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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这个工棚里曾经传出过不少笑声(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萤石矿旧址)。左边的工棚曾住过十几个人,右边是老王的伙房(已塌)。

他叫王万贵,五十多岁了,头发胡子花白,但长得精干,腰板挺直,有军人气质。我下乡插队时初次见到他,心想一定是个复员军人,部队上下来的嘛,革命觉悟一定高。正想听他讲“革命故事”,没想到队上的人说他是“傅作义的兵痞子,历史反革命,四类分子。解放后,傅作义的人高层的叫养起来了,中层的叫杀了关了,他是个伙夫,在咱们这儿干活。”

70年队上派我到公社萤石矿上掏矿时,他做饭。有他在,是大家耍笑的对象,带来不少乐子。像是吃面条,谁要是来晚了捞不到稠的骂他,他就说:“咋了,我还能脱了裤子跳锅里给你捞个?”人们一笑也就过去了。

论做饭他手艺不错,拿手的一是馅儿饼,香软酥嫩;二是炒土豆丝儿,清脆爽口。一有人夸就得意:“这可是技术拿人了,不是屁股跺(打)人了。想当年我在包头‘大盛魁’做饭也没人敢说个二话!”偏远漠北,最近的小镇也在百里之外,“下过包头”的人,还去过大盛魁的,更是受人尊敬的。谁不知道“先有大盛魁,后有包头城”?再说了,他要是“没有三下两下,敢下包头打架”?有人说他在包头其实是个烧火的,我却不以为然,看他土豆丝切得整整齐齐,像机器里出来的一样,刀功就不凡。

老王光棍一条,在这个蒙汉杂居、地处高寒山区的内蒙古边陲公社,无亲无故孑然一身,全部家当就是铺盖一卷,皮袄皮裤和单衣裤各一条。多年的皮裤,油污汗渍,早磨得又黑又亮。冬天虱子太多抓不过来,就干脆把皮裤扔到房顶上冻一夜,早上把冻硬的虱子抖下来再穿。夏天单裤洗了没换的,就坐在被窝里等晾干。

这里地处阴山北麓,与蒙古国毗邻,漠北草原,地老天荒。极目远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浩瀚悠远。曾是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辽夏、明与蒙古相争的胡马狼烟古战场,汉代塑方郡。据说当年昭君出塞、苏武牧羊都来过这里,附近还有气势恢弘的汉代古城和佘太庙等历史遗迹,远处狼山上有李陵碑。唐诗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说的就是这里吧。可人家是纵横捭阖,封狼居胥,叱诧风云,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而知青们先是满怀热情想来“大有作为”的,但很快就发现那不过是个幻影,几年后慢慢地在生活的压力下退化成跟老乡一样只求生存,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有一纸“城市户口”,再作城里人,但那可就难了。如今呆在这荒山野地里,窝窝囊囊挣几个工分混口饭吃,这是什么生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牧区生活,并非无拘无束,上马扬鞭下马酒肉,歌舞升平,那是电影里的。这里放牧牛羊,几里路才见一户人家。知青同样有生活的压力,干的活儿是修棚搭圈,打井盖房,收种饲料,剪毛凿绒,走到哪儿住到哪儿,炕上地下羊圈草棚。膻肉酪浆,以充饥肠,餐风饮露,不如矿上热闹,又有人做饭。矿区远在深山,又有危险,社员们不愿来,矿上多是“四类分子”和知青。四类分子没有选择,而知青们是要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起初对这些社会渣滓自然避而远之。建设“人间天堂”的新社会嘛,当然要先打扫地基,清除这些旧社会的废物垃圾,觉得天经地义很正常。为了达到人类最美好的终极目标,即使手段有些“那个”也是难免的。没想到几年后,自己因为家庭问题成了“可教子女”,招工调干都没有希望,此时方大梦初醒,始知世事常有不平,也初尝革命事业不断制造“阶级敌人”的卑劣和荒诞。再看四类分子,也就多了一份同情,反正谁也嫌不着谁,所以相处不错。

四类分子中有牧主、王爷的管家、还有当过土匪的,这当中只有老王对逆境蛮不在乎,“死猪不怕开水烫”,苦日子中乐的时候多。“柳木扁担,颤也不颤(理也不理)!”,是他的口头禅。挣了钱爱喝酒,喝得红头胀脸跟人抬杠,眼睛瞪得血红。人们说,“一个人,不算人”,他就会板起指头细数年轻时打过多少“伙计”,什么样的女人都见过。有的女人只认钱,“谁来就谁来,只要提将羊腿来。”还有的女人跟他真心好,“牵手手,亲口口,猫爪抓在心里头”。最难忘的是五原的一个“刘二寡妇”,跟他好得要死要活,最后“掏上钱,贴上饭,盖底(铺盖)蹬个稀巴烂”。

有人说,你就这么个过一辈子呀?他把眼一眯:“自古以来,十八罗汉十七美女,丢下尼(那)个咋办了?就是个串门子。”不时还有妙语:“你们城里人搞对象爱讲个感情,感情是个甚?告诉你们吧,感情就是‘干’情!不干哪有情?”

当兵的为人豪爽,烟酒不分家,但别人有家口难免要算计。看见小气的人,拿着火柴找人要烟抽的,就笑人家是“关住门吃,开开门屙”的主儿,惹来一顿臭骂“老不死的”、“枪打货”,还偷着乐。认的字不够记账的,却会打算盘,二一添作五,三下五除二,分毫不差,会做生意。我看他的驼毛褥子不错,他想要十块钱,我出五块,经过讨价还价以八块成交。但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是他不久前才化五块钱买的,属投机倒把,我却觉得物有所值。下棋不怎么样,嘴上却决不吃亏;输了,转身跟人说是“棋平对手”,要是赢了一盘,马上就吹“杀得他砍瓜削菜了”。要是别人悔棋,他会得意地把你损到骨头里:“想哭上赢了?”

自己穷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却偏爱操闲心评论世道人心。他把世人分成三个“等类”:“头等人骑马挎盒子,二等人胳纽压桌子,三等人扁担压脖子”。还说不管是哪朝哪代,这也变不了(想想也对,古今改朝换代,结果还不一样?)。旗里干部下来说是“检查工作”,他却说那是来“撇浮油”的,果然他们到处打弄皮毛山货带上走了。上面来人搞运动叫“斗私批修”,他说风凉话,“人要是没了私字,那不是和牲灵一样了?”(多年后我们才知此话的精辟和领袖的愚蠢)。

要是看见有人溜官儿走红不顾矿工利益的,一撇嘴,“那家伙抖抖搭搭介,见了当官儿的,头点得就像没尿净!”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觉得解气。后来那家伙又失宠了,那是“遛沟子遛在胯腋骨上了”。那时候,人们还忙着敬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却会在万籁无声的夜里,在灶房间没人的时候,凑着油灯抽着旱烟,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唉,想活多大活多大,没老天管着了?”

高兴起来爱唱个山曲儿(爬山调):

二啦糜米酸粥粥辣荚荚菜,该叫人家走来该叫人家在?

锅台上点灯半炕炕明,什嘛人留依下个人想人?

雪地里过来风沙里走,拉骆驼的哥哥谁收留?

地亥儿(里)的山药锅亥儿的米,我寻的男人就是你!

粗实的汉子,感情却很细腻,曲调婉转悠长,如怨如诉,听得人心酸。那是在铺天盖地的红歌喧嚣之外的另类音乐,是放声于山野的“思无邪”。“五哥放羊”,“打樱桃”,“割莜麦”,朴实无华,如诗如歌。“拉骆驼”,“走西口”,“水刮西包头”,苍凉粗犷,刚烈豪放,伤而不悲,谐而不淫,伸直了脖子瞪着眼,直吼得青筋暴胀、头上冒汗才痛快。他最爱的就是那句“我寻的男人就是你”,直白贴心,火辣多情,可能是“刘二寡妇”当年给他唱过的。那是人家一辈子的念想,老爱哼哼,可惜再也没人“寻上他”。他说,后来她还是大哭一场跟他分了手,嫁了一个收皮货的走了,是族人逼的,也是人家“财礼厚”呀。那是个有情人不成眷属的凄凉故事,只给他留下了一个精致的烟荷包,上面绣的鸳鸯戏水,一直用了几十年。

青年社员“二板头”,从来没出过后山,吃过的最好东西是油炸糕,所以有一次在大家议论美食的时候,他就傻乎乎地说,“皇上可能每天都吃油炸糕了。”人们哗然,笑其无知,岂闻天下美食。而老王是“下过包头”见过世面的人,当然对此话怒不可遏,骂他是“裤裆里的虱子,见过个甚”!二板头不服,问“那你说皇上吃甚?”老王虽不知宫廷大宴满汉全席,却会细数老绥远的美食。像包头“聚德成”的涮羊肉,薄得像纸,含到嘴里就化,一个人二斤还不够。“德顺源”的羊肉烧卖,皮薄透明,一咬一口油,再就上老陈醋,喝上砖茶,别提多美了。还有“麦香村”的过油肉,“万胜庄”的酱牛肉,说得人直流口水。这些老绥远美食,别说二板头,就是城里人也是久闻其名而难有口福的,那时候家里吃的多是棒子面大白菜,国营食堂里排半天队能吃上一个肉炒粉就不错了。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会有那么多美味,而“幸福天堂”的新社会咋都看不见了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

草原上医药少,谁得了头痛感冒什么的,都找他刮砂、放血、拔火罐,都有效果。闲下来他串话多,“走胡地,随胡理;走草地,喝炒米”。想喝茶要是壶里空了,他也有话:“喝茶遇了个空壶,尿尿遇了个满壶。”把人逗笑了才去烧水。这时候,茶壶在炉子上滋滋作响,人们凑在油灯下掐着虱子,一边聊着笑话,有人还会说一段儿:“薛仁贵扫北”。这时候,低矮阴暗的工棚里,气氛就充满了温馨。

日子也不是老这么温馨。上面有运动下来,像是“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什么的,照例把他拉出来批斗一回。会上气氛肃杀,叫他低头弯腰,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打倒历史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却没有揭发出他的任何劣迹。斗完了回来,他就悄悄地骂:“好狗的,老子当年跟傅作义打日本时候你们在哪儿了?”“咬住老子就油麻花也哄不开啦!和平起义时候你们是咋说的?日他!”;“柳木扁担,老子颤也不颤!”

没人信他。但心中纳闷,傅作义是平津战役的败军之将,还能打日本?我们受“党的教育”多年,抗战的事知道“地道战”和“地雷战”,但这些都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没他们国民党什么事儿呀?他们不是消极抗战,把大片国土送人,胜利后才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吗?再说抗日的还有不是共产党的?但后来听说傅作义确实抗过日,方知此话不虚。可批斗会上有人骂他:“你打日本也是给国民党打的,不是给共产党打的!”猛听此话,见他一惊,瞪圆了的眼睛像要冒出火来,张开了嘴却说不出话来,最后耷拉下脑袋任人批斗,再也没有一句话。

其实老王的处境还不是最糟的,因为他人缘好与世无争,人们在心里还是可怜他的,所以没受皮肉之苦。傅部虽然起义,但解放后大批高中级官员在“镇反”中残遭镇压,更多的在历次运动中受尽煎熬,他就算幸运了。那时候,文革的派性武斗之风也传到了牧区,没来由的阶级仇恨,被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煽惑到了可怕的高度。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一派抄了另一派的老窝,抓到了一个女头目,说是她作风不好,就扒了她的裤子拉出去游街,说是要“彻底打掉阶级敌人的威风”,看得人们比过年还热闹。等到另一派得势,抓到了这一派的头目,就绑起来按在地上灌大粪,说是“把坏人彻底搞臭”,最后两派都声称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贫下中农原来是这样闹革命的,这就是毛泽东极赞“好得很”的痞子运动吧。

矿上还好,那两年时有发现新矿脉,产量不错,人们顾挣钱,矿区还算平静。只是牧区缺青菜,冬天又长,半年难见绿色。有一年开春儿,草地刚刚泛绿,老王掐来一把野沙葱,洗干净切碎了,撒上盐拌起来吃。那野沙葱并不好看,却透着青草的芳香,沁人肺腑,感觉真是难得的人间美味,大家一抢而光。多年后,我在美国的“天然食品”店里也发现了野沙葱,说是富含维他命。买回来一尝,那味道却跟记忆里大不一样,孩子们更是不屑一顾。斗转星移,在今天物资泛滥的时代,那远去的苦涩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知青们爱“关心国家大事”,没有利益的约束,荒草野地又少有顾忌,思想的空间大得多。有一次聊到毛主席刘主席两个主席,提着脑袋扯旗造反,亲密无间,如今得了天下,咋到头来一个成了“红太阳”,另一个就成了“叛徒内奸”还有“工贼”?不好理解,看来还要继续学习文件。谁也没注意,老王在墙角叭嗒旱烟,忽然冒出一句:“一个槽上拴不住两头叫(公)驴”。人们一惊,吼他:“你敢灰说?看斗不死你!”,好像没听见,人家磕了磕烟锅子,提上裤子出门尿去了。

多年后,我在美国做了教授,又读了无数有识之士的专业大作,只想对那个引发十年大乱的核心问题找到一个合情理的答案。学者们上天入地绞尽脑汁,从政治路线党内斗争个人性格等各个角度深入探讨,都言之成理并各有建树,正在逼近历史真相。但仍不时油然想起老王那句粗话:那是夜空中的一道闪电,直刺人性深渊;是晴天里的一声炸雷,撕开伟人灵魂!

知青都有过美好的理想,将来要上大学当科学家什么的,但如今这些都变成了泡影,忽然就从梦中跌到了地上,最不敢想的就是将来。如今整天打眼放炮背石头,前途无望,大好青春一无作为,年龄渐长又没有女友,日子苦闷无聊,不知哪儿是尽头。常念叨,“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奇怪古人写的怎么就是眼前的此情此景?有人拉起二胡,“苏武牧羊”,“天上布满星”,“病中吟”,如咽如哭,柔肠寸断。还有的就唱,“命那啊,我的命运哪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到处流浪…”。

有的招工走了,剩下的更加绝望,有时收工回来走在路上,会对着空空山谷像草原上的野狼一样仰天长啸,泄泄心中的怨气。还有的就学着划拳喝酒,喝醉了吐得一炕,有的还吼喊骂人,甚至打架斗殴。这时老王就说:“你们是贵人遭磨难!人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敢说呀!”猛听此话,如雷贯耳又半信半疑。那可是“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年代,难道这“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还会……不敢往下想了,但既是老话,必有其理。经他一点,顿觉心里暖,日子似乎也从此有了盼头。

冬天大雪封山,运煤的拖拉机上不来,工棚里冻得像冰窖,早上起来眉毛胡子都有霜。晚上裹着被子围着小油灯聊天,问他为啥不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偏要参加国民党?他说老家在山西河曲,穷地方,“河曲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他爷爷光绪年间“走西口”到绥远扛长工,攒下点家当,后来“吃洋烟”(鸦片)败了家。遇灾年肚子饿,“队伍来了跟上就走,管饭就行,还管它什么党!”谁知竟落得今日下场。

问他旧社会的长工生活怎么样,本指望听到“高玉宝周扒皮”的故事,但回答却出乎意外:“不错的,秋收时候一天四顿饭,晚上还有酒有肉,老板娘亲自下厨。要想用钱,跟柜上说一声就行,可以预支”。“有大事,到村公所找乡长作主,都能讨个公道。”这些可跟书上“万恶的旧社会”大不一样。旧社会不是有白毛女黄世仁那样的悲剧?而老王说,“我咋就没听见过?要是有那样的事,他在村子里也呆不下去。”

今天我们知道,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社会靠家族宗法制度维持,虽然守旧,但却有稳定社会和仲裁纠纷的作用,故难出伤天害理之事。倒是所谓的“新社会”,乡村基层权力劣质化,此类事时有所闻。高玉宝周扒皮一类的奇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自由的雇佣市场里,你要是对长工不好他们早就跑到别人那儿去了。

问他这辈子最苦的是哪年?“六〇年无粮过冬,上辈子也没遭过那么大的罪!饿得人前心贴后心,全靠挑野菜扒树皮挖老鼠洞(里的粮食)才活下来”。那不是“自然灾害”吗?“谁说的?那几年可是好雨水,谁知道那些干部们咋日鬼的,叫深挖地五尺。把老阴土都翻上来,那能打下个粮食?种地不开垅子不透气,说是‘密植’,庄稼能长得起来?”我说,“那咋也比解放前强吧,那时候不是也有灾年?”老王眼一瞪:“强?墙里跌在墙外了!民国年间遇灾年,县上还来救济。他们可好,‘反瞒产’,硬把活命粮搜走,活生生把人饿死。村里老人站在门上骂,干部们听见了也悄悄的,连个屁也不敢放!”

有人说:“共产党也想把事情办好,就是没经验”。老王继续骂道:“自古以来,庄户人种地种得好好的,为甚现在要听干部的?一地有一地的水土,干部们知道个甚?他们都是死人逑——凉棒(外行)”!又是一阵哄笑。现在想起来,那些话虽粗,却点出了颠倒了的生产关系,荒诞的制度症结,引起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地震。

战场上的事,他最不愿说,说是“想起来糟心了,不待要说它”,但人们最爱听,总是在人们催促下才肯说几句。“新兵怕炮,老兵怕号。为甚了?炮打过来声音吓人,其实赶紧往地下一趴,不咋。但号声一响,连长拿手枪在后面督战,谁敢不冲?要是留了活路,谁还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傅长官军法无情,我就看见一个营长贪生怕死误了战机,叫军法处置了。”

“有一次日本人来得快,伤员来不及撤走,第二天赶回来一看,全都冻死在战壕里了。”“打扫战场,身上没伤的(吓死的),当官的不叫埋,扒光了衣服叫喂狗。我们村的李二旦生来胆小,跟我一起当的兵,就是这么死的。实在不忍心,半夜跑去把他埋了,回来几天都吃不进饭个。”寥寥数语,却是真实的生死场,那是一个老兵的实录,绝不是电影里的英雄故事。最后总要说:“唉,这辈子能死在炕上就是福气了”。

老王最得意的是傅军的两场影响深远的胜仗,说得最多。一场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打百灵庙,强行军三百里,五明头(黎明)冲锋,把日本人和“二日本”(伪军)杀了个痛快。“那一仗庆祝得最热闹,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敲锣打鼓,杀牛宰羊。连北平天津西安都来了人,演戏的,唱歌子的,红火了好多天。还送来东西慰问,我还分了一件洋布背心和毛巾,头一次吃了洋罐头”,“后来还听说这事闹大了,不道咋的张学良就把委员长扣下了”(西安事变,见下文)。

另一场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打五原,我们团跟董其武守五加河桥。日本人从包头坐着卡车下来,想要过河,用飞机大炮炸了三天三夜,硬是叫我们死顶住没过了河”。“炮弹炸得呀,吓死人,震得耳朵半个月听不见声音。一团人死了一多半,连长排长都死了,伙房也叫炸飞了。我帮着背伤员,一个炮弹打过来,震得我昏死过去,身上还中了两块弹片。后来开庆功会,长官还赏给我两块袁大头”。卷起裤脚,翻开上衣,腿上背上都留着几寸长的伤疤,惊心动魄,可想当年战场的惨烈和死里逃生的惊险。但也有人说他是吹了,国军腐败不堪,能打这种硬仗?如果真有其事,咋从来没听说过?谁知道他的伤是不是跟人打架留下的?想想也是,共产党也是炎黄子孙,咋也不会太下作吧?定是老王喝多了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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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故意激他:“跟上国民党没少干坏事吧?电影里说你们搜刮百姓鱼肉乡里,你狗的作害了多少妇女?”他眼一瞪,着了急就说实话:“欺负老百姓?残兵败将不敢定,我们是国军正规军!共产党有三大纪律,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纪律?告诉你吧,我们有十大纪律!谁敢乱来?借老乡房子,还要把家俱都拉下单子(写下清单),走的时候还要跟房东当面清点”。不识字的人却能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从头到尾一字不差,可见当年训练有素。“在后套挖大渠修水利,把我累了个半死。唉,共产党的天下,傅作义说不清啦。”“作害妇女?吓死我,不要命了?有一次我在平康里逛窑子,回来叫董其武逮住还打了我一马棒。”不无得意,董后来任绥远最高军政长官。

说起逛窑子,人们来了劲儿,纷纷打听究竟。这时候他就会细数归绥五塔寺、包头平康里,哪种女人要多少大洋。对知青来说,这些可是闻所未闻。有一次公社刘书记到矿上来说是要开会“讲安全”,但听他讲得津津有味,竟忘了来意,一看表太晚了就说,“去他妈的,下次再说吧。”坐上拖拉机走了。社员们来到矿上,领到炸药雷管就进巷道,打眼放炮装炸药,点着了导火线赶紧往外跑,生死就在一瞬间,从没人讲过安全规程。后来真出了事,社员高喜喜心急去抠哑炮,被炸得尸骨无存,场面惨不忍睹,只找回一只鞋。

人生跌沓,世事无常。后来,高层厮杀的结果,在文革最疯狂时“副统帅”竟然跑了,还死得那样惨。消息传来,人们兴奋地议论:你把老刘整死,他不过是“走资”,可你“亲手选定”的接班人却要炸你个粉身碎骨,看你这回老脸往哪儿搁!看起来那么慈祥温柔的“伟人”们,原来竟如此厮咬?如果“最亲密”的战友都恨你入骨,那你的“革命路线”还有几个人真心追随?人们压低了声音在炕上聊着,黑暗中烟头一亮一暗,隐隐感觉大地上传来滚滚闷雷,像地下的熔岩在翻滚,从来没有的痛快。

可没几天,上面又叫批林彪的“极右”,也就是说他左得还不够,祸害还没完,“领袖”还想更左!捅了大篓子不知悔改,竟厚着脸皮抛出“给江青的信”以证其有先见之明。人们却笑其敢做不敢当,出此大丑,还想诿过于人。如果你真有先见,还会把他写进党章宪法而贻笑大方?多年来此公头顶“一贯正确”“洞察一切”的耀眼光环,成了匪夷所思的神,这次才让世人第一次看到他在大祸之后的慌乱中原形毕露。至此明白,此公品质低下,人格卑鄙,他是永远不会承认错误的,此公不死,国无宁日。从电影上看见他快速衰老病态的样子,暗想那一天不会远了。

从那以后,毛泽东灰头土脸,不得不有所收敛,文革因此盛极而衰。接着是“72年回潮”和鼓舞人心的“73年高考”,那可是文革七年以来上面破天荒的第一次宣称要凭文化考试成绩录取大学生。人们奔走相告,在绝望的生活中如闻惊雷如沐春风,其社会震撼力不亚于后来的“77年高考”。本来招工上学的指标光是公社干部子弟还不够分的,但这次在文化考试面前,这些人知难而退,公社不得不让知青们不论家庭出身都报了名。老乡们说,“这回就看你们谁得头名状元啦”。但是考试后由于“张铁生事件”的干扰,那年招生在最后关头搞得不伦不类,录取的“工农兵学员”既有成绩好的但更多的是“红五类”。然而幸运的是,我几经周折后还是意外地上了大学。

草原生活五年,始知世事沧桑,感受了真实的社会底层。贫下中农大多不敢乱讲话,其他人更是噤若寒蝉,只有从老王这样见识广无牵挂又毫无顾忌的人嘴里,得到了不少难得的人生“再教育”,从一个专制制度下批量生产的驯服工具,转化到一个有批判意识的自由人。从那以后,虽人在都市,但荒岭的夜月,草原的清晨,常在记忆中浮现。后来,听公社来的人说,老王干不动了,最后几年在工地上下夜,还托人给他捎过一瓶竹叶青。再后来,听说他一个人死在工棚里,被人发现了,还是那身皮袄皮裤,卷了一块毡子抬出去,挖了个坑埋了。

三十二年后,我故地重游。塞外秋凉,草木早衰,气候暖化的后果,雨水渐少,再加上过度放牧,草场不得生息,逐渐退化,满目萧然。历史上这里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七十年代我们见到的草场尚可藏住兔子,而今天是连老鼠也难藏身了。且放牧量大增,草场矛盾增加,所以草原上很多地方已被铁丝网割成一块块的,大家各管各的,昔日里那种守望相助、走到哪家都管吃管喝的淳朴民风已不多见。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却奇怪不见当年骏马奔驰的情景,原来牧民已经骑着摩托、打着手机在放羊了,见证着时代的进步。但当年矿上的工友不少已经过世,年龄并不大,可知医疗条件仍然有限。山河依旧,人事皆非,最惊奇的是,现任乡长竟是当年公社书记的儿子,牧民中发了财的也多是队长书记的后代。居民点上气派的砖房,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那是村长支书的。官二代三代,代代世袭,如此“红色江山万年长”?

如今,那个党虽然还在台上,但“铁打的江山”早已变了颜色。当年争抢党票,如今竟流行“退党入教”,鄙弃马列,重新皈依佛陀真主上帝,真是匪夷所思的巨变。矿山已废,断垣犹在,一草一木都叫人想起那远去的岁月。找到老王的坟上,撒了一杯酒,忽然想起他“三十年河东河西”的话,大为感慨:多少人绝望自杀没有等到那一天,多少智者先知都不敢想的沧桑巨变,莫非一个乡野村夫竟早有预感?万物兴衰起伏、此消彼长的深刻哲理难道他早已了然于心?冥冥之中,难道世事真有轮回?抚今追昔,不胜嘘吁,“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今天,傅作义抗战史终于在回忆录和学术文献中重见天日,但当政者仍有难言之隐,不肯大力宣传。从老王当年的只言片语,也远不足以了解那些战役的全貌以及对全国战局的影响。当年的知青如今已届耳顺之年,“曾经沧海难为水”,对听见的东西不再轻信,对经见的事也想要知道其真相。工作之外渐有时间,有心检验一下他当年所述是否确有其事,个人记忆也会有所偏差。身在大洋彼岸,不时怀念如今到处都是的老绥远美食,“涮羊肉烧麦真不赖,二人台山曲儿真精彩”。近年来回内蒙时,注意收集了一些散见的文史资料,并借助海外互联网信息通达之便,抽丝剥茧,考其真伪,从海峡两岸的文献中提取到绥远抗战的一些真实史料,这些史料所描述的是一幅尘封多年的恢弘画卷之一角。

抗日名将傅作义,翘勇善战,戎马倥偬,于1933~1945 的十二年间(早于1937全国抗战四年),率部在华北抗日战场上转战18000余里,与日军进行了大小战斗290多次,杀敌无数,威名远扬。其中长城抗战,忻口会战、百灵庙、绥西、包头、五原大捷,打得英勇惨烈,以弱胜强,大震国威。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老王提到过的百灵庙一战,史称“百灵庙大捷”。那是1936年11月,傅军长途奔袭300里,“昼伏夜行,翻穿皮袄,马蹄裹布”,在零下40度的凌晨严寒中,出奇不意发起攻击,歼灭盘踞的日伪守敌。此战规模不大,却是日军侵华五年以来、中国丢失大片国土之后的首次完全胜利(此前虽有“长城抗战”等战役,但国军未获全胜),也是国人第一次发现气焰嚣张的皇军并非不可战胜。这使抗日愿望长期受到压抑的全国民众从心理层面上看到了希望而欣喜若狂,强烈地激起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热忱,纷纷自发踊跃捐输。当时在绥远,有人竟“毁家抒难”,将家产尽数变卖支援抗日,甚至有监狱的犯人宁愿饿肚三天,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献前线,高涨的民气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热泪盈眶(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辑,29页,1990年)。同时,北平西安上海各地都纷纷组织绥远前线慰问团、义勇军、宣传队、救护团、战地服务团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前来绥远劳军。其中北平学联发起了“万件皮衣运动”,口号是“千针缝、万针缝,送给绥远战士杀敌打冲锋”。同时,何香凝组织了“上海妇孺抗日慰劳团”,陶行知组织了儿童团等。还有大批热血青年,从各地纷纷来绥要求入伍抗战。慰问品堆积如山,歌声震天旗海遍地,热闹非凡,塞外古城归绥一时成了万民瞩目的抗日中心。

然而,更重要又鲜为人知的是,此战还作为导火索引发了影响世局的“西安事变”。事情的经过是,“百灵庙大捷”使傅作义成了全国敬仰的英雄,却深深地刺痛了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傅张二人曾在北伐中为敌,但后来成为好友),使这个手握三十万重兵却对日寇一无作为的少帅在全国人民面前无地自容。绥远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激起了东北军将士的抗日激情。他们自1931年退到关内五年以来被人唾骂受尽屈辱,现在看到中国人也可以打胜仗,故纷纷到张学良面前哭诉,强烈要求增援绥远、打回老家去以雪前耻。百灵庙大捷以后,日军疯狂报复,向绥远大举进攻,绥远一时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此时全国抗战还未开始)。

这时蒋介石抵西安视察,学生们趁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绥远抗日大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支援绥远。各方面的压力致使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不顾后果,在绥远大捷的半个月后冒然发动了“西安事变”,竟敢绑架国家元首。他以为这是“逼蒋抗日”,然而在事变过程中,全国甚至世界舆论都强烈谴责张杨无法无天亲痛仇快,一致诉求“枪口对外,支援绥远,将绥远抗战扩大为全国抗战”(只有中共狂喜,曾谋求杀蒋而未得逞)。正是这强大的舆论压力,才促使张学良幡然醒悟,知其大错,诚恳向蒋负荆请罪,并终其一生持此磊落态度。而委员长置生死于度外,危难之中也不失元首威严,凌凌风骨,不愧为当年扫平军阀一统华夏的领袖。史载,委员长回来那天,举国沸腾,南京城里民众倾城而出,鞭炮响了一夜,人们庆幸国家没有分裂。可惜这段煌煌史实,早已被官媒扭曲得不成样子。今天也少有人知道,内蒙古的无名小镇百灵庙,曾经这样促进了全国抗战的总爆发,进而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

老王提到的另一场胜仗,是1940年3月的发生在绥远的“五原大捷”。那是在抗战最艰苦、日军长驱直入切断了国府与国际联系的全部海上通道而命悬一线、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已无可能撑得下去的时候,傅军在河套重镇五原取得的一场大震民心士气的胜利。五原离日军占据的包头不远,有公路连接,可以随时驰援,难以攻取。但傅作义识水利,他巧妙地利用春分时节黄河漂凌阻塞河道使河水暴涨淹没两岸公路、暂时切断日军联系的宝贵时机,出其不意奋勇歼敌,一举解放了五原城。此役中傅作义麾下大将董其武率部在五原城北奉命死守五加河桥,阻击来自包头绕道阴山北麓经乌不浪山口疯狂扑来的大批日军增援部队,立下首功(老王在列)。日军急于赶至五原,穷凶极恶以飞机坦克大炮的绝对优势轮番轰炸,强攻三天三夜竟不得渡河,使傅军主力攻城有了宝贵时间。战斗中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尸横遍野,死伤惨重。此役是国军首次收复沦陷城市,还击杀了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将,强烈震动日本朝野。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为之欢腾,被舆论誉为“开反攻胜利之先河”而光照日月。傅作义也因此被国府授予代表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并获奖励三十万现大洋(老王所得的两块可能来自于此)。直到2005年,当地才重建了毁坏殆尽的“五原大捷”烈士陵园。

史料记载,1938年傅作义在晋西整军时曾为晋绥军制订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责令遵守,故傅军军纪严明,与百姓水乳交融(王所言有据)。正是有了民众的支持,傅军才能在1946年的“大同—集宁”一战中,大败贺龙聂荣臻部,歼灭共军两万人,是国共之争中少有的经典一战。傅主政绥远二十年,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口号,开展屯田活动,对繁荣河套经济起了巨大作用。并提出“治军治水并重”,调配军工民工,修建干渠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使“黄河百害,为富一套”的地利更加造福人民,功在千秋。又引进水稻种植,使河套人首次吃上大米并受益至今。还除匪患,办学校,兴实业,办起绥远第一家毛织厂,生产出高级毛料(可见内蒙古并非如官媒所说“解放前连一根钉子也不会造”),这些德政至今为民间称道。这期间,傅部长期驻扎陕坝五原一带(故王与寡妇有染)。

傅与中共素有往来,宽容了中共在绥远的地下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被捕的中共要人王若飞以礼相待还亲自宴请,并促其于1937年获释(流传很广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夸大了王所受的“虐待”)。傅还在1936年2月派遣中共党员乌兰夫赴百灵庙(乌曾留学苏联,1929年回国后在归绥土默特小学当教师和教导主任,后获聘为傅的俄文翻译,其主要工作是收听苏联电台广播向傅报告)。乌不辱使命,说服其任骑兵队长的堂兄云继先,在当地王爷德王投降日本人以前,拉出了一支八百多人的骑兵队伍,组成了傅作义麾下的“蒙旗独立旅”参加抗日,史称“百灵庙暴动”(但官史却“忘记”了傅的主帅作用),这也为9个月后的“百灵庙大捷”埋下了伏笔。其实我观乌兰夫治绥亮点不在此而有二:一是解放初“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此举避免了残酷杀戮(也是今日疆藏之乱源);二是“大跃进”时内蒙未争先,故饿死人较少,还接纳了3000上海孤儿和很多外省饥民,我们公社就有不少。疯狂年月能做到这些已属不易,但却难以明说。然而世事荒唐,最为诡异的是,傅作义一世英名,竟晚节不保,去做什么有名无实的“水利部长”,甘受其辱。其弟傅作恭博士被打成右派活活饿死甘肃夹边沟,他竟没有施以援手,晚年更沦为统战工具。一代将星,就此陨落,读史至此,不禁掩卷长叹。

1949年9月,大厦将倾,一木难扶。主政绥远的董其武将军为使黎民免遭战火涂炭,顺应大势,以苍生为念,率10万国民党军政人员主动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在起义前的谈判过程中,毛泽东曾对“绥远方式”用白纸黑字作出了明确阐述和具体承诺,即“对绥远董部官兵不缴械,人员不遣散,而整建制改编”。还有,“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即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故王骂其无信)。另外,董其武治军廉洁,反对吸毒、卖淫、赌博,并对此深恶痛绝(故王挨其马棒)。

这些铮铮史实都对王万贵的话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更为他的一生遭遇鸣不平。一个伙夫,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上了战场,虽没有斩旗夺帅的赫赫战功,但他为国家流过血,为战火中的“弟兄们”做过饭,抢救过伤员,尽了一己之力而无愧于时代。他三言两语提到的这两场战役,虽然远不及淞沪会战或台儿庄大捷有名,但都在特定的时期影响了全国战局而彪炳史册。一个顶天立地的战士,一个应该受人礼遇的军人,却被剥夺了胜利的荣耀和军人的尊严而沦落成受人奚落的“兵痞”,这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一个民族的悲哀。

抗日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战,时值中国才结束千年帝制不久,国家积弱贫穷,一盘散沙(北有“满洲国”,南有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南诸省军阀割据̶),原本无力去打一场现代化战争。但国难当头,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抗战”,“竭全国之力,抱必死之心,保民族之生存”。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的强敌殊死搏斗,惊天地泣鬼神,在山穷水尽、国脉如丝之际,拼死保全国柞于垒卵。这样血泪斑斑之丰功伟业,惊天动地之民族壮举,当政者竟然在整整三十年中对其亿万学子和人民大众绝口不提一字!还反诬人家是下山来“摘桃子”的,煌煌青史竟敢成灰!同为炎黄子孙,如此伤天害理,需要何等阴暗猥亵的心理,何等卑鄙龌龊的企图?

党派高于民族,私利凌驾国家,即使在抗战胜利七十年后的今天,官媒仍然遮遮掩掩,拒不大声承认国军在抗战中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却津津乐道于骨肉相残的“三大战役”。炎黄子孙窝里斗,兄弟操戈血成河,何忍于津津乐道?面对世界民族之林,又情何以堪?还奢谈什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

中共为什么如此下作?唯一的解释是,因为他们怕,怕的是人民知道了国民政府不屈不挠抵死抗战的真相,从而对血淋淋的国共之争的起因提出疑问,最终会追问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一个遵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野蛮逻辑的党,为现代文明理念所不容,所以它至今不敢将自己的合法性诉诸民意。尽管它表面上气壮如牛,但心里总是虚的,最怕的是被人追问其来历。在抗日的生死关头,毛泽东为中共制定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也是今天为史料所证实的中共实际作为。此举为中共夺得了政权,却是他们今天绝不愿人提起的“最高机密”。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听到过台儿庄和昆仑关,也没有听到过滇缅公路,南洋机工,印度远征军和美国飞虎队,更勿论长城抗战、五原大捷。最为可悲的是,三十年中连南京大屠杀都无提及,因为那“杀的是国民党军队”。

为什么日本至今拒绝为侵华认罪?据说其辩解之一是:你们自己在长达三十年中从未正式提起此事,五六十年代为了反美,还视日本为受害国为其所受的“原子弹之害”大力伸张。那么,你们现在再来翻悔已属逾期讨债,理由已不充分。再者,皇军帮你们消灭了三百万国军,但从未重创过八路,非如此中共得不了天下。毛本人也深知此恩,故多次公开为侵华战争感谢日本。而他至今还被你们挂在天安门供在纪念堂,那么他说过的话当然继续有效,何来认罪之说?

这不是黑色幽默,却是真切的史实。在中国,信史只见于隔代之后,但如果用“民族大义”这个标准,后世史家在“隔代修史”之时,将会对曾经决死抗战的国军和从没向日寇放过一枪的某些“共和国元勋”怎样重新下笔?一个外国史家说过:“在中国,最难预料的是历史”。专制之下,史家只能曲笔,随着眼前政治斗争的胜负不断修改历史,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也许我们真的是劣等民族,了解自己父兄的史实还要等到“隔代”之后?国军的抗战史料在大陆现已大部被毁,研究者竟必须依赖美国和日本的档案。被阉割了历史的民族,何谈崛起?在奢谈“统一大业”和“向前看”之前,首先需要的是向后看。史不真,则理不直;理不直,则心难平国难安。胜利者洗去了血迹、漂白了劣迹、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神话,就可以抵挡后人对历史本真的不懈追索?

中共为什么在已经得了天下,还要用“土改”“镇反”和“肃反”杀了那么多人,将前朝人士统统打入地狱,连老王这样与世无争的老人也不放过,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没有如此残忍?帝王们杀的是本朝功臣,却并不对前朝人士下手,反而会重用其中的贤才(管仲之于齐恒,魏、房之于唐宗,刘基之于洪武;这些都是前朝官吏,典型的“历史反革命”,但都为新朝立下了大功业)。帝王们是在“天下苦秦”之时趁势而起,自信得人心,敢用天下贤才。中共为什么如此残忍?唯一合理解释是,因为他们心虚,知其靠勾结苏俄“境外反华势力”起家,在世界的左倾狂潮中(欧美自1929后陷入经济大恐慌和世界大战,而苏联却似乎一枝独秀)裹挟青年,趁抗战之乱坐大,又利用国府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陷入腐败之机、用“自由民主”的谎言和野蛮杀戮夺权,其心术不正手段残忍,自知人心不服,故须杀人立威。残忍到什么程度?为“解放”而围困长春时,竟饿死了三十万无辜百姓。当时有数万人己经逃出城外,但在共军面前苦苦哀求竟不得一饭而活活饿死在两军之间。

这是“解放”还是毁灭,是“人民子弟兵”还是虎狼之师?真的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得了天下你就是“正义之师”?证之古今,古埃及陷落,古希腊被毁,秦灭六国,蒙古铁蹄,满清入关,在在都是野蛮摧毁文明,落后打败先进,得胜的往往是心狠手辣更加残忍的一方啊!斑斑血迹,史不绝书。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文化主要是靠宗法体系士绅群体传承,把他们打倒,社会才会出现裸体游街和灌大粪这样泯灭人性行为,中共煽起的是人性中最阴暗邪恶的一面。土改时为什么要“村村见血”?历朝历代,农民只有实在活不下去时才会造反,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村虽穷,却未有大灾荒也不到活不下去的绝境,所以中共需要用“土改”去人为地“发动”起群众,逼他们杀人。杀人者绝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能是村中的流氓地痞,他们杀了人就再也回不去了。毛泽东就是用这一狠招,绑定了他们“从此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但也与人民结下血海深仇,断绝了后世的政治改革企图,因为任何一点让步,都会引来几十年积怨的火山爆发。所以今天眼看着民怨如潮水上升却只知加高堤坝,“民困而不知救”,眼看水涨坝高,最终结果不难预料,制度使然,早晚而已。你还能把堤坝修到天上,能把GDP全用来“维稳”?

当他把“为人民服务”喊得震天响的时候,却规定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高于国家民族,高于法律良知,高于道德人伦,有这种党性的人是不可能有人性的。消除了道德良知的障碍,人就只听“老大”,无法无天,六亲不认,以至于夫妻告密,父子成仇,学生打老师。这样一个党,在观念和行为上就具备了黑社会的主要特征。没有这台高效的绞肉机,毛泽东得不了天下。而他得了天下,却不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以暴秦之政治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数灾难,包括“革命家”们自己(奇彪达龙铸、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付余、黄吴叶李邱…)。他们的遭遇读来齿寒,却并不令人同情,因为是他们自己参与打造了这台绞肉机吞噬了千百万人民。暴民造反,聚啸山林,难有规则,面对官兵之外,更可怕的是内部的残杀(杀AB团,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建政后,“开国元勋”们或许以为可以永享富贵了,其实在毛帝眼里,他们仍然是随时可以宰杀的走狗奴才甚至蝼蚁而已。什么“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其本质并不复杂(老王认为不过是“叫驴”太多而已)。

如果毛泽东真想过“为人民服务”的话,那他得了天下就应该将权力交回人民手中(如乔治∙华盛顿由此建立了今天的美国,真正的“建国大业”,为万世开太平);或至少要学开明君主任贤用能,将国家运作交给贤人和专才去实行(汉唐宋明清皆循此道避免了内斗得享几百年太平,而草寇洪秀全靠“功臣”治国则转瞬而亡)。国民政府虽腐败,但其中却不乏清廉贤能之士,知识分子也没有腐败。更可宝贵的是,只有他们才有经济文化司法外交科技方面的专才和经验,为治国之命门,而中共方面却不可能有此种人才。但毛泽东无知无畏,老子天下第一,哪管什么“经济规律”?治理国家他瞪眼胡来,“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如王所骂“凉棒”)。这样的胡干蛮干不能不遭天谴报应,除了当下的大饥荒之外,很多报应多年后才显现出来。

比如唐山地震竟死难24万人(民间估计在60万以上),官方不会承认,那主要是一场“人祸”,因为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智利也有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1985年经历了一场7.8级大地震,但死者只有150多人。这表明唐山大规模死难是政府长期“抓革命”而忽视建筑质量的结果。在一个自宋朝起就有世界领先的“营造法式”(建筑标准)的国度,竟有这样的不肖子孙!还有,79年打越南,竟把战士们绑在坦克上运往前线,成了越军的活靶子而死伤无数,因为没有装甲运输车。这并非高科技,“建国”三十年毛在干什么?在“突出政治”!战士们却用鲜血替他付了帐。大饥荒中,不惜饿死人才搞出了核弹,却险些引来苏联“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幸亏美国阻止才躲过一劫)。最近,南海岛屿主权再起争端,其焦点是我们自认为“古已先登拥有主权”,但国际法庭却主要看最近五十年。五十年前我们在干什么?毛在忙着内斗整人,没顾上建造过一个远洋海军舰队。这些岛屿离我们有几千里,离人家只有几百里,别人在五十年中能没去过吗?无知无能,只知权力的荣耀,岂知权力带来的责任!有些机会失去了恐怕就难以找回来了。昏昏然之中,疆土丢失殆尽(或变成争议之地),还在梦想做“世界革命中心”,真是愚不可及!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大老粗治厂治校的笑话,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更多更愚蠢的、毁我中华命脉的重大昏庸决策是发生在“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需要炮灰的时候,他告诉你“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坐上了龙椅却叫你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剥夺农民土地粮食的时候,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整知识分子,他又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调查了,却视而不见几千万饿殍。他说得不错:“叫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但真说了话的彭德怀和几十万右派是什么下场?打天下时他说要做“人民公仆”,得了天下却叫你把他“比母亲”!转眼不认账,翻脸不认人,正是“自古帝王多无赖”。此人得志,我为鱼肉(老王厄运不孤)。

三十年中,毛驱赶着中国人民经历了大小几十场政治运动,合作化,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口粮票,给农民头上套上一根根枷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里,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由买卖,没有迁徙和选择工作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人”还是新时代的农奴?匪夷所思的阶级仇恨,坑杀了多少中国的比尔盖茨,爱因斯坦和达尔文?把他们说成是“一小撮”加以专政摧残,自毁精英,所以直到今天,一个十三亿大国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大家、科学大师和世界驰名的商业精品。还搞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留下累累饿殍皑皑白骨,造就了毛作为古往今来在和平时期杀人最多的“大救星”。这一笔惊天大帐却至今无人给个说法,更勿论承担责任。有这样的“大救星”带领我们“革命路上迈大步”,“革命到底不回头”,撒旦才会偷乐。

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革命三十年,国之将亡,人民困苦不堪,三代人住一间屋子,人伦尊严不再,华夏五千年未闻之耻!同样的三十年,德日从废墟中变成了世界强国,亚洲出现了地区四小龙,人类登上了月球,世界已迈入核能电脑生物工程时代。但毛却驱赶着一千七百万中学生去上山下乡,与农民争食。蒙膧的青少年们哪里知道,当他们赶跑了“帝修反”、专政了资本家的时候,也就摧毁了自己前途,因为城市就业机会主要来自工商创业者和中小资本家,外国投资更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打倒了他们,留给自己的就只剩下“广阔天地炼红心”这绝路一条了。

建设国家最需要工程师科学家等专业人才,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却关闭了大学,把作为国家精华的城市中学生(他们是全国亿万青少年中受过较好教育的极少数)送去从事原始劳作。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业国家,城市引领乡村、农民进城才是历史潮流,而下乡运动是逆人心,悖天理,毁我国家精华,灭我民族生机的妄为。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大部分知青在乡下被剥夺了受教育、求职和迁徙的自由,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们的生命还没有闪光就被黑暗吞噬了,其中平民子女为最甚,他们又在其后的经济大潮中落伍,牺牲的不是十年,而是一生。

万幸的是,从绞肉机下偷生的老邓谜途知返,经济上搞得不错。但他的成功秘诀竟是把“帝国主义”和资本家请回来,让工农再给他们打工。这不是“反革命”行为吗?中国的工农不是早已“彻底斩断了穷根子,当家作了主人”吗?多少年来我们被教导说,共产党血流成河才推翻了“万恶的旧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资本家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他们都是“寄生虫”和“剥削者”。其实马克思只看到利润分配的差别,岂知企业家创业的风险和艰辛!但这一缪论煽动性极大,它开天辟地以“科学”的名义从根本上打乱了社会成规,指向了一条“砸烂旧世界”的疯狂歧途,其诱惑力对于下层工农来说远比国民政府的“节制资本,扶助工农”的正确方针要大得多,所以它风靡世界,为祸中华,替中共煽惑起千万工农为其打下了江山。但奇怪的是,已经“当家作了主”的亿万农民,最后却争先恐后重新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没人“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经济却从此大发展。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付出了上亿条性命,今天终于明白,原来救了中国的是资本主义,而那个“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它的极端主义怪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加秦始皇)——才是我们多年苦难的总根子。

今天我们终于知道,社会发展的沧桑正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恰恰是“反革命”。革命鼓吹破坏,反革命才有建设。革命导致杀戮,反革命才有活路。地主富农资本家,只要财富来得正当,他们才是社会的中坚,生产的组织者和风险的承担者,也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欲言又止,不敢明说)。今天有志青年应该做的,不是“唤起工农千百万”,“砸烂旧世界”,而是先尽心尽力给资本家打工,从中“苦其心智”,磨砺自己,学到经验创新技术积累资本,然后自己创业造福社会。今天我们还知道,社会改革只能从现实出发,社会的进步公正只能通过一点一滴的渐进改良,绝不能容忍任何野蛮暴力,绝不能从任何美妙的“主义”和“理想”出发。“跟着共产党拿起刀枪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疯狂只会翻起社会渣滓,摧毁生产力,造出人间地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残忍的权力转换之后,造就一小撮枭雄和“元勋”,朝代循环,周而复始,社会退回原点,人民更加痛苦。抚今思昔,想起那三十年的“狼奶”教育,能不冷汗涔涔?

中国的“共产革命”最终会被证明是历史的一场逆流和浩劫,因为它的根子就不正。小岗村农民写血书包产到户才吃饱肚子的故事清楚地表明:财产公有只有死路一条,“共产主义”只是幻想。财产私有才有活力,社会要有适当差别,才有发展动力。如果“共产”和“铲除一切不平等”之后,就意味着社会的窒息和死亡。在“理想”的旗下,中共虽带来过短暂的希望,但它却摧毁了国民政府已经初步建立的司法体系,舆论监督,选举体制和考试制度,这些才是国运所系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同时它还摒弃了连封建王朝都小心遵守的官员回避制度、百姓伸诉制度、皇族不做官不经商、以及史官独立记录史实(这是对皇权仅有的一点约束)等必要的统治规则。这样,取而代之的就只能是一个理念落后、无法无天、无能无信、内斗不停、没有自我纠错机制的党,向封闭僵化的死路倒退而去。

更叫人后怕的是,要不是林彪父子拼死一搏,致毛大病一场减了寿,天知道他还会作出多少孽来?只要他再多活十年,很可能会把中国打回原始社会去。这并非耸人听闻,君不见他把“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这些基本社会规则都批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和“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要“打土围子”去消灭,那不是要实现他梦想已久的“供给制”、没有城乡差别(城市变成乡村)、没有知识分子的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吗?他的好学生波尔布特不是已经实行了吗?他还要“批臭孔老二”,那是要斩断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根啊,“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如此祸国,远非夏桀商纣秦皇可比,恐怕老天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历史才在这里进入了拐点。

今天,经过了由林彪发动、国锋接棒、小平建功的艰难嬗变,中共终于从毛的邪路下挣脱出来,走上了一条“反革命”的正确经济发展道路,成绩不小。但它在政治体制上是绝不会主动开放改革的,因为它的终极目标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旗下永远一党独大,使其“红后代”子孙永享特权(这才是腐败的根源)。而正是那个“马克思主义”才给了它执政合法性,所以它至今仍扯着这杆血旗、在一个以“共产”为宗旨的党的领导下去发展自由市场、保护私有财产,其荒唐无异于以造反求安定,以杀戮求和谐。行为与旗号悖逆,如狼羊同圈,冰火同穴,为天下笑,又岂可久乎?

当习近平在大谈“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时候,他看来还不知道,尽管他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了权力,但其中却隐藏着最现实最危险的杀机,因为在今天阶级矛盾尖锐、仇富心理普遍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极左派的复活,如果他们真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拿起刀枪,造反有理”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再一次万劫不复。

在已经没有了阶级的前三十年里(除统治者外),毛泽东为什么要凭空制造出千万个“阶级敌人”?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没有把千万人打入粪土,哪会有亿万人的俯首战栗和“红太阳”的升起!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阶级敌人”,他老人家则无意细究,他要的是恐怖,是万民颤抖鸦雀无声。可悲的是,小平时代虽取消了“四类分子”的说法,却对此大是大非保持了沉默,没有给他们公开平反,更勿论道歉赔偿。几千万人、几十年的冤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付诸了东流?“伟人”不仁,以人民为刍狗!

一个穷苦善良的农民,只因参加过非共军队,就被打入地狱,在邪恶的“阶级斗争理论”下沦落为政治贱民,隐忍苟活于粪土之中,凡几十年,不见天日。队上劳动,人们一天挣十个工分,四类份子只得八分,没有年节,还随时被揪来批斗,其屈辱苟且不足与外人道。然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非同处劣境相濡以沫,不得尽其言。老王虽大字不识,又处社会最底层,但他明事理,凭良心,说实话。他不看脸色,不计利害,有气敢出有屁敢放,逆境中绝不趋炎附势。有此人格良知者,当今高官学者之中,又有几人?而无此道义担当者,又何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在那个铁桶般禁锢的“毛泽东时代”,人民被一步步拖向黑暗深渊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万马齐喑中的一句笑话,就像无边暗夜中的一丝萤火,乌烟瘴气中的一缕清风,娱人娱己暖人心底而功德自在,又令多少“肉食者”汗颜?像吁天的黑奴,他抗争的不仅是个人遭遇,更有呼唤公理、争取人权的普世价值在!我观其秉性,倔强阳刚,直白血性,言人所不敢,神似民族脊梁遇罗克、顾准和刘晓波。其社会批判之眼力,峭拔犀利,酣畅淋漓,话粗理不粗,可谓不识字的鲁迅。其幽默之辛辣,新奇突兀,出神入化,可谓没上过舞台的侯宝林。

白云苍狗星斗转,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当那些“革命家”们或死于地下室以“烈性传染病”入炉、或事败出逃弃尸荒野、或在铁窗后度过凄凉几十年、或虽助纣为虐但仍被无尽的检讨折磨得生不如死、最后那个“山大王”也在天怒人怨中被死神抓走之时,一个“兵痞”却能悠然自得,穿着他油亮的老皮裤,抿着小酒,哼着“我寻的男人就是你”,诙谐骂世,笑对人生。“柳木扁担,颤也不颤!”,他只用这一句箴言,就悟出人生大智慧,把一切诬陷屈辱丢开,安之若素,任你张牙舞爪,老子尿也不尿,深谙劣境生存之道而苦中寻乐,活个痛快。那么,敢问朗朗乾坤:究竟谁,才是人生胜者?

故人已矣,把酒问天。

关键词: 傅作义 文革 栏目: 史海漫步 首页重点发表: 新鲜看点 作者: 东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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