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早上,我在睡眼朦胧中,收到我妈的短信——我妈知道这个时候我肯定还没有连上wifi上微信:“乌鸦嘴,十只小鸭被蛇或者老鼠吃光了。”我瞬间睡意全无,整个清晨的氛围都被这个有点惊悚的田园牧歌感染了。她说的乌鸦嘴是我,她当初打算在乡下盖间小房子,养点鸡鸭种点蔬菜,农夫山泉有点田,以打发退休时光的时候,我就不怀好意地打击她:“蛇都知道:人少,鸡多,速来。”

我知道我们的调侃中,一直漂浮着一些心酸——她心疼那些夭折的小鸭仔,在她为数不多的养老金发放下来之前,十只小鸭并不仅是田园牧歌式的忧伤,还是笔实在的损失和伸手可触的挫败感。她在朋友圈转发的各种养生、社会、家庭鸡汤,最重要的作用,不过是把这些现实的窘迫与焦虑粉饰成小清新的田园牧歌。自己种的青菜干净而健康,另一层意思不过是经济适用假装逼格。现在乡村里的每一个老人妇孺,都喜欢说自己的作物“绿色”“”“有机”,他们并不知道有机的真正含义有多么苛刻,但他们知道,这个概念很受欢迎,是城乡二元化中作为弱势的一方的他们最大的自我安慰和优越感。

要说农村生活没有改善,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家每户都享受着现代工业和市场流通的便利,再老旧的人家,堂屋里都摆放着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很多人还将以前的旱厕改为冲水厕所——因为养猪的人家剧减,厕所不需要连着猪圈。一半以上的人家有电脑,拿着手机走在田野里,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手机几乎随时显示此处有可用wifi,连40多岁的媳妇手机上都装了wifi万能钥匙。可是,这仅仅是市场供求的结果。乡村的人情社会和权力结构并没有随着信息时代升级更新,而是一直一如既往地坚挺着。

近几年,许多知识分子的议题都离不开故乡,我也在母亲准备退休之前才关注起这个我离别了十几年的小镇。十几年后,这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小学时天天走的桥变成了危桥,立桩加杆限制车辆的高宽,老街依然买得到解放鞋,以前的亲戚长辈全部老了。最大的变化是山坡上的监狱。

这座监狱因专门关押经济犯和落马贪腐官员而闻名。小时候,它在山坡顶上,屋顶隐约可见,神秘莫测。前几年,它高高的围墙和电网已经扩大到山脚,监狱大楼崭新宏伟,几十米一个哨岗,犯人数量扩充了不知道多少倍,却仍然有供不应求之势。前几日,一个同学告诉我,最近她老公在我老家镇上。我问在那里干什么,她隐晦地说:学习。我恍然大悟。她老公是搞金融的。那座监狱一直以来都被用作预防犯罪教育基地,教育了一批又一批金融从业人员、法学师生、官员,又收纳了一批又一批前金融精英和前人民公仆,容量扩大了几倍,不知道会不会修分部。

前不久,朋友一群人在亲戚村子里拍摄一个广告片,新老村干部看见一队人扛着摄像机进村,以为是电视台,紧张得不得了,接连不断地给我妈打电话,问这帮人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把他们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我妈哭笑不得,喃喃道:心这么虚,在怕什么。

我还参观过其他村子的选举,候选人只有两个,事实上只有一个,就是现任的村主任,他磕磕巴巴地读完演讲稿以后,大家就可以选他了。另外一个陪选的炮灰连讲稿都没有——即使有也然并卵,谁要选他,就拿不到30块钱一人的出场费。

其实,所有关于田园牧歌的幻想,都如那一纸讲稿一样。母亲退休后,在镇上新建的公寓安了家,却总不满足,和土地割断联系的几十年让她找不到根,于是跑到危桥对岸的亲戚手中租下几分田角,在里面种土豆、青菜、花生。

第一年,满田的花生即将饱满成熟的时候,一场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冲破河岸,将花生田像文物一样埋在一尺厚的淤泥下,将这个别无所长唯有长年水患的县城第一次推上央视新闻。我妈说:“可惜我扯了那么久的草。”——为了实现她的绿色生态梦想,她坚持不用除草剂。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故乡的乡村已经够生态了,河岸、田野到处是成群的白鹭,喜欢悠然地站在水牛身上,站成美妙的图景;田里野兔成群,我妈都抓到过一只野兔仔,回家拿牛奶和水果养着;当然蛇也成群。这些可以在微信朋友圈装逼半年的美景,背后的凄凉逻辑却基本被无视:野兔多,白鹭多,是因为土地抛荒非常严重,因为年轻人们离开村庄,再也不回到土地上。白鹭增多还因为食物丰富——它们的食物主要就是泛滥每寸沟渠水田的福寿螺,这些十几年前被引入中国的肥硕生物,现在入侵到了故乡的每一寸水域,繁殖力恐怖,稻叶上、石头上,到处是一堆堆粉红色的卵,像一滩滩粉红色的痰。可因为它是很多寄生虫的宿主,加上肉质比田螺差得远,又上不了餐桌。

我母亲的田园牧歌梦也一样。她在菜地里并没有得到满足,她还要在菜地边——荒废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边,盖一座铁皮屋,只用来养鸡鸭,每天早上赶来喂食、捡蛋。可是她大概忘了这种老房子里经常有蛇出没,于是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水灾和蛇劫并不是母亲田园牧歌梦全部的尴尬。就在她盖铁皮屋的当天,就有远房亲戚来找了“麻烦”。那个亲戚带着村主任,指着我妈的铁皮鸡圈,说:“这个屋顶呢,都盖到我的竹林这边来了。”她还用手比划出屋顶“侵占”的距离,侵占了她足足有接近20厘米宽,起码有一片竹叶那么远,我妈不得不抽掉一些瓦。

那片竹林那亲戚并不使用,为什么如此计较这一绺边角呢?因为这片村子据说要建工业区,大家都在盼望征地赔款,村民第一次如此重视那个叫“产权”的东西,虽然这个征地的传说起码已经流传了6年,至今却一点迹象都没有。为着这个消息,每家每户都在平房上硬生生加了一层石棉瓦,或者在多年未问津的田里种上几颗树苗,结果石棉瓦都破得千疮百孔,树苗也争气地成林了,传说仍然只是传说,可是许多村民仍然和那个亲戚一样,谨慎地维护着那微弱的期望,就像维护那微弱的“产权”一样。

维护土地是本能,因为土地不仅能生长出米面瓜果,还能生出真金白银。在本县其他的乡镇,有幸引进了项目的村子,土地早已面目全非,人与人之间也不再那么淳朴——或许淳朴本来就和“生态”一样是种标签,因为拆迁征地,农民和官员犄角相对,斗智斗勇,每天上演一出又一出对抗、上访、镇压、截访的剧目,包括我参观过选举的那个村子,以及这个国家更广泛的土地。而人们往往只为那萧条土地里长出的“生态蔬菜”而感动得泪流满面,却并不理会这片土地与人的真实期望。我永远记得,小时候,家族里名声很不好的表叔,娶了一个山区乡镇的漂亮老婆。那满口客家腔的女人对我说:“嫁给他,无非就图这儿是平坝,我再不用挑粪爬山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