮现,房地产开始从顶峰滑落,执政党需要一块方寸之地来站稳脚跟。股市作为一种资金平台,又作为经济和社会状态的第一指标,越是在经济有种种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越需要牛市。

最近的牛市就是这样在政府的动员下产生的,官媒毫不忌讳,称之为”改革牛”、”政策牛”。尽管一众经济学家都警告,这轮牛市十分诡异,和实体经济的状况完全不般配,这轮牛市是泡沫。但是又有更强的声音,以人民日报为首,告诉民众真正的牛市刚刚开头,发财的机会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知有多少人把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再配以融资杠杆,等于向政府鼓励的银行借钱炒股,一厢情愿地希望政府会把牛市维持下去。脱贫致富、一夕暴富,就在此一搏。六月末发生股市暴跌,政府恰在此时宣布降息降准,政府托市的信息十分明确。媒体谈及股市,使用的词句好似战争语言,政府就是战争中牛市的一方。它在告诉股民,如果你相信政府强大,你就该相信牛市还在后面。

这不是正常的股市,这是政府一本正经办的国家大赌场。

来源:《动向》杂志2015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