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港 | 沈蒔:为什么明星被逼迫爱国

9月3日,中国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大阅兵”之际,美籍华裔歌手范玮琪在个人微博上晒双胞胎儿子的照片,遭到了网友的抨击,四万多条评论排山倒海,整体上看绝大部分都是在谩骂:“你不发阅兵的照片,居然发你儿子的照片!你不爱国!”、“你不感动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不爱国,你滚出中国!”。9月4日晚,范玮琪发文称:“真是对不起,因为分享了一张儿子的照片,让大家不高兴了!”

更有趣的是范玮琪并非特例,许多没有发阅兵图片、没有在微博上贴红旗的各界明星的微博评论栏里,都云集着成千上万条辱骂,比如赵薇、林志玲、大S、SHE、蔡康永、何润东等艺人,都被一片“不爱国、”“不配当中国人”、“取消关注”、“你令人失望”……类似的评论包围着,仅仅是因为他们发微博说:今天我拍的戏杀青了,今天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今天天气不错……

相关微博评论被截图传到墙外后,时政漫画家变态辣辣椒表示:“这个国家真可怕,这样疯狂的民众比什么导弹都吓人 ”。

大致上看这种气氛的确怪异,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一、偶像崇拜。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崇拜并非只限于光环效应,还有排他(以排他来体现拥护)。比如同样是歌迷,假设A群体是范玮琪的粉丝,B群体是蔡依林的粉丝,如果蔡依林表达了政治立场而范玮琪没有,那么对范玮琪的排斥便会以此为理由形成。为什么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呢,因为范玮琪的粉丝(维护她的人)并没有在评论中明显形成阵营。这是预设了一个前提;新浪的审查没有删除任何一条评论,但无法确认是否真的没有删除内容(删除是常态),于是这种可能性虽然小,但依旧存在。

另一个预设的前提是:这些留言者都是普通网民而不是带着任务的五毛。偶像崇拜是一种精神依赖,当个体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喜欢却无力实现的技能时,便以赋予崇拜之情的方式来弥补自身欠缺的不足。不论个体出于什么立场目的,当他们赋予自己的依赖对象以一种全方位的定义时,便会出现类似站队的需求——“你应该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精英崇拜是危险的,不论是对哪个领域的精英,只要这种需求存在,即便谴责既有的精英,也不过是在寻求更完美的依赖对象,都属于独立能力不足。

二、。这种可能性比前一种稍大一些,每当敏感时段,五毛团队都会接受相关任务,包括舆论引导、舆论氛围的营造等,使用针对性攻击和互相支持两种方式。但他们为什么盯着范玮琪、林志玲等艺人,而不是王思聪、韩寒等大V呢,或许和大陆封锁持政治反对立场的艺人有些关系。去年香港雨伞革命后,网络传出消息指:“中宣部封杀支持占中的香港艺人”。

媒体封杀是传播领域极权的重要表现。演艺人士的价值与他的受众数量息息相关,封杀实质上是经济惩罚,针对的却是其政治主张;而在大陆“党有”环境下,这种处理方式又包含着强烈的行政处罚意味。封杀具有的未经审理、不容分辩、无处申诉等特征,体现的是极权暴力治理思维和政治问题经济化、刑事化、行政化的非法手段。

演艺人士固然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他们在参与政治活动时的表现受到的是与其他政治参与者相同的检验,这也是那些与极权同流合污的演艺人被唾弃的原因。他们有影响力、号召力,不是被处罚(封杀)的理由,而只是极权对他们的行为与影响力、号召力相结合的恐惧。那些没被封杀的艺人们被视作通过了政审的过滤,政审是持续存在的,每个敏感时段都是“检验”的时刻,用逼迫表态的方式施压,以令其感受到与极权勾兑就要时刻负起“政治队形的责任”。

三、反讽。这种猜想是基于上述中封杀令的存在。如果有网民为那些被封杀的艺人鸣不平,有可能使用高级黑的方式谴责这些顺应极权审查的明星艺人,潜台词:“不爱国的人被封杀了,没被封杀的为什么也不爱国?你们必须强烈表达爱国感情,否则不公平”。这是极权划定的利益准入框架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观概念。

四、跟风从众。从众习惯与社会政治体制属性有密切关系,跟风在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中是很鲜明的,个体容易被某种环境趋势所引导,于是只要能形成趋势就有带动的可能,也是当局在网络维稳中使用五毛大军的目的——以期在特定情况下形成舆论趋势。

有很多社会心理学实验可证,从众的个体如果脱离群体单独做出的判断的准确率平均超过98%,也就是说,从众的个体并不需要用从周边获取的信息做判断标准,那为什么他们在群体中时独立意识被淡化了呢?规范性压力应该起到了作用,即便周边都是陌生人,对个体来说成为孤独异议者的恐惧也是强烈存在的,于是导致了顺从,至少某些时候是如此。

即便人们知道自己的所做是错的,但依旧顺从,这样看起来不会显得太特殊或像个傻瓜(少数服从多数的歪理又没原则的发挥效力了)。显然,与民主体制的信息型社会相比,极权霸权的规范性社会的压力导致人们公开的顺从而私下反对,也是为什么网络舆论分析数据不能完全用来预测实体社会行为的原因之一,很多具体情境的转变足以区别态度和行为。此外“具体重要性”的作用同等显见,也就是说具体到事件上,对个体来说判定其实际意义大小是导致从众或独立的关键条件之一。比如对个体来说网络表态的重要性肯定没有股市盈亏更高,在网络上习惯于随大流的资深股民,在股市中的表现应该不会借鉴周边小散的意见,哪怕他们在一窝蜂的交易。

网络中的“去个体化意识”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鲜明,因为即便实名制环境明确,一定程度上人们也不需要为自己的态度负责,个体责任感缺失是解释服从行为研究结果的关键。保持正误的重要性下降的同时,“混个好人缘”的重要性就提升了。总之,如果从众的假设确实,那么在范玮琪等艺人微博下的留言并不能完全代表诸多个体的真实态度。

综上四种可能性,究竟哪一种才是事实?或许无法准确判定,更有可能的是它们在整体上同时存在,甚至在个体身上同时存在——比如拿任务的五毛本身有偶像崇拜、有反讽目的的网名在看到舆论环境趋势后出现从众行为等等,外界看到的一窝蜂式谴责是这四种可能性叠加在一起形成的现象。分析社会情境对个体和群体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并非仅限于考虑如何优化或杜绝弊端,更意在合理利用这些效应来促成有益的群体行为。