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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辞国长者的漂流悲歌(一)
—— 赵复三:漂流悲歌三绝唱

  七月十五日,得知赵复三先生逝世的消息后,我除了难过、悲痛之外,又泛起了一阵孤独感。尽管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五、六年前那次大中风,头上打了三个小洞之后,一直虚弱,去年因小中风不断,竟到医院急诊十几次)心里早有准备,但他真的离开了,我还是抑制不住悲伤。在他漂流海外的寂寞生涯中,我是他仅存的几个朋友之一。我称他“赵老师”,他称我“再复老弟”。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但他本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的领导人,并且很有学问,所以尽管情感亲近,但与他说话时,总是保持一种自然的敬意。二十多年来,我们谈论得很多,但有一句话,我始终没有说开。我觉得,他的晚年是一曲典型的流亡悲歌。

  他流亡,谁都知道。但他在流亡中如牛负轭,辛苦耕作,在重大的精神压力与身体极为虚弱的状况下仍然悲辛地翻译、著述和牵挂,却很少人知道。现在他远走了,我想到,应当把他的漂流悲歌中的“三绝”记下,为自己,也为后人。

  第一绝唱:境界

  十五年前,即二〇〇〇年,应德国的华裔学者关愚谦先生之邀,我和赵复三先生到维也纳去参加那个“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讨论会。会间我和赵复三、李泽厚、陆铿、何博传诸位老友促膝交谈。就是在这次相逢中,他告诉我:出国后,完全是“重新做人”。十年前,曾有一位领导请他归国,他谢绝说:“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整人也不让人整。”还再次告诉我,他已拟定了六个字的人生座右铭,叫做“舍身外,守身内”。我一听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赵先生和许多海外流亡者相比,他的身外之物太多太重了,副院长、政协常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代表团团长。如果不辞国不仗义执言,他什么桂冠都会接踵而至。他的英文那么好(胡乔木出国时他是贴身翻译),才华那么足,只要“世故”一些,他真是“前程无量”。然而,他却有那么大的气魄,敢于断然舍弃这一切,在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写下石破天惊的一笔(在罗马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会上,发表谴责暴力的声明),让同僚们“目瞪口呆”,让同事们“跌破眼镜”,让我突然看到一种“精神爆炸”,并相信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中毕竟深藏着气势磅礴的良心和与舍身取义的境界。

  从维也纳返美之后,我一直想着“舍身外,守身内”六个字,愈想愈有力量。不错,身外的金钱、权力、功名等等再重再大,哪能比得上身内的品质、才华、格调等等。灵山在身内,道德在身内,价值无量的真、善、美以及生命的巅峰全在身内。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内心状态。赵复三先生的这六个字,正是人生真谛,属于上上等觉,上上等菩提。激动之余,我立即写了“舍身外,守身内”一文,投给《明报月刊》。

  事情真巧,就在写作的那几天,北京有一名印刻家,通过纽约的一位朋友找到我,说他要给他尊敬的三位知识分子各刻一枚艺术图章,每个人可以告诉他愿意刻什么句子。朋友告诉我,有人已给李慎之先生想了妙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过些天,朋友又告诉我,赵复三先生愿意刻“舍身外,守身内”六个字。尽管此六字早已娴熟于心,但此时想起,还是再次激烈心跳,并想到,这六个字应当传回国内,让它滋养千秋万代中国子弟的心灵。

  第二绝唱:情怀

  得知赵先生去世消息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他的老伴侣陈晓蔷老师(原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没让我讲几句安慰话,陈老师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说:“昨天他都要走了,拉着我的手,还问苏炜‘国内的情况怎样了?’一辈子都放不下中国。”我知道,这正是真实的赵复三先生,至死都牵挂着海那边的那一片黄土地,那片土地即使有负于他,他也永远不会辜负那里的父老兄弟。在生命一息尚存之际,他的手紧执着陈晓蔷老师的手,而心仍然惦记着让他漂流四方的故国。其实每次电话里通话,赵先生总要问“国内情况怎样了?”。我说我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土地崇拜者,而他呢?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眷念者。但他一再和我说明:我爱国,其实是爱人民。有一回在电话里,他还特别郑重地说,爱国是“爱”国里的人民,“爱”国里的孩子,“爱”国里的同胞,“爱”国里的文化。他的这种爱国“情怀”几乎成了“情结”。二〇〇三年他在《欧洲文化史》译者序言里“夫子自道”,也问“为什么”。然后自己做了一个真实的解释。他写道:

  不久前,诗人怀宗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到海外,不论多久,怎么心里总也放不下中国?当时我回答不出,就像问我为什么爱母亲我回答不出一样。于是,这也成了我的问题。时刻纠缠在脑际,要求回答。

  对于这个时刻纠缠于脑际的问题,赵先生终于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爱国不是只眷念桂林山水,德州烧鸡……。从根本上说是爱中国的广大人民,爱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是中国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放不下的。在历史中真正能够长存的,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实践所结晶成的文化。

  赵先生甚至把“爱国”比喻成呼吸空气,(原话为“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爱国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无可争论。但是,国家不是朝廷,“掌权者一个一个朝代地更迭”,而人民却永生永在。赵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许多折磨,但“当时不管自己怎么遭殃,仍然是爱国的”,然而,他说,爱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人民与文化。正因为这种情怀格外鲜明格外坚韧,所以他的心灵承受不住孩子们的鲜血。他太爱中国的孩子,哪怕明知会舍弃一切桂冠与荣耀,他也要挺身而出保护孩子。赵复三先生漂流海外时已64岁,尽管英文很好,但毕竟要生活在另一种国度和另一种规范之中,每一步都十分困难,然而,他却乐观地面对新的生活。在电话里,他多次告诉我:我的乐观来自我的坦然,我的“问心无愧”。所以在温哥华的报告会上有人问他“出国后悔不后悔”时,他毅然回答:“不后悔”!而且斩钉截铁地说:“我修炼了40多年才写出最后这一笔。”真是出语惊人。作为赵复三先生的老部下和老朋友,我除了知道他写下这一笔时的“气魄”之外,还知道他写了这一笔之后的沉重代价。就以最后这两年来说,他与陈晓蔷老师相濡以沫,但年事毕竟太高了。赵先生终结于八十九岁,陈老师也已八十多岁。那天(七月十六日)陈老师告诉我:“赵先生最后的年月太痛苦了。从去年开始,就吃不下东西,牛奶或稀粥,我一小匙一小匙地喂他,但医生说,不能吃,因为一咽下去就落入肺部或气管里。今年只好在他胃部插管,硬输入一点液汁。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生活,几次要求拔掉管子。但医生要我签字,我不签,万一不行,他的生命岂不是结束在我的手上。”我听了陈老师的叙说,立即想到,像赵先生这样高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年的一声“救救孩子”的呐喊,什么荣华富贵都有,当然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然而,他却在异邦异乡受此磨难。我明白,这一切苦难,全因为他的生性“耿直”,全来自他那“爱孩子”、“爱人民”无量的情怀。从赵先生的例证中,我悟到了:情怀,多么好听的字眼,但情怀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含情脉脉”,它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了实现其爱孩子的情怀,他连自己的胃肠都蒙受了机器的专制。

  第三绝唱:译著

  七月十六日夜,我面对赵复三先生的两部译著:《欧洲思想史》(2003年出版)与《欧洲文化史》(2003年出版),热泪盈眶。这两部新书和我一起进入新世纪,成为我这十多年须臾离不开的书籍。此时我用手指轻轻抚摸它,却如同触到一团火。尽管我看着书籍感到欣慰,因为我在一九九六年把书稿背到香港,否则它的中文版可能会被历史活埋。

  以《欧洲思想史》而言,这部史籍的原著水平就很高。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过程中赵先生竟然作了六次认真的校阅,不让一个错字出现,也不让一个不顺的句子出现。要说又信又雅又达,这书恐怕可谓典范。1996年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先生请我到他的研究所访问两个月,我“趁机”请陈先生帮忙,希望他能够帮助出版这部难得的书稿。他答应并付诸实现。为此,赵先生一再感谢我,而我却觉得这不过是应尽的区区责任,不足挂齿,而且叮嘱赵先生在前言、后记里千万别提我的名字,以让书籍更顺畅地问世。他接受我的意见,但一出版,赵先生立即寄赠给我,并在扉页上写下热情洋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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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比我年长25岁的尊者,如此衷心夸奖我,当然高兴,然而,当我仔细观看时,又是一阵悲伤。因为我发现他写的每一个字都留下书写颤抖的痕迹。于是,我立即打电话问他,您的手是不是写字不方便了?他这才告诉我:已经两年了,手一直发颤,写字时,它总是不听使唤。可是他正是用这双颤巍巍的手一个字一个字把一千多页的两部史籍译成中文。在此次通话中,我特别告诉赵先生,说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话,我已抄录下来,并成为我天天读、天天记的金玉良言了。希尔说:

  任何心灵的活动,若没有一种“面壁十年”的精神是难以开展的。这种弃绝欲念的精神是入世修道僧对人世敞开胸怀时必须具备的特性。

  我还告诉赵先生:我已进入“面壁”、“沉浸”状态了。觉得唯有在面壁沉浸中才能与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灵魂相逢。他听了很高兴,连说:“你出国之后境界更高了。”希尔这段话说得太好了,但因为赵先生的译笔,使它的中文表述如此动人,至少是深深打动我了。

  在《欧洲思想史》的编辑校阅历经了大约五年之久。这期间,《欧洲文化史》(彼得·李伯赓著)也着手翻译并于二〇〇一年完成。那时,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就向时任明报出版社社长的潘耀明兄推荐。耀明兄说,香港市场太小,学术论著更是卖不出去,能否请基金会赞助?事情真巧,我当时与霍英东基金会主席(也是霍英东先生的挚友)何铭思先生是忘年之交,他为人极为正直厚道,而且对我极信赖。他的《何铭思文集》还让我作序。(我的序文题目为“山高海深的故国情怀”)因此,在一次餐会上,就请何先生赞助一下《欧洲文化史》,他一下子就答应赞助10万港元。此事我告诉了赵复三先生,所以他在“前言”与“后记”里都感谢铭源基金会(这是霍英东帮何铭思先生建立的个人基金会)。赵先生还告诉我,他正在寻找最好的欧洲艺术史版本。“有生之年,能把欧洲‘三史’贡献给我们的同胞,就可以安心长睡了。”但我没有看到这一心愿的完全实现,倒是看到他把冯友兰先生的英文本《中国哲学史》译为中文了。此书他翻译得极为用心。尽管有前人的译本,但他的新译更注重还原中国哲学词汇,自然也给中国读者造福了。

  赵复三先生就这样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和蔼可亲却有胆有识的声音了。我意识到此后将更加孤独,然而,他的漂流悲歌却会长久地在我心中回荡。他的境界,他的情怀,他的著述精神,将会继续激励我前行。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我都会常常想到他的光辉名字。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原载《明报月刊》二〇一五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