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周年.运动创伤 | ,无处投递的热爱

运动里凸显的中港对立突然敲醒了他,他从未执著过的“大陆人”身份好像从皮肤底下跳了出来一般,将他标记为“异类”

端传媒记者 Kiki 发自香港 2015-09-26

在港大陸生陳辰。 攝: 張百銘/端傳媒

在港大陆生陈辰。 摄:张百铭/

“这场运动把我和香港人隔开了。”22岁的湖南男生陈辰说。

今年是陈辰在香港生活的第5年。因为家庭原因,他从小就不停搬家,总是漂来漂去,过去几年才定居香港,逐渐爱上这个城市。2014年香港发生的雨伞运动,在陈辰看来关乎香港的未来,他就这样抱着纯粹的热诚,投入到旺角街头。

但令陈辰始料未及的是,伴随这场运动而来的,还有进一步加深的中港矛盾。矛盾起于政治,关乎民生,蔓延至日常生活。陈辰突然发现,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年轻人,当他想要表达对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认同和支持时,要跨越重重障碍。

但在情感上,他舍弃不下香港。“我也可以移民去其他地方,但不想去。”陈辰说,“香港已经成为我生命历程中不可抹却的一部分。”一年过去,他说起那场运动和香港的未来还是忍不住叹气,显得忧心忡忡。

为什么我不去和那些受伤的人在一起?

“我每次从住的地方往港岛那边眺望,都很难过。”陈辰说。

陈辰住在九龙,与同学合租房子。自去年以来,他从窗边望向海对岸的港岛,常常会想起那曾经汹涌的人潮和香港未知的未来,心里感觉压抑。
5年前,刚刚高考完的他在香港和北京之间选择了前者。他出生于小公务员家庭,在北京的亲戚对他说,如果他在大陆读大学,毕业后就可以考个公务员,或是进入国企。而他拒绝这种像程式一样预先写好的人生。

和许多来自大陆的学生一样,那时陈辰对香港几乎一无所知。他更想不到,2014年10月,他会坐在旺角街头,卷入一场港人向北京争取民主与普选的运动。

2014年9月,本科刚毕业不久的陈辰初次去了添马公园的罢课现场。他说,自己当时是抱着“见证历史的心态”。

早在高中时期,陈辰就从历史资料中了解了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在陈辰印象中,社会运动似乎总是伴随着流血。来港以后他参加过几次纪念六四事件的烛光晚会,起初觉得很受用,慢慢却觉得,单纯的纪念也改变不了什么。

2014年9月28日,87颗催泪弹在金钟落下,极大加剧了陈辰对运动前景的忧虑。“我有一种历史在眼前闪现的感觉,就像1989年,四二六社论出来之后,第2天全世界华人大游行,大家都感觉要胜利了,乃至五一游行也是,可是谁知道后来就变成这样子。”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历史,“有这种前车之鉴,我好像知道运动一定会失败,但是却无能为力”。他非常害怕运动会走向和六四一样的结局,“非常,非常地害怕流血”。

为什么我不出去?为什么我不去和那些受伤的人在一起?—— 陈辰

看着催泪弹落在人群中间的场景,陈辰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他清楚,自己以大陆人的身分去参加这种社会运动,可能有危险。但他还是一遍遍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出去?为什么我不去和那些受伤的人在一起?”10月,他终于还是去了。那时的占领区已经满地帐篷,站在马路中央的义工给了他一个口罩、一条毛巾。从这时起直到运动结束,他时不时留守旺角,零点过后才回家。

10月4日,旺角占领区遭反占领人士冲击,拆台、打人、流血,而在金钟,有传闻说催泪弹和武器弹药进了特首办和政总,陈辰感觉“就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了一样,就像八九之前的军队调动”。也是在这一天,本有可能的学生与政府对话也被取消。与此同时,又有人传出商人利用占中牟利的阴谋论。陈辰从旺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家中,恐惧、压抑、担忧的心情积郁在心中却无处抒发,只好提笔给美国的朋友写信:“事态总往不好的方向发展,祸不单行。”

为了缓解复杂的情绪,陈辰开始翻找各种与香港有关的资料,试图寻找一种可能的出路。“如果找到的话,为之奋斗50年也未尝不可。”他说总觉得自己头上有一股霾,阴沉沉的,“香港笼罩在一片乌云下”。后来他发现香港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解的”,但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停下来。他去茶餐厅吃饭,食客们个个谈论“占中”;走在街上,眼见“我要真普选”和“占中乱港”的标语和海报针锋相对,无孔不入;电视、报纸、社交网络,满是关于运动现场的消息……大事正在发生,关心香港的他,无处可逃。

在港陆生的圈子里参加运动的人并不太多,他不知道自己能将这些处境和感受说给谁听。家人则一早告诫他,不要掺和这种事,他于是也瞒得辛苦。而本地同学则都在自己圈子里集体行动,随着运动的推进,“香港人”的身份口号越来越响亮。

他这个为香港失眠的大陆人,好像一颗冲上了岸的贝壳,虽然被同一股浪潮推着,日日都共同进退,却还是在无数白沙中显得突兀。他每天沉默地坐在街头,夜晚失眠便起来一遍一遍地重看催泪弹落下的片段,艰难地自我消化。他不断告诉自己,考虑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不如不要再想,“你是救不了人的”。但他停不下来。

每一个毛孔都可以感觉到别人的目光

在雨伞运动之前,陈辰早已融入香港生活。在来香港之前,他从没有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3年以上。他独自在这座城市度过了18岁到23岁的青春年月。

他粤语讲得流利,熟悉红磡的每一条街道,爱和茶餐厅的老板娘聊天。黄埔街上有一家他最钟意的二手漫画店,里面的收藏比他在大陆看到的任何一家都多。他参加本地的社会运动,“我认同香港的价值观念。”

陈辰曾经感觉香港很包容他,让他生活没有阻碍。偶尔回到大陆,反而有许多不适应。2014年夏天,陈辰大学毕业,没想过回去,也并不想移民去其他地方,只想找一份工作,安定在这里。他不觉得香港是他的异乡。

在大陆要小心自己的财物,在香港要小心周遭的目光。—— 陈辰

但就在他与香港休戚与共的愿望达到峰值的这个夏天,雨伞运动所凸显的中港矛盾甚至中港对立突然敲醒了他,他从未执著过的“大陆人”身份好像从皮肤底下跳了出来一般,将他标记为人群中的“异类”。不知从哪一天起,他感觉在香港要小心翼翼。

“在大陆要小心自己的财物,在香港要小心周遭的目光。”陈辰说。

作为一场港人向北京争取民主的运动,雨伞运动的矛头从一开始就对准了罗湖桥以北,那个管制着整个中国的中央政府。但这一次,来自罗湖桥以北的陈辰,却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北京的对立面。他感觉自己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调转了矛头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营,指向自己出身之处;但另一方面,在香港人呵斥、质问、指责中国大陆、中央政府时,他又感觉自己和这个香港人所不满的庞然大物脱不了干系。

“我毕竟是那里来的。”陈辰说,这场运动让他前所未有地意识到“站队”的迫切性,逼得他每天都必须做出“”还是“大陆”的选择,中港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让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立足的中间位。

“这是政治运动,但具体的议题都是本土权益,挤占生存空间等等。”陈辰说。运动期间他在旺角长驻,接触的大多是市民阶层,亚皆老街的麦克风里不时传出本地工人对大陆的不满,包括“升学和移民政策向大陆人倾斜”、“逼香港人喝东江水”、“水货客阻住路”等等。这些比“真普选”更生活化的诉求,与港人对中央政策的诸多不满叠加在一起,使得陈辰第一次感受到了“他们”与“我们”的清晰对立。

从前在学校,他也见到过内地生被排斥或者发生不好的事就先责怪内地生的情况,但不以为意。当时他从未感觉这些矛盾会让香港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但运动中集中爆发的中港矛盾放大了他的触感,令他“每一个毛孔都可以感觉到别人的目光”。

一方面,他调转了矛头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营,指向自己出身之处;但另一方面,在香港人指责中国大陆、中央政府时,他又感觉自己和这个香港人所不满的庞然大物脱不了干系。

他开始注意,与人交谈绝不讲半句普通话,竭力隐藏自己的广东话口音。所有香港人强调的行为规范如地铁上不能饮食、搭电梯靠右等等,虽然从前他也会遵守,但运动之后就更是绝不会逾越半步。“虽然我在这里住了这么久,外表看起来已经和一个香港人没什么区别,但我还是很警惕他人的目光,觉得他们会看出我是大陆人。”

他还多次想过,自己要是在街头遇上大陆童便溺的事,会怎么处理呢?如果自己住的这一区发生反水货客游行,只要是有大陆口音的人都可能被无差别指骂,那他又该怎么办呢?

在和这座城市愉快地相处了4年多之后,他终于体会到身分印记的难以消除。他切身地体会到,他在哪里出生,带什么口音,原来会如此令身边的人介怀,原来会被轻易地定义,仿佛因为他是大陆人,他就什么都不懂,就会在地铁上吃东西,就会在街头便溺。

和不少参与运动的大陆人一样,陈辰感觉自己明明在心理和行动上都贴近香港,在现实中,却因身分的“原罪”被香港推开。

同样是在街头,我们有什么不同?

这种处在夹缝中的尴尬境地一直延续到陈辰的工作中。

运动结束后,他在香港的一间书店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却因中港矛盾在生活中的具体延续而产生巨大压力,一度求助于心理医生。接受采访时,他已经大致恢复,但谈起那段时光仍感觉相当沉重。

他承认自己在运动结束后变得有些“被害妄想”,总觉得同事和上司似乎对他有些“特别”,总是对他强调香港的工作模式与内地不同,觉得他又不懂规矩,又没有经验,做不好工作。他感觉自己作为在港工作的大陆人,好像有抢占生存空间的“原罪”,无论工作中发生什么事都觉得是自己的错。为了证明自己,他连续两周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发疯般地努力工作。这为他换来很好的工作成绩,但也令他暴瘦15斤,躁郁、怪诞,甚至产生了轻微的精神分裂。朋友问,“你到底怎么了?你怎么都不像你了?”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死了”,终于辞掉了这份工作。

陈辰说自己不会因此去责怪什么。“我不会去责怪运动不好,或者运动给我造成的创伤不好,或者同事不好。我只会觉得一件事推导出另一件事,放大了某个部份,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暴露出来。或许暴露的是我自身的负面,也是有可能的。”

他也曾反思过,同样是在街头,自己和身边的香港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他也认同香港人的身份建构,认同占领区强调的核心价值,“但那真是我自己的原动力吗?”他甚至反问自己,“我有时候会怀疑,也许我只是为自己个人的发展而考虑?他们才是真正的为香港考虑?”

2010年,当陈辰跨过深圳湾的时候,他还有些犹疑,不知道自己又会在这个迁徙地停留多久。那时的他走在香港,感觉飘飘然,似乎不是很确信自己在此生活的意义。5年过去,他仍然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在香港,也许只是因为这里“有高楼但没有高墙”。

陈辰依然忧心香港,觉得运动结束之后许多人的热情消退,社会现实却没怎么变。不过他也终于调适心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要在这座与个人命运连结的城市努力生活下去。“大家都看不到出路,都想着逃离时,急躁和绝望的雾气才会笼罩在维港上。”陈辰说,他努力与自己的身份和解,“能出一份力的时候,就要为一个更好的香港出一份力”。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